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家明顯感覺到中美關係發生很大變化，過去經驗和規律到現在指導作用變弱了。其原因是中美關係跟過去三十多年比，發生根本性變化，或者部份質變。」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袁鵬說道。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4月29日的「中國經濟觀察」季度報告會上，袁鵬分析當前中美關係的變化與新形勢，並針對中美貿易摩擦提出應對方案。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中美關係破冰之旅40年周年。1978年12月15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建交公報。「中美關係正常化和中國改革開放時間上高度吻合，可以說，沒有中美關係正常化可能就沒有改革開放，反過來，如果不啟動改革開放，中美關係正常化也不可能開啟。」
袁鵬指出，四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中美關係也取得巨大成功。如此兩個不同大國既沒有發生熱戰，也沒發生冷戰，有很多經驗可以總結。基本經驗是，三個聯合公報加上三個聯合聲明，規範中美三四十年的發展。
至於當前中美關係發生變化的原因，袁鵬認為，中美從經濟實力、戰略形勢、戰略基礎到戰略環境都發生變化。「四個變化同時湧現，中美關係實際上已經變了，跟過去30多年出現了根本性變化。」
他具體分析道：
第一，兩國實力對比發生從量變到質變的過渡。2017年，中國的GDP大概相當於美國GDP的65%。據美國權力轉移的理論，兩國關係最緊張時刻應是一方GDP佔另一方的80%到120%。儘管中國GDP只達到美國的60%左右，中美關係的較量就已提前開始。
第二，雙方的戰略形勢發生變化。美國的戰略重心在轉移和收縮。冷戰時期美國的戰略重心在歐洲，冷戰後在中東，如今是在亞太。中國方面，我們經過三十多年韜光養晦，過去是在國土以內埋頭搞建設，如今在開展「一帶一路」建設。在美國看來，中國的戰略是擴展的，在中國看來，美國的戰略是收縮的，雙方的交匯點恰好位於亞太地區。所以中美第一次短兵相接，既沒有歷史經驗可循，也沒有現實路徑可走。我們把美國派來的每艘軍艦，都理解成對中國的戰略包圍，美國把我們「一帶一路」所有的動作和軍演都理解為把美國要趕出西太平洋。雙方雖沒有出現撞機，但是不一定哪天要出事，所以戰略形勢發生變化。
第三，戰略基礎的變化。冷戰時期中美有共同的蘇聯威脅；冷戰後，有共同經貿利益；911後是共同的反恐。而現在，蘇聯解體、拉登被擊斃，氣候變化也被特朗普否定，所以中美關係現在處於缺乏重大戰略基礎支撐的特殊時期。這兩個國家如沒有重大的戰略基礎去支撐，就容易隨波逐流。
第四，戰略環境的變化。領導人會晤的效應持續期間在縮短，從內部來看，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在掣肘兩國對彼此的外交；從外部看，北韓、伊朗、烏克蘭、菲律賓等國都對中美關係產生影響。
袁鵬認為，如沿用過去的思想和指導框架，那麼中美關係還得逐漸惡化。「貿易戰或者去年就會發生，只是因為兩國元首的會晤及北韓核問題的緊迫性把它掩蓋了。」他指，中美元首外交在去年發揮非常重要作用，但並沒有達成中美關係新方向，因此中美關係還是按照過去的節奏不斷地走向負面。
「美國雖已認定中國是戰略對手，但是面戰略還沒有形成，這給我們一個緩衝的機會。」袁鵬指，美國對於應對中國這樣的對手缺乏經驗。「我們具有美國過去所有戰略對手的優勢集合：中國一直在提倡和平崛起，在國際社會上是和平的姿態，讓美國難以找到藉口；中美貿易額巨大，相互依賴，雙方出招時會投鼠忌器。」
在貿易摩擦問題上，袁鵬認為，中方面臨三條不同戰線：其一是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治戰，特朗普的主要目的是回饋基礎選民，擺脫國內矛盾；其二是同美國經濟界、企業界真正的貿易戰，他們不關心貿易赤字，但希望中國開放金融、保險服務；其三是同美國具備戰略思維的政治家打的戰略戰，班農、納瓦羅等人希望通過貿易戰打垮中國高科技競爭的潛力。
「中美是在三條戰線上同時博弈，不能只滿足一個，不顧另外兩個。」因此，袁鵬認為，中方的應對選擇是，一方面在貿易問題上進行談判與博弈，同時推動國內開放。與此同時，還需應對特朗普的國內政治壓力，要同他談所謂的貿易赤字問題。
袁鵬指出，在高科技、核心競爭力上，不能有絲毫僥倖和鬆懈，它直接關係到中國的2025、2035乃至2050計劃。從戰略安全來講，最擔心的還是貿易戰一旦失控，有可能波及其他領域，比如台灣。「習主席在博鼇論壇提出開放金融服務，而且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體現邁向第二個改革開放時代的信心。」
對當前的國際形勢，袁鵬認為，中國的朋友越來越多。中印關係、中日關係得到緩解，中俄、中歐、中非、中拉關係進入歷史最好時期。我們高舉的貿易自由化大旗是順應潮流的。因此，在今次貿易戰硝煙彌漫的過程中，我們沒有看到歐洲、日本倉促跟美國站隊。
「根據這發展思路，一方面我們對中國自身發展有信心，另一方面我們對中美關係未來發展也充滿信心。也許是過於樂觀，但兩個國家合作是唯一的出路，否則後果很難想像。」
（編輯：辛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