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冷戰下的文化自信
資深時事評論員 梁燕城
美國商務部發佈對中國跨國科技公司中興通訊長達七年的出口禁令，直到2025年3月美國公司將被禁止向中興通訊銷售零部件、商品、軟體和技術。英國也發出圍剿令，英國國家網路安全中心（NCSC）警告電信行業勿使用中興通訊的設備和服務。
美國雜誌《福布斯》的Atherton Research 副總裁兼首席分析師 Jean Baptiste Su稱：美國禁令將阻止中興獲得美國的所有技術。即使中興有能力重新設計所有產品，也要花費數年時間。中興將在未來數周申請破產。而且，聯想、vivo、OPPO、小米等中國科技公司，都可能遭同樣厄運。
這次美國大舉對付中國的科技行業，雖是凶危，但卻是契機。
中國在2015年推動《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實施製造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預計到2025年中國將達成從「製造大國」變身為「製造強國」的目標，而到2035年中國的製造業將達成趕超德國和日本的目標。四年來科技發展迅速，重點發展領域包括新一代資訊技術創新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太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核能或可再生能源電力裝備、農機資訊整合系統、納米高新材料或模組化建築及生物化學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2016年，習近平在公開場合更是表示中國要要推動高性能計算、移動通信、量子通信、核心晶片、作業系統等研發和應用取得重大突破。近期一系列重大科研突破集中亮相，在全部200多個科技門類中，前沿科技領域中國已有十幾個領先世界，其間大興與華為的5G技術研發已經處在全球領先地位。
美國過去不肯供應高科技知識給中國，但中國在科技自主研究，自力追上達到最先進水準，令美國相當擔心，試圖從核心高科技戰略領域，最大程度地延緩中國趕超美國的步伐。目前中國的自發研究，仍要依賴不少西方先進科技為基礎，並非全部自主，如晶片，這是中國的命門，也是其軟肋，一旦西方停止供應，中國科技發展即十分困難。這是中國須反省及走向更大成功的契機，此中須汲取教訓如下：
1. 中國在走向科技有大成果之際，須維持謙虛與低調，不要過份顯示自己強大及有擴張野心，免得主流強國嫉妒及防範，怕中國科技趕超自己。
2. 中國在與西方交接時，須有誠信，真正與西方接軌，不要口頭同意國際規矩，現實上拐個圈不遵守，一旦被發現，就失去誠信，得不到信任。中外交往必須持守言行一致，免被人看不起。
3. 在受大遏制與屈辱時，中國須臥身嚐膽，自力更新，將基礎科技做好學好，不再靠建基他人成果。中國造得到大型的登月火箭、飛機與航母，卻造不出小小的芯片，最終就受制於他人。這次事件必激發中國科學家們更奮鬥，全力創新突破科技，自之根基。
其實美國在貿易與科技上與中國為難，後面有一更深遠的顧慮。美國對中國和平崛起，最擔心的不純是經濟與科技，而是文化上中國不跟從美國的模式，而能成功，且可能追越西方。
美國稱霸世界，不只是經濟、科技與軍事，而是以為自己的文化是最優越的。1989年經濟學家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發表文章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一文，以美國華盛頓政策為標準，指示拉丁美洲及東歐與俄羅斯的發展方向，一般稱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主張發展中國家經濟需要通過自由市場經濟，來實現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方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並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實施。美國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寫Profit Over People，Neoliberalism and the Global Order一書，揭示這以美國模式操控世界的權力系統。邁克傑尼斯(Robert W.Mc Chesney)在該書「導言」中指出「華盛頓共識」具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的三重特性。在這些國家的改革初期，市場化和民主化，發展成民主政體，如多黨制、三權分立、全民選舉等，都被視為俄羅斯等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條件和目標 。整體是將美國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人權，及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視為世界的階模，要求全球各國跟從。並將之輸出到不同文化及體制之地區，甚至在幕後支持以顏色革命推翻不跟從的國家。
偏偏世界跟從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大都沒有成功發展，反而走獨立為展路綫的中國，卻空前成功，這是美國很難接受的事實。故中國的崛興，是挑戰了美國在文化及意識形態上的領導地位，美國必然為難中國，才能繼續其全球的領導性。歐洲將與美國逐漸形成聯盟，轉向新冷戰思維，將中國視為異質文明，是競爭對手，也是遏制的對象。
當前中西危機，不單是商貿或科技問題，卻是文化上的無法互動互信，若要將之化為契機，策略有三，一是將自身的文化相關價值提拔起來建立自信，二是加強開放，以自身主體吸納對方優點，以壯大自己，進而超越對方。三是求同存異，找尋中國與西方的共同價值，以減低西方感到的威脅。
1. 從中國文化中找出中國模式成功的文化因素，如我過去所言，中國宋代的格物致知，明代知行合一，明末的實踐哲學，清初的歷史理勢觀，毛澤東的實踐論與矛盾論，鄧小平的一部份人富起來，到新時代的科學發展觀，五位一體的整體思維，這是一條文化線索。整個當代中國模式的發展，是與歷史文化一脈相承的，並非無端端從天而降，卻有其從儒學及易學來的歷史文化泉源，再吸納西方文化優秀的思想、辦事方法與科學技術而來。這是中國人成功的因素，也是民族文化自信之根。在文化自信中，依實踐思路，自力完成社會及科技發展。
2. 在西方新冷戰思維遏制之下，中國切忌走上極右民粹主義或極左文革思想的激烈排外，卻須有大無畏的勇氣去承受困難，從文化自信上走向更開放，更吸納西方的優點而超越西方。在科技上研究西方技術的設計，再發展自身的自主創發，在體制上參考西方運作成功的地方，如契約精神，目的倫理等，按中國現有制度大原則下改進自身。在文化上吸納西方精神價值，完全委身與犧牲的奉獻，及仁愛誠信的人生等。
3. 西方的敵對意識，來自以中國為異質文化，中國在求同存異原則下，應強調大家的共衕性。當西方從民主批判中國時，不必急急說西方民主如何不好，反而強調中國也是重視民主，且按自身文化特質，發展一種有人性價值，有仁愛公義理想的優質的民主。以尊重人的尊嚴，聽取民意為主。
真民主精神是人民能參與國家體制的發展，若中國不行西方投票式的民主，仍可考慮另一參與的模式，如用原本的協商民主制，發展成一種全民參與的協商制度，通過擴大政協的各層次，去廣泛聽取全民意見，政府參照全民發的不同意見而作出政策方向，使原本的集體精英制擴大，與全民協商制結合。在全民協商制下，民怨可減少，人權可得保障。
走出中國模式下的參與及協商的民主，尊重人的人權，表明中國模式的成功，在其特有的民主價值，是與西方同質的價值，並非敵對的威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