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理工大學團隊利用研發的模型,按數據預測Omicron變種病毒在本地擴散情況,指香港未來七天平均發病風險上升。團隊預計高風險地區將會增加,由現時的九龍塘、北角、銅鑼灣、跑馬地、大埔及屯門六個地區,增至包括沙田、九龍灣、觀塘、荃灣及元朗等11個地區。

 

理工大學花十年研發的擴展加權核密度模型,可根據Omicron個案居住、到訪地點、人口流動、疫苗接種比率等數據,協助預測新冠肺炎在不同空間位置的發病風險,曾用作分析Omicron在南非傳播情況。研究發現香港Omicron發病高風險地區不斷擴大,由是日最高危的九龍塘、北角、銅鑼灣、跑馬地、大埔及屯門六個地區,未來一周將增至包括沙田、九龍灣、觀塘、荃灣及元朗等11個地區。

理大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長史文中表示,比較模型預測結果及真實出現個案的數據,指模型的預測準確率逾八成。

團隊建議,政府於未來一周要將疫苗及檢測資源投放於較高風險區域,包括建議重開聖保祿醫院、天暉路體育館及友愛體育館的疫苗接種站,並籲市民暫時減少在有關高風險地區的非必要出行。

理大團隊建議,政府於未來一周要將疫苗及檢測資源投放於較高風險區域,包括建議重開天暉路體育館的疫苗接種站。

 

 


食環署食安中心3日宣佈,兩批比利時進口的瓶裝啤酒可能含玻璃碎片,呼籲市民不要飲用。進口商指,已停售及回收受影響的2,160箱產品。生產商表示,問題包裝瓶由玻璃瓶製造商生產,屬於包裝缺陷。

 

該款需回收的Stella Artois啤酒來自比利時,屬於同款的330毫升瓶裝。(生產商相片)

涉事的比利時啤酒Stella Artois ,由INBEV Belgium NV生產,百威啤酒香港有限公司獨家進口,屬於330毫升瓶裝,有關產品批次顯示的「此日期或之前最佳」分別為2018年9月15日(package code: 55, time stamp: 23:00-23:59)及2018年9月16日(package code: 55, time stamp: 0:00-18:00)。食安中心發言人呼籲購入受影響批次產品的市民停止飲用。

食安中心表示,透過恒常監察食物事故系統,得悉加拿大有關當局的通知,指該款啤酒產品可能有玻璃碎,正回收多個批次,隨即與本港主要進口商和零售商跟進。中心又接獲上述產品進口商通知,表示曾進口有關批次的受影響產品及主動展開回收。中心會就事件通知業界,繼續跟進事件和採取適當行動,會續調查事件。

啤酒商:回收屬預防措施

Stella Artois啤酒全球品牌副總裁回應,指可能受影響的啤酒瓶數量很少,回收產品只屬預防性措施,技術專家團隊正與玻璃瓶生產商合作,確保可解決生產缺陷的問題。

市民可於辦公時間致電進口商熱線2923 8666,查詢產品的回收事宜。


英國著名塗鴉藝術家Banksy近日在倫敦皇家司法院外牆畫上新作,吸引不少人朝聖,然而作品已被當局用黑布和欄杆圍起,料將被依法清除。

Banksy的新作自周一(8日)起在倫敦皇家司法院外牆上出現,只見一名法官手持木槌作勢要打躺在地上手持標語的示威者,令人懷疑作品意在指法庭打壓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法院已表示會清除畫作。

 

 


央視報道稱,烏克蘭的頓涅茨克、盧甘斯克、扎波羅熱、赫爾松四地公投入俄結果公佈,四地各自選民對加入俄羅斯聯邦的讚成率分別為:99.23%、98.42%,93.11%,87.05%,四個地區的投票率都超過法律規定的50%門檻,公投結果可認定為有效。

 

烏克蘭四個地區——頓涅茨克、盧甘斯克、扎波羅熱、赫爾松各自的入俄公投在周二(27日)下午正式結束。據當地選舉委員會當晚公佈的投票結果,頓涅茨克、盧甘斯克、扎波羅熱、赫爾松各自選民對加入俄羅斯聯邦的讚成率分別為:99.23%、98.42%,93.11%,87.05%。

央視報道稱,這些地區選舉委員會數據顯示,此次公投四個地區的投票率都已經超過法律規定的50%門檻,公投結果可認定為有效。

俄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當天在社交平台發文稱:「公投結束了,結果很清楚。歡迎回家,歡迎回到俄羅斯!」烏克蘭方面則斥責公投是鬧劇。


Omicron變種病毒殺入香港社區,並爆發多條傳播鏈,港府宣佈全港小學及幼稚園周五(14日)或以前暫停面授課程,直至農曆新年假期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周二(11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見傳媒,指幼稚園及小學最快可以選擇周三(12日)暫停面授課程,若有需要,學校可以利用兩、三天作準備,最遲周五(14日)暫停面授課程,直至農曆新年假期後。

 

 

她指,因應出現最少3宗幼童確診個案,而他們在確診前亦有上學,其緊密接觸的老師和同學都需隔離,認為情況不理想。林鄭月娥擔心,社區存在隱形傳播鏈,有傳播風險,加上近日有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情況,病徵與Omicron病毒接近,故宣佈幼兒中心、幼稚園及小學,最遲周五(14日)起要暫停面授課。

她表示,中學生的自理能力較佳,會仍然繼續面授課程及相關防疫安排,將他們的影響減至最少。

港特首宣佈停面授課,即睇〉〉〉〉


粵港澳大灣區確實有些體制機制障礙,對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便捷流動有一些規則的限制。 目前的關鍵是,怎麼能更好地把“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和天然形成的大灣區的優勢更加聚集起來,將其能量聚集起來,形成一個更加強有力的增長。

朱麗娜  博鰲報導

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再次描繪了建設世界級灣區的美好藍圖。

“在亞洲發展大局裡面,粵港澳大灣區有十分特別的意義。由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已經提升到國家戰略發展層面,它的成功將決定於它的創新能否為這個灣區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動力,以及發揮中國與亞洲其他地區,以及全世界的重要聯繫。”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4月9日在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粵港澳大灣區分論壇時表示。

她在會上透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規劃很快將要出台,目前粵港澳三地政府正籌備舉行宣講會,準備一道去海外進行推廣。 她表示,隨著香港開通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等重大跨境基建,將實現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進一步促進大灣區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

今年3月7日在參加全國人大廣東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廣東抓住粵港澳大灣區的重大機遇,攜手港澳,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的城市群,這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明確了發展的目標,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林鄭月娥坦言:“要建設舉世矚目的粵港澳大灣區,中央的大力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我們三地政府現在也希望能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出台以後,中央有一個高層次的領導指導我們的工作,為我們排憂解難,把這個事情做好。”

“納入大灣區規劃的範圍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珠三角的九個市是我國綜合實力最強,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土地面積達5.6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約6800萬,均居世界四個大灣區的首位。”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論壇上表示。

馬興瑞介紹,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的經濟總量,達到10萬億人民幣,擁有16家世界500強的企業和3萬多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

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確實有一些體制機制障礙,對於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便捷流動有一些規則的限制。 目前的關鍵是,怎麼能更好地把“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和天然形成的大灣區的優勢更加聚集起來,將其能量聚集起來,形成一個更加強有力的增長。

在南豐集團CEO、香港前財政司長梁錦松看來,人才是知識經濟、創新經濟中最重要的角色,如何培養、留住、吸引人才,都是政府需要去思考的問題。

“粵港澳大灣區,在三地之間過關是需要排隊的。我經常到深圳開會,如果每天花在過關上的時間太久,就影響人才發揮的能力。建議三地政府為人才頒發’大灣區證件’,用高科技的過關方式,減少通關時間。”梁錦松表示。

同時,梁錦松指出,內地個人所得稅稅率較高也是很多港澳人才去內地發展面對的障礙之一。 據悉,目前港澳居民如果在內地一年內居住超過183天,就需要每月繳交5%至45%的所得稅,而同時也需要向香港稅局繳交薪俸稅。 此外,目前在內地工作或就讀的港人及其家屬雖然是中國籍公民,都被視為“境外人士”,無法以國民待遇享受內地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

打造世界級科創中心

馬興瑞認為,成為國際性的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是一個主攻方向。 因為粵港澳大灣區跟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紐約灣區相比,最大的短板就是在這個方面。 “我們恰恰是在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包括聚集人才上能夠佔領制高點上。”

馬興瑞坦言,香港能夠在特有的條件下,配置全球的創新資源要素,其能力在大灣區裡面是最強的。 “香港和澳門有一大批的科學家,有很好的原始創新的能力,這個有機的結合作用巨大。現在要打造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成為一個綜合的、世界級的科技創新中心。”

至於如何將大灣區內現有的三個自貿區的互聯互通進一步提升,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在論壇上認為,大灣區裡面有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可以建一個自由貿易區聯盟,先讓這三個試驗區和香港、澳門對接,先行先試一些新的做法。 “在一些有關貿易的做法上,例如關稅的對接,包括其他方面的互聯互通,都可以在這三個區域建起來。”

樊綱表示,香港亦可藉大灣區建設將本地大學科研技術進行轉移,與“中國矽谷”之稱的深圳進行角色互補。 目前香港與深圳的創新科技發展各有優勢,香港科研由大學主導,多從事上游尖端的研究,但本地製造業北移,使科研缺乏中游轉移及下游生產,而深圳科研則由產業主導,著眼於中下游應用研究。

以匯豐銀行為例,近日該行宣佈在廣東及香港設立專注服務創新科技企業的服務團隊,以拓展珠三角地區高科技行業帶來的商機,並通過更緊密的粵港聯動為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提供金融支援。

據悉,過去3年該行在廣東地區的高科技企業客戶數量增長超過一倍,未來“創新與科技業務團隊”將專注服務科技創新企業,尤其是新經濟領域內的中小企業。

突破香港人力、土地局限

對於作為國際金融、物流、航運中心的香港而言,粵港澳大灣區亦將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幫助其突破自身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各種瓶頸。

林鄭月娥指出,無論是在創新或者是在聯繫方面,香港都可以為大灣區做出重要的貢獻。 首先,“一國兩制”這個創新的政策方針,就是粵港澳大灣區獨特的優勢。 粵港澳三地會更好地發揮各自的優勢形成互補打造新的增長點。 第二,香港擁有自己的經濟、社會制度法律,加上自由開放的市場、優良的法制傳統,以及跟國際標準高度接軌的營商環境,一方面將國際的企業引進大灣區,另一方面助力內地的企業走出去。

香港既聚集了大量專業服務和國際人才,又擁有“一國兩制”的安排賦予的製度優勢,是跨國企業進入亞洲及中國內地市場的理想平台。 截至2017年6月底,香港共有3752家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代表其位於香港以外地區的母公司負責在中國內地及亞太區的業務。 事實上,香港近年已成為廣東企業“走出去”的首選融資平台之一,截至2017年年底,廣東企業佔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約21%。

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貨運量第一、客運量第三的機場,同時有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並擁有5所名列全球100強的大學和優秀的科研能力及文化藝術樞紐。

林鄭月娥表示,把香港有優勢的產業、醫療和教育落戶在大灣區,“要進一步發展,空間很重要,香港目前就是沒有這個空間,(香港)現在經濟發展的兩大局限,一個是土地,一個是人力,人力包括人才或者其他的人力資源。對我們來說,大灣區的出現尤其是現在已經提升到國家的戰略層面,馬上解決香港進一步發展的局限。”

至於大灣區內11個不同城市之間如何進行分工與協調,她坦言:“香港和其他大灣區城市的重疊不是很厲害。除了港口以外,香港在金融服務業方面,無論是融資、投資,還是發債都是我們的強項。

此外,香港可以進行我們的研發、轉化和孵化。 而且,其他的大灣區的城市,無論是生物醫藥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需要融資或者上市又回到了香港來,大灣區是一個很好的方程式,讓每一個地方發揮它的優勢。 ”

對澳門在大灣區內的角色和定位,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在論壇上表示:“我們的人數不多,地方不夠,我們也要尋求發展的空間,不可能每一個合作都是全面的合作,必須要精準。澳門在大灣區裡如何發揮作用,必須通過深度的研究。廣東省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產業特徵,我們必須看哪方面可以補充人家的短板,更重要的是符合國家所需,區域所需,精準地發力。”

(編輯:趙海建)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


天水圍天恩邨一對母子,被指13年前申請公屋時未有如實申報資產,香港房屋署經查證後,去年11月向其發出「遷出通知書」,雖其就診的青山醫院證明書,曾建議應容許二人繼續居住公屋單位,但上訴失敗,兩母子其後先後墮樓亡。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回應時表示對事件非常難過,強調房委會已人性化、在情理兼備之下處理個案。

何永賢:已給予多次機會申報

何永賢早上(9日)在電台節目表示,據其了解同事在整個過程中已盡力協助該對母子,當知悉上訴委員會要發出遷出通知書時,已即時轉介個案至社會福利署,由社工提供支援。當中亦明確指出「遷出通知書」是因他們涉及瞞騙,沒有申報資產超出限額,因而需要遷出 ,但同時亦給予他們時間搬遷,換句話可暫緩遷出,直至他們找到一個安身之所,並得到他倆同意幫助申請寶田中轉屋。

何永賢並解釋,事件緣於該對母子在2012年申請公屋時,多次申報中都漏報擁有土地,而該兩幅土地的價值估值70多萬元,加上其的資產總值超過限額,不符申請公屋資格。何永賢形容已給予多次機會申報,仍出現瞞騙,故資料交到上訴委員會時,由獨立運作的上訴委員會審視資料後,已考慮整體原因,在情理兼備之下,盡量作出平衡而決定發出「遷出通知書」。

她指,針對特殊需要住戶個案,日後會向房署職員提供訓練,讓他們加強對住戶的認知,「要佢哋同住戶溝通多啲、再細心啲」,及如何處理情緒比較容易敏感的住戶等,亦會提醒同事執行細節。

何永賢重申,上訴委員會是個很獨立的機制,房委會的角色如秘書處只提供協助,處理文件文書。上訴委員會連主席在內共有130名成員,來自社會各界,包括有法律背景人士、律師、社工、教育界及專業人士,審裁小組每次由主席委任3人組成。處理今次個案的有兩名律師,其中一人有社工背景,整個制度很完整。本年首7個月內,經上訴委員會處理的公屋遷出通知書,有近四成最終獲得修訂及取消,26%上訴個案則獲得取消,亦有住戶尋求司法覆核。她指,日後也會物色有醫生背景的人士為上訴委員會,加入醫學角度的意見。

 


美國聯儲局副主席克拉里達(Richard Clarida)周一(10日)宣布,將於周五(14日)離職,較原定1月底離職時間提前數星期。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感謝克拉里達在協助聯儲局制訂貨幣政策方面的貢獻。

媒體最新披露,去年初聯儲局公布以大規模量化寬鬆措施支持疫後經濟前,克拉里達曾進行較外界所知為多的基金買賣活動,惹起市場關注他有否以權謀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