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香港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鑼鼓喧天,近日正舉行「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家園主題展覽、龍獅匯演嘉年華」,來自粵港澳大灣區的兩條大金龍和400隻舞龍來回巡遊,熱鬧非凡。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高速發展,在5.6萬平方公里的粵港澳大灣區,已形成7,000萬人口、經濟總量達10萬億元的龐大體量,但與此同時,也面臨著獨有的需要突破的體制機制障礙。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張學修喜歡用「一二三三三」來概括粵港澳大灣區的現狀:一個國家、兩個制度、三種貨幣、三個獨立關稅區、三個獨立的管理體制。這獨特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帶來機遇與多樣化,可以讓粵港澳三地發揮各自所長,實現優勢互補、協同發展;另一方面,卻使得「要素自由流動」這一其他灣區的常態化特徵,在粵港澳大灣區成爲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依托國際一流灣區,粵港澳三地一道,能否以「二次創業「的智慧和勇氣,再創一次「奇迹」?

創新的前提
盛夏的陽光灑在灰白色的地面上,勾勒出各種光影。在聯結內地與澳門的珠海拱北口岸,潮水般的客流不斷湧入出入境大廳。

作爲全國最大的旅檢口岸,拱北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達35萬人次,高峰期達40萬人次,相當於一個中等城市人口在流動。

統計數據顯示,內地赴港、赴澳旅客人數從2003年的850萬人次、510萬人次,分別攀升至2017年的4,444萬人次、2,219萬人次,部分出入境口岸設計日通關能力已遠低於實際通關需求。

「按傳統的出入境管理程序,進出香港兩道關口、進出內地兩道關口,加起來就是四道關。」張學修說,香港2017年入境旅遊人數已超6,000萬人次,根據預測,未來幾年內將突破1億人次。「傳統通關模式和查驗技術如若再不改進,完全無法適應當前趨勢。」

張學修認爲,解決物流問題,提高貨物通關的便利性是關鍵。「一個是稅制問題,另一個是檢驗檢測標凖,如果這兩方面問題能解決,必然會爲大灣區帶來更多發展機遇。」

「近年來滬港通、深港通的開通,是個很好的開始。」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談到資金流的問題時說,希望跨境資金流通可以更加開放和便利。

在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看來,無論是人流、物流還是資金流、信息流,其背後是産業鏈、物流鏈、價值鏈的全方位融合。「如果信息流不通,創新就無從談起,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又談何實現?」

建設需尋求新的發展路徑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蔡冠深聯合香港、廣東、澳門的近120名政協委員提交聯合提案,建言由中央政府牽頭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統籌委員會」。

由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擔任主席的「與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今年5月4日已易名爲「推進大灣區建設及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負責督導及統籌香港參與推進大灣區建設相關事宜。張建宗透露,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後,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將盡快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統籌落實相關工作。

廣東省今年初也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機制創新專項小組,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探索建立合作機制,推動粵港澳在基礎設施、科技創新、産業發展、貿易通關、營商和生活環境等重點領域深化合作。

「現代服務業是香港的優勢,香港機場管理、酒店管理、精算師等中介服務水平居世界前列。」蔡冠深認爲,要做好與香港專業服務業的對接,迅速向全國輻射。2017年粵港服務進出口5,666.89億元,比增32.12%,佔全省比重達46.62%;粵澳服務進出口358.78億元,比增19.9%。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麗新集團主席林建嶽表示,珠三角已發展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先進製造業基地和現代服務業基地,大灣區要從更高起點、更高質量出發,發揮三地的互補優勢,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打造創新科技産業鏈;同時,在現代服務業上展開深度合作,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世界級現代服務業基地。

「你需要我我需要你」
剛剛過去的這一年,一些變化已在悄然發生。廣深港高鐵香港段4月1日開始試運行。記者於試運行前夕進入香港西九龍站採訪,看到車站已基本竣工,正在進行最後的裝修。

香港立法會6月14日,三讀通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站將實施「一地兩檢」的通關程序,意味乘客可在西九龍站站內一次性地完成清關、出入境及檢驗檢疫的手續,從香港通過高鐵一站直達內地18個站點。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主席馬時亨早前表示,對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今年第三季度通車有信心。他強調,香港段的26公里將連接總長超過25,000公里的國家高鐵鐵路網,有助於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更大作用。

在位於香港新界大嶼山的赤鱲角,三分四面積由填海而成的香港國際機場,已連續九年登上「世界十佳機場」榜首。2017年香港機場旅客吞吐量是7,290萬人次,其中從珠三角經各口岸來往香港機場的年旅客量超過1,405萬人次,佔香港機場旅客吞吐量的19.3%。

「香港機場近幾年中轉旅客數不斷躍升,這與香港機場背靠珠三角巨大市場這得天獨厚的優勢密不可分。」香港機場管理局機場業界協作總經理馬耀文說。

港澳珠大橋開通在即。今年4月港珠澳大橋順利完成收費系統聯調檢測,這表明在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將歷史性地實現粵、港、澳三地不停車收費系統的互聯互通。珠海和澳門也將在珠澳口岸實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新模式。

「過去的粵港澳合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下一階段要做的是『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大家實現錯位發展。」張學修說,而這需要的是更頂層的設計、更整體和全局的考慮,以實現高質量發展。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


為成為更開放的世界級灣區,粵港澳各地正努力研究提升灣區吸引力。如何能在吸納全球優質人才和資源的同時,讓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更便捷高效的流動?

據資料統計,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11座城市常住人口,共計6,956.83萬人,較2016年增加159.85萬人。而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預測,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到2050年將達1.2至1.4億。龐大的人口規模對灣區而言既是發展機遇,也對灣區的人居條件、營商環境提出挑戰。

【灣區一周要聞】

南沙彙聚優質醫療、教育資源

4月23日,南沙舉辦「建設廣州城市副中心、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通報會。

會上公佈,南沙將開展明珠灣起步區、南沙灣、慶盛樞紐等片區規劃優化提升,其中明珠灣起步區,將規劃建成粵港澳大灣區重要中央商務區。

另外,南沙正積極引進多間頂級醫院,加快集聚國際高端優質醫療資源,著力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醫療衛生新高地。目前,中山大學附屬第一(南沙)醫院、廣東省中醫院南沙醫院、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南沙院區已落戶,中山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廣州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正在積極引進,這些頂級醫院將強強聯手在南沙打造3個中醫、西醫類的國際先進、國內一流的國家醫學中心。

值得注意,一批優質教育資源正在南沙匯聚。廣州外國語學校,華南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及其附屬小學、幼稚園和廣東優聯教育集團,已成功引入南沙辦學;廣州外國語學校附屬小學、幼稚園,廣州第二中學南沙天元學校、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南沙實驗學校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附設南沙外國語學校、廣州實驗教育集團南沙實驗幼稚園等一批名校(園)正動工興建。

南沙還將不斷增加優質學位,通過開展新建學校項目建設、對現有學校進行改、擴建及集團化、學區化辦學等方式,擴大全區優質教育資源總量。「十三五」期間,南沙將新增學位52,240個,總學位數達130,600個。

如何優化機制體制

在國家智慧財產權局港澳台辦公室和廣東省智慧財產權局的指導和支持下,深圳市智慧財產權局聯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於4月23日主辦「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智慧財產權保護論壇」在深圳召開。與其他國家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特點在於「一國兩制三法域」,這方面為灣區的互補性發展帶來機遇,另一方面也為「融合」帶來機制體制上的挑戰。

粵港澳大灣區在智慧財產權跨境保護等方面,開展卓有成效的合作,但作為「一國兩制三法域」區域,也存在機制體制上的挑戰。廣東省智慧財產權局黨組成員、副局長謝紅會上表示,粵港澳將共同開展大灣區智慧財產權發展狀況研究,對標三藩市灣區、紐約灣區、東京灣區,研究制定粵港澳智慧財產權灣區發展規劃和實施方案,共建國家級粵港澳智慧財產權運營平台和智慧財產權商用化聯盟,探索建立灣區智慧財產權金融合作機制。如何實現三地智慧財產權制度的對接,法律法規的融合,如何凝聚粵港澳地區智慧財產權保護合力,為大灣區創新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已成為擺在三地面前的共同課題。

深圳市副市長黃敏建議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智慧財產權協作機制,加強大灣區城際合作以及與世界著名灣區交流合作。另外,他還建議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跨境執法協作,共建智慧財產權海外維權援助機構和涉外應對機制,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智慧財產權保護新機制;同時打造一批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點智慧財產權項目,包括中國(廣東)智慧財產權保護中心、珠海橫琴國際智慧財產權交易中心、中國(南方)智慧財產權運營中心等。

如何讓一群城市成為一個城市群?

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論壇」4月25日在香港舉辦。今次論壇的主題為「一國兩制」下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來自粵港澳三地的專家學者及政商界人士就大灣區城市協調機制的創新、產業分工協作與未來發展願景等議題進行探討。

「如何讓一群城市成為一個城市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王珺在演講中回答這問題。王珺認為,城市群的形成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核心。「大灣區的未來需要讓廣東省的9個城市,和香港、澳門產生「9加2大於11」的效果,這需要粵港澳三地突破體制因素限制,加快人員與資源更便捷地流動,深化分工合作。」

王珺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可通過促進雙向投資、推動貿易便利化、構建新型合作模式與搭建多元平台等方式,推動大灣區城市群加強合作,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示,都市圈是城市群演進的最終結果和共同規律。未來大灣區規劃的目標,也應明確為世界級的都市圈,並以創新驅動帶動城市轉型。他希望未來大灣區實現兩個轉型,即從全球金融中心到「金融+科技」中心的轉型;從單一大城市到大都市圈的轉型。

港珠澳大橋助三地互聯互通

港珠澳大橋4月26日順利完成收費系統聯調檢測工作,標誌粵、港、澳三地歷史性地實現不停車收費系統的互聯互通。

在技術上,港珠澳大橋電子不停車收費系統相容香港和國標ETC標準及系統,採用基於5.8G(國標)和2.45G(港標)ETC收費技術;硬體上,大橋的主體工程實現了一處主線收費站的雙向20條收費車道,均支援電子不停車收費(ETC)和人工收費(MTC)方式的創舉。

整個大橋ETC收費系統將同步支援納入全國ETC聯網標準的國標ETC卡用戶和安裝香港快易通電子標籤的用戶。安裝以上兩種電子標籤的車輛,均可快速通行ETC車道。

吸引港澳青年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香港青年菁英交流座談會4月27日,在國家行政學院舉行。

與會嘉賓和香港青年菁英圍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行探討與解讀。出席今次交流座談會的嘉賓有:商務部研究院區域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張建平,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丁元竹,香港金融青年會主席張永康,澳門中歐國際工商協會會長陳功偉等。

張建平指出,中國要培育新競爭優勢,要「粵港澳大灣區」共同發展、共同規劃,代表中國的競爭力、輻射力、影響力。「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化程度最高,市場化機制高,新動能充分,一定會成為「一帶一路」上未來最重要的增長級之一。此外,在創新和金融引領發展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的作用也會是非常突出。

丁元竹認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注重社會分工和社會融合,把港澳發展融入到國家發展大局中,推動區域合作。他說,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有大局意識和國際化意識,與時俱進的同時要實事求是,走出適合自身發展的路線。

張永康結合自己在內地的職業發展歷程,鼓勵香港青年要把握時代機遇,勇於改變,遇強則強,只有這樣才能抓住發展的風口,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同時,香港青年也要善於把握自身獨特的生活背景和條件,用差異化塑造自身競爭力,在發展中謀得一席之地。

陳功偉通過對澳門多元文化和發展現狀的分析,告誡澳門在發展過程中要居安思危,注重發揮自身的多元文化價值並以此形成優勢,進而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發揮澳門獨特的作用。

(編輯:陳潔)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部部長王福強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台政策重點,應圍繞粵港澳三地如何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互聯互通上,也要關注到標準對接、資質互認、民生對接和稅制改革上。

21世紀經濟報導   李振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佈在即,融合問題再次被擺上桌面。

412日廣州舉辦的2018全球治理高層政策論壇暨2018一帶一路』金融投資論壇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如何突破機制體制、實現互聯互通,成為熱點議題。

在多數專家看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既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與特點,又是大灣區融合的難點與痛點所在。

參與規劃編制工作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部部長王福強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政策重點應圍繞粵港澳三地如何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互聯互通上,也要關注到標準對接、資質互認、民生對接和稅制改革上。

基礎設施與產業深度融合

隨著經濟聯繫與社會交往日益密切,粵港澳大灣區的互聯互通建設被提上日程。

解,香港、澳門和珠三角九2017年經濟總量達10萬億元人民幣,成為中國綜合實力最強、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最具活力地區之一。

廣東省長馬興瑞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基礎堅實,潛力巨大,灣區有把握有信心打造成世界級大灣區。未來,廣東將進一步落實中央部署、密切與港澳合作,高水準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在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梁海明看來,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是大灣區發展和深度融合的前提。比如,交通的互聯互通才能帶來人心的相通。

實際上,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廣東團開放日上,馬興瑞透露,在即將發佈的粵港澳發展規劃方案中,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建設就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的重中之重。包括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深中通道等在內的重大專案將未來數年間落成啟用。

21世紀經濟報道》獲悉,廣東省發改委已啟動《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2020-2030年)》編制工作,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有望建成一小時城軌交通圈

在多位專家看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基礎,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度融合還要依賴產業深度融合。

王福強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粵港澳大灣區最重要的戰略目標是創設一種新機制。

要保持港澳地區的長期穩定發展,必須要創新港澳自身的內在潛。這就必須依靠打開發展空間,無論是物理還是成長空間。他建議,港澳要很好地融合進珠三角的產業鏈中去,通過產業鏈融合實現深度融合,推動互聯互通、共建優質生活圈。

波士頓諮詢集團合夥人兼董事總經理周園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未來要從零散產業的佈局變為系統性產業鏈的融合式發展佈局。他拿深圳和廣州舉例,廣州屬於鏈狀產業佈局,深圳處於雲狀產業佈局,粵港澳大灣區下一步要實現鏈狀與雲狀產業互聯互通,互相促進企業發展。

他還強調,粵港澳大灣區下個階段要發展複合型產業,通過交叉學科,發展跨界新產業,粵港澳大灣區存在這樣的可能。

我們的電子科技、生物醫藥、人工智慧都屬於複合型產業,這是未來中國產業創新的重要課題。周園認為。

找到政府與市場的平衡點

粵港澳三地,在經濟制度、法律體系和行政體系上確存在差異,因此,當前各類要素仍難以完全自由流動,一些領域還存在同質化競爭和資源錯配現象。這些難題待破解。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陳甬軍認為,灣區自然形成、產業的聯繫很多都要依照市場來決定,粵港澳大灣區也要以市場為主體,政府在出政策干預粵港澳大灣區時,考慮留出市場的空間。粵港澳三地是國內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政府的規劃或設計就應該是粗線條,給市場留出發展空間。如果把這個空間全部填滿、規劃特別細,恰恰違背我們這個市場經濟最發達地區的理解。

廣州市天河區政府副區長黃凱旋認為,任何一個地區的發展,市場和政府是分不開的關係,要考慮經濟功能與政治功能的配套。粵港澳大灣區首先要考慮誰主誰次的問題,經濟功能雖是最主要,但也不能忽略政治功能。以廣州天河為例,四大主導產業中,金融業、商業服務GDP60%,但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增長迅速,實現超過30%的增速。這歸功於天河出1+1+8的扶持政策。這就體現政府在引導傳統產業向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作用。

如果單純讓市場來配置,而政府不調控的話,資源可能會向房地產等產業集中。為防止這情況,一定要把資源配置通過政策的手段引導實現。關鍵是要找到平衡點。黃凱旋說。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


粵港澳大灣區確實有些體制機制障礙,對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便捷流動有一些規則的限制。 目前的關鍵是,怎麼能更好地把“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和天然形成的大灣區的優勢更加聚集起來,將其能量聚集起來,形成一個更加強有力的增長。

朱麗娜  博鰲報導

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再次描繪了建設世界級灣區的美好藍圖。

“在亞洲發展大局裡面,粵港澳大灣區有十分特別的意義。由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已經提升到國家戰略發展層面,它的成功將決定於它的創新能否為這個灣區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動力,以及發揮中國與亞洲其他地區,以及全世界的重要聯繫。”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4月9日在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粵港澳大灣區分論壇時表示。

她在會上透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規劃很快將要出台,目前粵港澳三地政府正籌備舉行宣講會,準備一道去海外進行推廣。 她表示,隨著香港開通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等重大跨境基建,將實現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進一步促進大灣區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

今年3月7日在參加全國人大廣東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廣東抓住粵港澳大灣區的重大機遇,攜手港澳,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的城市群,這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明確了發展的目標,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林鄭月娥坦言:“要建設舉世矚目的粵港澳大灣區,中央的大力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我們三地政府現在也希望能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出台以後,中央有一個高層次的領導指導我們的工作,為我們排憂解難,把這個事情做好。”

“納入大灣區規劃的範圍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珠三角的九個市是我國綜合實力最強,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土地面積達5.6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約6800萬,均居世界四個大灣區的首位。”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論壇上表示。

馬興瑞介紹,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的經濟總量,達到10萬億人民幣,擁有16家世界500強的企業和3萬多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

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確實有一些體制機制障礙,對於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便捷流動有一些規則的限制。 目前的關鍵是,怎麼能更好地把“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和天然形成的大灣區的優勢更加聚集起來,將其能量聚集起來,形成一個更加強有力的增長。

在南豐集團CEO、香港前財政司長梁錦松看來,人才是知識經濟、創新經濟中最重要的角色,如何培養、留住、吸引人才,都是政府需要去思考的問題。

“粵港澳大灣區,在三地之間過關是需要排隊的。我經常到深圳開會,如果每天花在過關上的時間太久,就影響人才發揮的能力。建議三地政府為人才頒發’大灣區證件’,用高科技的過關方式,減少通關時間。”梁錦松表示。

同時,梁錦松指出,內地個人所得稅稅率較高也是很多港澳人才去內地發展面對的障礙之一。 據悉,目前港澳居民如果在內地一年內居住超過183天,就需要每月繳交5%至45%的所得稅,而同時也需要向香港稅局繳交薪俸稅。 此外,目前在內地工作或就讀的港人及其家屬雖然是中國籍公民,都被視為“境外人士”,無法以國民待遇享受內地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

打造世界級科創中心

馬興瑞認為,成為國際性的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是一個主攻方向。 因為粵港澳大灣區跟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紐約灣區相比,最大的短板就是在這個方面。 “我們恰恰是在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包括聚集人才上能夠佔領制高點上。”

馬興瑞坦言,香港能夠在特有的條件下,配置全球的創新資源要素,其能力在大灣區裡面是最強的。 “香港和澳門有一大批的科學家,有很好的原始創新的能力,這個有機的結合作用巨大。現在要打造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成為一個綜合的、世界級的科技創新中心。”

至於如何將大灣區內現有的三個自貿區的互聯互通進一步提升,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在論壇上認為,大灣區裡面有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可以建一個自由貿易區聯盟,先讓這三個試驗區和香港、澳門對接,先行先試一些新的做法。 “在一些有關貿易的做法上,例如關稅的對接,包括其他方面的互聯互通,都可以在這三個區域建起來。”

樊綱表示,香港亦可藉大灣區建設將本地大學科研技術進行轉移,與“中國矽谷”之稱的深圳進行角色互補。 目前香港與深圳的創新科技發展各有優勢,香港科研由大學主導,多從事上游尖端的研究,但本地製造業北移,使科研缺乏中游轉移及下游生產,而深圳科研則由產業主導,著眼於中下游應用研究。

以匯豐銀行為例,近日該行宣佈在廣東及香港設立專注服務創新科技企業的服務團隊,以拓展珠三角地區高科技行業帶來的商機,並通過更緊密的粵港聯動為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提供金融支援。

據悉,過去3年該行在廣東地區的高科技企業客戶數量增長超過一倍,未來“創新與科技業務團隊”將專注服務科技創新企業,尤其是新經濟領域內的中小企業。

突破香港人力、土地局限

對於作為國際金融、物流、航運中心的香港而言,粵港澳大灣區亦將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幫助其突破自身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各種瓶頸。

林鄭月娥指出,無論是在創新或者是在聯繫方面,香港都可以為大灣區做出重要的貢獻。 首先,“一國兩制”這個創新的政策方針,就是粵港澳大灣區獨特的優勢。 粵港澳三地會更好地發揮各自的優勢形成互補打造新的增長點。 第二,香港擁有自己的經濟、社會制度法律,加上自由開放的市場、優良的法制傳統,以及跟國際標準高度接軌的營商環境,一方面將國際的企業引進大灣區,另一方面助力內地的企業走出去。

香港既聚集了大量專業服務和國際人才,又擁有“一國兩制”的安排賦予的製度優勢,是跨國企業進入亞洲及中國內地市場的理想平台。 截至2017年6月底,香港共有3752家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代表其位於香港以外地區的母公司負責在中國內地及亞太區的業務。 事實上,香港近年已成為廣東企業“走出去”的首選融資平台之一,截至2017年年底,廣東企業佔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約21%。

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貨運量第一、客運量第三的機場,同時有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並擁有5所名列全球100強的大學和優秀的科研能力及文化藝術樞紐。

林鄭月娥表示,把香港有優勢的產業、醫療和教育落戶在大灣區,“要進一步發展,空間很重要,香港目前就是沒有這個空間,(香港)現在經濟發展的兩大局限,一個是土地,一個是人力,人力包括人才或者其他的人力資源。對我們來說,大灣區的出現尤其是現在已經提升到國家的戰略層面,馬上解決香港進一步發展的局限。”

至於大灣區內11個不同城市之間如何進行分工與協調,她坦言:“香港和其他大灣區城市的重疊不是很厲害。除了港口以外,香港在金融服務業方面,無論是融資、投資,還是發債都是我們的強項。

此外,香港可以進行我們的研發、轉化和孵化。 而且,其他的大灣區的城市,無論是生物醫藥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需要融資或者上市又回到了香港來,大灣區是一個很好的方程式,讓每一個地方發揮它的優勢。 ”

對澳門在大灣區內的角色和定位,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在論壇上表示:“我們的人數不多,地方不夠,我們也要尋求發展的空間,不可能每一個合作都是全面的合作,必須要精準。澳門在大灣區裡如何發揮作用,必須通過深度的研究。廣東省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產業特徵,我們必須看哪方面可以補充人家的短板,更重要的是符合國家所需,區域所需,精準地發力。”

(編輯:趙海建)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