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中美關係

【翻譯/觀察者網青年觀察者凌子奇】

繼「貿易戰對美國是有好處，而且取勝並非難事」的論調後，如今我們又聽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貿易戰計劃，另一番稍具反思意味的言論。 不過，這次他不是寫在Twitter上，而是在接受紐約一家電台採訪時說的：「我並不是說不會有任何痛苦……我們可能會損失一點利益….. .但是當這一切都塵埃落定後，我們將收穫一個更加強大的國家」。

很高興，我們能看到他的狂妄已經有所收斂，但是很多跡象表明，白宮作戰室（the White House war room）仍幻想著從對華貿易戰中獲得豐碩戰果，這一點與以往相比是沒有變化的。 特別是在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加入白宮作戰室之後，此人不僅支持對華貿易戰，他甚至毫無顧忌地主張發動一場熱戰，而此人的名聲也是建立在這一鷹派觀點之上的。

正如前《華盛頓郵報》記者瑞凱德（Keith Richburg）在《星期日郵報》中所說的那樣，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份準備不充份、目標不明確、且沒有明確退出方案的對華貿易戰計劃……有誰能告訴我這場貿易戰最後將如何收場嗎？」似乎人們不屑於為這場貿易戰的結局下一個定義，或者說，他們對何為「勝利」都不願想清楚。

特朗普本人犯這樣的錯誤是可理解，畢竟他缺乏足夠的貿易或外交常識，但他身邊大都是有專業知識的人，這些人應充份意識到，這場正醞釀中的貿易戰，是嚴重缺乏邏輯支撐。

不過，白宮今次威脅發動對華貿易戰也有其可取之處，它把各國對中國貿易政策和經濟發展政策的抱怨作更加清晰的表達：很多外國公司對難以獲得中國市場准入資格近乎失去耐心，而且對中國依然存在的市場壁壘，也感到十分失望；人們關於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和強制性技術轉讓政策的憂慮，並非毫無根據，該問題極待解決；此外，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政策支持和補貼規模，也已引發人們的普遍擔憂（儘管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都為自己的「領軍企業」提供慷慨的補貼，故批評中國時最好保持謹慎，以免傷及自身）。

不過，這些問題與關稅壁壘之間，並不存在很密切關係，而是更多地與中國國內的監管政策有關，中國出台此類政策的目的，在於幫助國內領軍企業變得更加成熟老練，以便與國外已經享有盛譽的大型跨國企業競爭。

因此，難怪美國商界有這麼多人在歡呼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正變得「越來越嚴厲」的同時，也在批評特朗普政府只專注於表現為美中雙邊貿易赤字問題的關稅戰爭，實際上是模糊了問題的焦點。 他們不希望額外增加貿易成本，他們只希望中國市場能夠更開放。

但僅對中國進行指責卻並非坦蕩之舉（disingenuous）。 與中國一樣，美國和歐盟也不願解除阻礙外國公司，進入自身市場的數百項國內規定。

因此，當中國企業追趕西方同行時，中國政府並不會因奉行當下的戰略而有任何愧疚之感。 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公司非常清楚認識到，作為「全球製造商」，自己的地位，其實一直處於全球生產鏈中附加值的最低點。

施振榮的微笑曲線：在模型中，組裝製造是價值鏈的最低點

當宏碁的施振榮第一次提出他的價值鏈「微笑曲線理論」時，就已清楚認識到，中國企業是處於價值鏈最低點的裝配商。 比如一部在美國零售貨架上銷售的iPhone手機，東莞富士康的中國員工在500多美元的售價中，只能分到7美元，這令他們感到不滿，甚至憤怒。

如中國政府要讓中國工人擺脫貧困，並培育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他們需要佔據價值鏈中附加值更高的部份。 所以他們一直在不懈地追求提高附加值的辦法——有時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知識產權，有時無情地迫使外國投資者轉讓技術。 竊取知識產權是永遠不可接受，但我猜中國將繼續利用其龐大的市場，盡可能地促成更多的技術轉讓。 在國際商界的現實操作中，這種行為雖令人忿恨，卻也可以理解。

當然，向進口自中國的鋼鐵、鋁或價值500億美元的其他商品加徵關稅，對於消除這些壁壘毫無幫助，即使完全不了解關稅數字意味著什麼的人也明白這道理。 據了解，美國提出向進口自中國的462億美元商品徵收25％的關稅，主要包括價值342億美元的大型機械設備、小型機器用具和電氣設備（machinery,mechanical appliances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價值27億美元的運輸裝備（transport equipment）以及價值82億美元的化工、賤金屬和塑料製品（chemicals,base metals and plastics）。

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徵強制性關稅後，可能出現四種情況：

一、美國進口商繼續進口那些產品，這將使中國出口商不受影響，美國公司和消費者不得不為進口自中國的生產資料和日用消費品支付更高的價格。 估計特朗普的團隊不希望這樣的情況發生。
二、美國進口商將從其他國家進口，肯定會對一些中國出口商造成傷害，但其他國家的出口商將會獲利，且供應緊縮意味著美國進口商，仍將支付比現在更高的價格。
三、美國公司將在國內生產那些原來從中國進口的產品。 在美國充份就業的情況下，這種低附加值的產業如何能夠在美國生存是一個難題。
四、美國進口商和消費者將不得不勒緊褲腰帶，停止消費那些產品。

有人可能會認為，特朗普一定會傾向於第二種情況——從其他國家進口。 但這只會將美國的貿易逆差對像國從中國換成其他國家，而且這也無助於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

如果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減少貿易赤字，並幫助美國公司獲得更好進入中國的機會，那麼目前的戰略是完全不可行。 因此，我不認為這場表面的貿易戰反映了他的真實意圖。 更有可能的是，他意在通過這場貿易戰，兌現早已做出的競選承諾，以維持其基本盤選民的忠誠度，直到11月的中期選舉結束。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番對中國的「恫嚇」還是可以被算作一場勝利的。

（青年觀察者凌子奇摘譯自4月8日香港《南華早報》網站，觀察者網馬力校譯）

「如今，大家明顯感覺到中美關係發生很大變化，過去經驗和規律到現在指導作用變弱了。其原因是中美關係跟過去三十多年比，發生根本性變化，或者部份質變。」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袁鵬說道。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4月29日的「中國經濟觀察」季度報告會上，袁鵬分析當前中美關係的變化與新形勢，並針對中美貿易摩擦提出應對方案。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中美關係破冰之旅40年周年。1978年12月15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建交公報。「中美關係正常化和中國改革開放時間上高度吻合，可以說，沒有中美關係正常化可能就沒有改革開放，反過來，如果不啟動改革開放，中美關係正常化也不可能開啟。」

袁鵬指出，四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中美關係也取得巨大成功。如此兩個不同大國既沒有發生熱戰，也沒發生冷戰，有很多經驗可以總結。基本經驗是，三個聯合公報加上三個聯合聲明，規範中美三四十年的發展。

至於當前中美關係發生變化的原因，袁鵬認為，中美從經濟實力、戰略形勢、戰略基礎到戰略環境都發生變化。「四個變化同時湧現，中美關係實際上已經變了，跟過去30多年出現了根本性變化。」

他具體分析道：

第一，兩國實力對比發生從量變到質變的過渡。2017年，中國的GDP大概相當於美國GDP的65%。據美國權力轉移的理論，兩國關係最緊張時刻應是一方GDP佔另一方的80%到120%。儘管中國GDP只達到美國的60%左右，中美關係的較量就已提前開始。

第二，雙方的戰略形勢發生變化。美國的戰略重心在轉移和收縮。冷戰時期美國的戰略重心在歐洲，冷戰後在中東，如今是在亞太。中國方面，我們經過三十多年韜光養晦，過去是在國土以內埋頭搞建設，如今在開展「一帶一路」建設。在美國看來，中國的戰略是擴展的，在中國看來，美國的戰略是收縮的，雙方的交匯點恰好位於亞太地區。所以中美第一次短兵相接，既沒有歷史經驗可循，也沒有現實路徑可走。我們把美國派來的每艘軍艦，都理解成對中國的戰略包圍，美國把我們「一帶一路」所有的動作和軍演都理解為把美國要趕出西太平洋。雙方雖沒有出現撞機，但是不一定哪天要出事，所以戰略形勢發生變化。

第三，戰略基礎的變化。冷戰時期中美有共同的蘇聯威脅；冷戰後，有共同經貿利益；911後是共同的反恐。而現在，蘇聯解體、拉登被擊斃，氣候變化也被特朗普否定，所以中美關係現在處於缺乏重大戰略基礎支撐的特殊時期。這兩個國家如沒有重大的戰略基礎去支撐，就容易隨波逐流。

第四，戰略環境的變化。領導人會晤的效應持續期間在縮短，從內部來看，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在掣肘兩國對彼此的外交；從外部看，北韓、伊朗、烏克蘭、菲律賓等國都對中美關係產生影響。

袁鵬認為，如沿用過去的思想和指導框架，那麼中美關係還得逐漸惡化。「貿易戰或者去年就會發生，只是因為兩國元首的會晤及北韓核問題的緊迫性把它掩蓋了。」他指，中美元首外交在去年發揮非常重要作用，但並沒有達成中美關係新方向，因此中美關係還是按照過去的節奏不斷地走向負面。

「美國雖已認定中國是戰略對手，但是面戰略還沒有形成，這給我們一個緩衝的機會。」袁鵬指，美國對於應對中國這樣的對手缺乏經驗。「我們具有美國過去所有戰略對手的優勢集合：中國一直在提倡和平崛起，在國際社會上是和平的姿態，讓美國難以找到藉口；中美貿易額巨大，相互依賴，雙方出招時會投鼠忌器。」

在貿易摩擦問題上，袁鵬認為，中方面臨三條不同戰線：其一是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治戰，特朗普的主要目的是回饋基礎選民，擺脫國內矛盾；其二是同美國經濟界、企業界真正的貿易戰，他們不關心貿易赤字，但希望中國開放金融、保險服務；其三是同美國具備戰略思維的政治家打的戰略戰，班農、納瓦羅等人希望通過貿易戰打垮中國高科技競爭的潛力。

「中美是在三條戰線上同時博弈，不能只滿足一個，不顧另外兩個。」因此，袁鵬認為，中方的應對選擇是，一方面在貿易問題上進行談判與博弈，同時推動國內開放。與此同時，還需應對特朗普的國內政治壓力，要同他談所謂的貿易赤字問題。

袁鵬指出，在高科技、核心競爭力上，不能有絲毫僥倖和鬆懈，它直接關係到中國的2025、2035乃至2050計劃。從戰略安全來講，最擔心的還是貿易戰一旦失控，有可能波及其他領域，比如台灣。「習主席在博鼇論壇提出開放金融服務，而且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體現邁向第二個改革開放時代的信心。」

對當前的國際形勢，袁鵬認為，中國的朋友越來越多。中印關係、中日關係得到緩解，中俄、中歐、中非、中拉關係進入歷史最好時期。我們高舉的貿易自由化大旗是順應潮流的。因此，在今次貿易戰硝煙彌漫的過程中，我們沒有看到歐洲、日本倉促跟美國站隊。

「根據這發展思路，一方面我們對中國自身發展有信心，另一方面我們對中美關係未來發展也充滿信心。也許是過於樂觀，但兩個國家合作是唯一的出路，否則後果很難想像。」

（編輯：辛靈）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