粵港澳大灣區確實有些體制機制障礙，對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便捷流動有一些規則的限制。 目前的關鍵是，怎麼能更好地把“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和天然形成的大灣區的優勢更加聚集起來，將其能量聚集起來，形成一個更加強有力的增長。
朱麗娜 博鰲報導
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再次描繪了建設世界級灣區的美好藍圖。
“在亞洲發展大局裡面，粵港澳大灣區有十分特別的意義。由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已經提升到國家戰略發展層面，它的成功將決定於它的創新能否為這個灣區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動力，以及發揮中國與亞洲其他地區，以及全世界的重要聯繫。”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4月9日在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粵港澳大灣區分論壇時表示。
她在會上透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規劃很快將要出台，目前粵港澳三地政府正籌備舉行宣講會，準備一道去海外進行推廣。 她表示，隨著香港開通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等重大跨境基建，將實現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進一步促進大灣區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
今年3月7日在參加全國人大廣東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廣東抓住粵港澳大灣區的重大機遇，攜手港澳，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的城市群，這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明確了發展的目標，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林鄭月娥坦言：“要建設舉世矚目的粵港澳大灣區，中央的大力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我們三地政府現在也希望能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出台以後，中央有一個高層次的領導指導我們的工作，為我們排憂解難，把這個事情做好。”
“納入大灣區規劃的範圍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珠三角的九個市是我國綜合實力最強，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土地面積達5.6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約6800萬，均居世界四個大灣區的首位。”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論壇上表示。
馬興瑞介紹，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的經濟總量，達到10萬億人民幣，擁有16家世界500強的企業和3萬多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
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確實有一些體制機制障礙，對於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便捷流動有一些規則的限制。 目前的關鍵是，怎麼能更好地把“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和天然形成的大灣區的優勢更加聚集起來，將其能量聚集起來，形成一個更加強有力的增長。
在南豐集團CEO、香港前財政司長梁錦松看來，人才是知識經濟、創新經濟中最重要的角色，如何培養、留住、吸引人才，都是政府需要去思考的問題。
“粵港澳大灣區，在三地之間過關是需要排隊的。我經常到深圳開會，如果每天花在過關上的時間太久，就影響人才發揮的能力。建議三地政府為人才頒發’大灣區證件’，用高科技的過關方式，減少通關時間。”梁錦松表示。
同時，梁錦松指出，內地個人所得稅稅率較高也是很多港澳人才去內地發展面對的障礙之一。 據悉，目前港澳居民如果在內地一年內居住超過183天，就需要每月繳交5%至45%的所得稅，而同時也需要向香港稅局繳交薪俸稅。 此外，目前在內地工作或就讀的港人及其家屬雖然是中國籍公民，都被視為“境外人士”，無法以國民待遇享受內地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
打造世界級科創中心
馬興瑞認為，成為國際性的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是一個主攻方向。 因為粵港澳大灣區跟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紐約灣區相比，最大的短板就是在這個方面。 “我們恰恰是在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包括聚集人才上能夠佔領制高點上。”
馬興瑞坦言，香港能夠在特有的條件下，配置全球的創新資源要素，其能力在大灣區裡面是最強的。 “香港和澳門有一大批的科學家，有很好的原始創新的能力，這個有機的結合作用巨大。現在要打造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成為一個綜合的、世界級的科技創新中心。”
至於如何將大灣區內現有的三個自貿區的互聯互通進一步提升，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在論壇上認為，大灣區裡面有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可以建一個自由貿易區聯盟，先讓這三個試驗區和香港、澳門對接，先行先試一些新的做法。 “在一些有關貿易的做法上，例如關稅的對接，包括其他方面的互聯互通，都可以在這三個區域建起來。”
樊綱表示，香港亦可藉大灣區建設將本地大學科研技術進行轉移，與“中國矽谷”之稱的深圳進行角色互補。 目前香港與深圳的創新科技發展各有優勢，香港科研由大學主導，多從事上游尖端的研究，但本地製造業北移，使科研缺乏中游轉移及下游生產，而深圳科研則由產業主導，著眼於中下游應用研究。
以匯豐銀行為例，近日該行宣佈在廣東及香港設立專注服務創新科技企業的服務團隊，以拓展珠三角地區高科技行業帶來的商機，並通過更緊密的粵港聯動為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提供金融支援。
據悉，過去3年該行在廣東地區的高科技企業客戶數量增長超過一倍，未來“創新與科技業務團隊”將專注服務科技創新企業，尤其是新經濟領域內的中小企業。
突破香港人力、土地局限
對於作為國際金融、物流、航運中心的香港而言，粵港澳大灣區亦將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幫助其突破自身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各種瓶頸。
林鄭月娥指出，無論是在創新或者是在聯繫方面，香港都可以為大灣區做出重要的貢獻。 首先，“一國兩制”這個創新的政策方針，就是粵港澳大灣區獨特的優勢。 粵港澳三地會更好地發揮各自的優勢形成互補打造新的增長點。 第二，香港擁有自己的經濟、社會制度法律，加上自由開放的市場、優良的法制傳統，以及跟國際標準高度接軌的營商環境，一方面將國際的企業引進大灣區，另一方面助力內地的企業走出去。
香港既聚集了大量專業服務和國際人才，又擁有“一國兩制”的安排賦予的製度優勢，是跨國企業進入亞洲及中國內地市場的理想平台。 截至2017年6月底，香港共有3752家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代表其位於香港以外地區的母公司負責在中國內地及亞太區的業務。 事實上，香港近年已成為廣東企業“走出去”的首選融資平台之一，截至2017年年底，廣東企業佔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約21%。
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貨運量第一、客運量第三的機場，同時有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並擁有5所名列全球100強的大學和優秀的科研能力及文化藝術樞紐。
林鄭月娥表示，把香港有優勢的產業、醫療和教育落戶在大灣區，“要進一步發展，空間很重要，香港目前就是沒有這個空間，（香港）現在經濟發展的兩大局限，一個是土地，一個是人力，人力包括人才或者其他的人力資源。對我們來說，大灣區的出現尤其是現在已經提升到國家的戰略層面，馬上解決香港進一步發展的局限。”
至於大灣區內11個不同城市之間如何進行分工與協調，她坦言：“香港和其他大灣區城市的重疊不是很厲害。除了港口以外，香港在金融服務業方面，無論是融資、投資，還是發債都是我們的強項。
此外，香港可以進行我們的研發、轉化和孵化。 而且，其他的大灣區的城市，無論是生物醫藥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需要融資或者上市又回到了香港來，大灣區是一個很好的方程式，讓每一個地方發揮它的優勢。 ”
對澳門在大灣區內的角色和定位，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在論壇上表示：“我們的人數不多，地方不夠，我們也要尋求發展的空間，不可能每一個合作都是全面的合作，必須要精準。澳門在大灣區裡如何發揮作用，必須通過深度的研究。廣東省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產業特徵，我們必須看哪方面可以補充人家的短板，更重要的是符合國家所需，區域所需，精準地發力。”
（編輯：趙海建）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