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國會批准明年政府預算大幅調高9.1%至512.3萬億韓圜，以支撐疲弱的經濟，及擴大社會福利支出，但預算少於政府早前提出的513.5萬億韓圜，當中並不包括今年隨後將推行額外支出法案的5.83萬億韓圜。
南韓今年經濟增長率料在2%左右，為10年來表現最差的一年。首爾政府預期，明年財政赤字將達到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5%，比例為10年來最高，亦遠高於今年計入追加預算的赤字所佔的2.2%。
「我們的技術需要找很多不同的實際場景來進行測試，但香港卻很缺乏合適的場地。目前特區政府很多的資源投放在研發方面，但在將新技術或發明轉化成產品方面的投入卻仍然有限。」信山實業董事詹嘉慧表示。
80後的詹嘉慧在香港科技大學獲得生化博士學位後，毅然放棄「象牙塔」的安逸生活，2011年加入信山科藝，決心將NCCO（氧聚解空氣處理技術）進行更廣泛的商業化應用。
事實上，NCCO技術早在2003年已開始申請發明專利，該項技術採用礦物材料作為催化劑，分解空氣中的有害污染物，轉化成水分子和二氧化碳，相比傳統的活性碳技術可有效避免二次污染。
目前NCCO空氣淨化技術已經為14個國家、120間醫院提供空氣淨化方案。公司旗下有兩大品牌：b-MOLA魚仔空氣淨化器家用品牌，用於改善家庭空氣環境；RHT商用品牌，服務於工商業空氣污染治理工程。
詹嘉慧坦言，作為企業從零到一是最困難的，以往特區政府在使用初創企業的技術或產品時，取態比較謹慎保守，往往要求公司提供各項證明以及使用案例。「任何產品都需要經過摸索的過程，通過出錯才能找到最佳的方案，但如果連出錯的機會都沒有的話，是很困難的。」
因此信山選擇從拓展海外市場入手「曲線救國」。2006年，公司與飛利浦合作研發新一代的空氣淨化器，當年在海外累計銷售超過40萬台。其後，Oregon Scientific、Yamasa Tokei（山佐時計計器株式會社）也開始陸續使用公司的產品。
用好CEPA
目前，信山集團在香港科學園設有研發中心，在東莞設有測試實驗室和組裝中心，「東莞一直以來都是製造業中心，有很多工程師人才，租金、人力成本也比較有優勢。現在整個大灣區內的交通非常便利，我們正在尋找灣區內的拓展機會，擴大研發測試的基地，比如正在和澳門、珠海的一些企業和協會進行商談，在瞭解不同城市對高新技術企業的相關政策。」她透露。
在詹嘉慧看來，粵港澳大灣區給香港企業提供一個新舞臺。「香港人口決定了本地市場的規模有限，而相比之下，整個中國內地的市場十分龐大，我們也正在進行積極佈局。」
「很多年輕人抱怨香港的發展機會不多，他們主要把眼光局限在香港。但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些的話，香港只是一個臺階或起步點，將香港的優勢通過大灣區輻射到全國其他地區甚至一帶一路。事實上，內地政府也提供很多不同管道和優惠，幫助香港企業和技術走出去。」她表示，「人家提供一條路給你，你要自己走出去才行。」
此外，她透露，目前正計劃將生產核心的納米濾網部分搬回香港，然後通過《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取得零關稅，以「香港製造」的品牌推廣到其他市場。符合CEPA原產地規則的香港產品，根據有關CEPA原產地證書輸入內地時，可享有零關稅優惠。
詹嘉慧表示，去年公司在香港家用空氣淨化器市場的市場佔有率約為15%，銷售金額達到5000萬港元，「由於香港社會衝突持續，零售業首當其衝，今年迄今為止的銷售下跌約25%，而過去幾年的年均增速則接近30%」。
事實上，信山集團早前「單槍匹馬」拓展內地零售市場遇到一定挫折，因此選擇與了解本地市場的合作夥伴攜手。據悉，公司已與慧聰網旗下的中關村線上合作開拓內地家用空氣淨化器零售市場，產品已經陸續進駐天貓、蘇寧網店等網上平臺。
投資焦點回歸技術創新
為把握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發展機遇，多家駐港大型中資企業、內地大型企業和香港企業，於2018年聯合發起成立大灣區共同家園發展基金，股東包括華潤、招商局、太平保險和粵海控股、信和集團等。
據悉，該基金創立的目的是支援香港發展成為國際科創中心，促進香港再工業化，協助香港優勢產業于大灣區發展，並與廣東及澳門等地企業和機構攜手，共同參與大灣區建設。
「在選擇科技創新項目時，一般我們會考慮是否符合國家方針並且符合民生需求的，之前幾年模式創新炒得比較熱，現在市場的焦點回歸至硬科技、黑科技。」大灣區發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李肖光向記者指出。
李肖光透露，大灣區共同家園發展基金自成立以來，聚焦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美好生活、智慧城市等相關領域，覆蓋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上市公司投資、並購投資等項目全生命週期。在投資方面，大灣區共同家園發展基金建立了覆蓋全球的創新搜索網路和搜索機制，信山實業於2019年初獲大灣區共同家園發展基金投資數千萬港元。除信山實業外，基金還投資了數十個優質項目，涉及科技創新、美好生活、智慧城市等多個領域。
香港擁有數家世界領先的高校，有雄厚的科研能力，因此大灣區共同家園基金主要希望挖掘一些香港本地的初創企業，可以與大灣區其他產業鏈相結合，借助基金本身的股東、其他被投公司等對其進行賦能。 「以信山為例，公司可以利用大灣區其他城市的代工體系進行外包，而僅保留最核心的濾芯。我們也在研究在香港落地的一些儲備項目，很多都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適合借助CEPA進入內地市場。」李肖光表示。
同時，基金也在尋找一些海外的優質專案，包括晶片設計、無線充電，希望將其引入香港，助力香港的再工業化。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
美國去年向中國入口貨加徵25%關稅後，美方官員一直堅稱中國將承擔此代價，即中國企業為吸納部分關稅，需將售價調低達兩成，令美國零售商、生產商及批發貨得以維持貨品價格，穩定利潤，紐約聯儲行的研究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向華加徵關稅反令美國企業及消費者需承擔每年約四百億美元的關稅。
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的美國入口數據顯示，中國入口貨的價格只下降2%，跌幅與其他受全球貿易放緩影響的國家相若。
研究團隊指中國入口貨價格持續穩定，意味美國公司及消費者需承擔關稅開支。
但增加關稅並非對中國毫無影響。事實上，中國的機械及電子儀器佔美國入口貨的比例，較2017年下跌2%；中國電子產品佔美國入口貨的比例則在同期下降6%，令到歐洲、日本、南韓等國能「漁人得利」。
中國入口貨的美元價格並未大跌，顯示中國出口商並未如部分美方官員所指，利用首輪關稅後人民幣貶值來維持競爭力；相反，中國出口商在美國市場出售的每件貨品所帶來的利潤，均因人民幣貶值而增加。
（路透社）
香港的反修例風波令外界擔心會導致經濟下行，有機構發表薪酬調整調查，顯示受訪公司或機構中，香港僱員今年平均加薪幅度3.6%，比去年微升0.4百分點，另外逾半表示明年會加薪，平均加幅為3%，調查不包括近期最受打擊的旅遊及飲食業。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的調查，訪問94間來自15個不同行業的機構，涵蓋14.5萬名僱員，結果顯示受訪機構今年整體基本薪金平均加3.6%，較去年多0.4個百分點，扣除通脹後實質調升幅度為0.8%，獲加薪的僱員比例為84.9%。
近96%受訪機構今年加薪 花紅金額勝舊年
調查又指，當中近96%受訪機構在今年有加薪，僅3.3%的機構凍薪，1.1%機構減薪，中型公司(僱用500至1000名員工)平均調薪幅度最高達4%。另外，有固定花紅制度的機構，今年花紅金額平均為1.01個月基本薪金，與去年相同，非固定花紅的機構，今年向僱員發放平均1.56個月基本薪金，較去年增多。
受訪機構表示，僱主調整薪金時會考慮五大因素，按重要性依次為機構業績、個人工作表現、業務部門表現、市場薪酬調整狀況及香港經濟狀況。
至於明年薪酬調整預測，約51%機構預計明年僱員將獲加薪，預計平均加薪3.5%，約1%機構表示會減薪。
世界銀行發表《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香港排名較去年上升一級，於190個經濟體中，位列全球最便利營商地方的第三位。
《報告》以十項指標比較各個經濟體在營商環境方面的整體表現。香港在多項指標表現良好，包括「申請建築許可」（第一位）、「繳納稅款」（第二位）、「取得供電」（第三位）及「開辦企業」（第五位）。
香港政府發言人表示，香港的總分上升至今年的85.3分，反映本港方便營商安排不斷改善，政府認為世銀讚揚香港推行的便利營商改革措施成效顯著，加上香港在《報告》的排名於過去十年持續位處全球前列，充分反映香港擁有優良的營商環境，有利外地公司設立地區總部和辦事處，及促進各行業蓬勃發展。
政府稱會全面研究《報告》內容，並繼續與商界及其他相關各方緊密合作，改革現行規管制度，致力提高規管的效率和降低商界的遵規成本，以進一步優化本港的營商環境。
一項調查預期，粵港澳大灣區明年平均薪金增幅近6%，至於香港特區明年度平均薪金增幅亦達3.5%，有逾兩成公司表示會將加幅減至3.1%。
內地經濟普遍向好，帶動整體薪酬增幅。調查指，粵港澳大灣區薪酬方面，本年度平均薪金調整幅度介乎5.4%至6.8%，明年度介乎5.9%至6.3%，較香港略高。香港特區方面，本年度（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下同）的平均加薪金幅度介乎3.9%至4.1%，而2020年度各職級的整體加薪幅度介乎3.5％至3.6％，選擇凍薪的機構僅屬極少數。
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會長梁偉佳稱，內地大學畢業生平均人工較香港低，但內地生活指數較低，不少公司會提供住宿及膳食等員工福利，普遍一年後都會獲加薪，而加幅則與香港實際差距不大。
多數機構花紅雙糧惠僱員
71間參與調查的機構透露，有向僱員提供獎勵計劃，最受歡迎的獎勵計劃為「非固定花紅」，其次為「固定花紅」。機構在不同職級上所提供的固定花紅均為一個月，至於非固定花紅則為1.1至1.7個月。
薪酬及福利調查機構，在今年7至9月期間，以網上問卷調查方式，從97間香港工商機構、63間廣東省城市機構、12間澳門機構收集數據，由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人力資源管理研究中心及香港人才管理協會策劃。參與調查的僱員有近11萬人；而大灣區廣東省城市方面，受訪者主要涉及廣東、深圳和東莞的機構，受訪者逾六萬人。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渣打集團(02888)行政總裁溫拓思計劃以自願減薪，以解決退休金津貼的爭議。
報道指，渣打今年5月舉行股東大會以來，銀行一直與投資者討論溫拓思的薪酬，據悉，近四成股東反對銀行的薪酬政策。渣打原訂今年將溫拓思的薪金由115萬英鎊提升至118.5萬英鎊，並把退休金津貼增至47.4萬英鎊，惟新計算方法備受爭議。
英國《星期日電訊報》早前引述部分渣打股東指，獲邀9月與渣打主席及薪酬委員會見面，討論因溫拓思薪酬引起的爭議。其中有股東表示，他們的觀點已非常清晰，就是要解決退休金問題，及提高股本回報率。
美國僱主9月穩步增加就業機會，失業率觸及50年來新低，意味整體經濟放緩下，就業市場未受影響。
美國勞工部上周五公布，9月美國新增就業崗位13.6萬。失業率從8月的3.7%降至3.5%，為1969年12月以來的最低，當時失業率同樣為3.5%。至於平均時薪較2018年9月升2.9%，較前幾個月有所放緩，但仍高於通脹率。
接受《華爾街日報》調查的經濟學家早前預測，美國9月失業率為3.7%，新增就業崗位14.5萬。8月和7月的新增就業崗位合計向上修正了4.5萬。
9月在職或正在尋找工作機會的美國人的比例穩定在63.2%。一項衡量失業和就業不足的更廣泛指標，包括那些過於沮喪而不願找工作的人，加上那些兼職但想要全職工作的人，從8月的7.2%降至9月的6.9%。
今年截至9月，僱主平均每月增加就業崗位16.1萬，低於上次衰退後就業開始回升以來的八年裡每月平均增加的19萬個就業崗位。
9月製造業就業人數減少2000。包括醫療保健和交通運輸在內的其他行業就業崗位則強勁增加。
（華爾街日報）
富蘭克林鄧普頓調查發現，66%的香港受訪者仍偏好以股票作為退休儲蓄策略，57%香港受訪者未開始為退休儲蓄，亦有40%的50歲及以上人士未開始退休儲蓄。受訪者平均退休儲蓄目標為570萬港元，與目前為退休達到的儲蓄100萬港元相去甚遠；44%的受訪者會考慮增加強積金自願性供款來扣減稅務。
周文輝稱，受社會衝突、本港評級被下調等事件影響，近期港股市場的投資氛圍較差，但長遠港股仍具價值；至於貨幣方面，他表示，目前港元浮動不算很大，未見明顯走資情況。
現時環球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再加上中美貿易戰、日韓貿易戰及英國脫歐等多種不明朗因素持續，周文輝稱，公司更看好防守性較強的債券市場。
另外，富蘭克林鄧普頓多元資產投資方案團隊投資組合經理唐崢輝稱，即將開業的虛擬銀行亦會為港人提供投資平台，有助退休儲蓄規劃，而用戶群體將不局限於年輕人。
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需探索創新驅動的新模式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國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蔣餘浩
中央發佈《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要求深圳發揮改革開放先行者的優勢和示範引領作用，「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是繼1980年建立經濟特區以來，中央賦予深圳的另一項重大歷史使命。
從世界經濟史來看，人類社會嘗試過的許多體制，都曾創造過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但極少能夠解決不平等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因此，深圳要「率先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路徑」，展現社會主義體制優越性，一方面當然需要極大解放生產力、推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必須保障廣大勞動群眾的公平共用，實現包容性發展。這個理念需要在深圳推動創新驅動戰略的全過程中得到嚴格貫徹。
矽谷的創新驅動模式有加劇貧富分化的負面效應
我們知道，當前世界流行的創新驅動戰略，是以美國——尤其是三藩市灣區南面的高科技事業雲集高地矽谷——為主要範本。我國近些年許多地方建立高新科技園區，都是打出學習矽谷的口號。但是，在學習美國尤其是矽谷的科技創新經驗的同時，還必須高度注意：這種流行的創新驅動模式具有阻礙可持續性創新、增大收入差距、加劇貧富懸殊等負面效應。
第一，從整體來看，美國著名經濟評論家Michael Mandel在2009年6月的《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不再能實現創新」的文章，分析指出，美國大型科技企業早已不再依靠其科技創新能力生存，而是直接從股票市場中贏利。另一位著名社會學家、管理學家William Lazonick近年發表多篇資料更扎實的學術研究，指出在納斯達克上市的科技公司通過「回購」公司股票而大幅獲利。2000年至2008年全美回購股票金額最多的十大公司中，高新科技公司占了四席，包括微軟、IBM、英特爾、惠普，這幾家公司用於股票回購的資金遠遠超過其研發投入。此外，收取巨額專利費用，而不是將這些發明專利投入應用，也是這些大型科技公司近年的主要利潤來源。
第二，在美國模式之下，職業經理人的薪酬動輒數十萬、上百萬美元，與普通雇員數萬的收入形成巨大差異。這種收入差距還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加大。按照美國經濟研究所2016年公佈的資料，1965年，美國大公司主管的平均薪酬為83萬美元，而企業雇員平均為3.9萬美元，前者是後者的20倍；及至2000年，前者為2040萬美元，後者為4.7萬美元，二者差距達到376倍之多。
第三，以矽谷為典型代表的通信技術革命，創造出了一種先進的生產方式，但由於存在大量的技術門檻和制度壁壘，使這種先進生產模式目前僅局限於一些前沿生產領域，能直接從中受益的人口非常有限。同時，由於全球勞動分工的影響，研發和生產製造通常能夠分離，生產製造更趨向於在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資料價格成本低廉的國家或地區聚集。由此造成的就是一國以內收入差距的急劇拉大，無力進入高新技術研發領域的家庭，在本地連從事中低端生產製造的機會都很少，從而不可能分享到高新技術迅猛發展帶來的紅利。
以美國矽谷模式為範本的創新驅動戰略，的確擁有催生通信技術革命的巨大生產力，但同時也造成了美國國內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這是深圳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推進創新驅動戰略，所要堅決克服的弊端。
深入認識和創造性轉化矽谷創新原動力
當然，以上分析並不意味著矽谷在科技創新領域的經驗就不值得學習。但目前許多介紹矽谷科創事業發展經驗的文獻，僅提出一些表面化的見解，如加大政府扶持、建立科技園區、出臺產學研一體化規範方案，等等。實際上，從創新主體的微觀制度基礎來分析，矽谷制度環境最突出的特點有三個，分別有利於社會創新文化的營造、創新導向型制度的建立，以及自負責任投資系統的創設。
其一，以「同好」（peer）為基礎的企業組織結構。矽谷中小企業的創立通常都是建立在少數技術人員的共同理念上，這種高新技術人員以「同好」為基礎的共同創業理念，促使矽谷的高技術小公司既能保持企業內部的小規模，又有條件追求全球競爭力。而當公司規模變大時，意見不合或利益糾葛不可避免地導致無法合作，矽谷又能以極強的「寬容」文化容納各個企業創始人或管理者選擇裂變的形式，帶著新的技術或理念創立新的競爭性公司。
其二，對許多約束性法律的變通適用。在矽谷，奇特地存在著許多對於法律的變通適用的慣例，為企業和技術人員的自主發展創造巨大空間。例如，在矽谷，人們對新技術的利用似乎完全忘了還有「職務專利」這個法律規定。思科公司甚至允許員工在本公司內部開設屬於其個人的小公司從事研發。在研發取得成果之後，思科還得通過收購該小公司的方式取得成果的所有權。另外，矽谷各個企業從不將與員工簽訂的「同業競止協議」當真，很少提起這方面的訴訟。
其三，以風險投資作為科創的融資工具。伴隨高技術產業的興起，也產生了一種新型的資本形式，這種資本不依賴傳統金融行業，而是從風險資本家（venture capitalists）手中獲得資金。據統計，現代風險資本的80%是用於高新技術產業。矽谷是全美風險性創業投資的主要活動中心，美國幾乎50%的風險投資基金都設在矽谷。
可見，矽谷最核心的創新原動力在於：（1）基於「同好」的社會創新氛圍，（2）非壟斷式的創新導向制度，（3）自負責任的風投資金。以這三個特點為基礎，再加上美國政府持續為矽谷設置的扶持政策、專案訂單和專門性法律制度，以及斯坦福大學教育資源、科研資源、人力資源與矽谷的融入，共同創造了這個世界科創聖地。
但是，矽谷的創新文化和制度依然局限於局部地區和少數人群，未能幫助更廣泛的勞動群眾從中受益。美國經濟學家近年來一直在批判「1%人口掌握了99%的社會財富」，矽谷科技巨頭和新貴屬於這1%之列。
我們借鑒矽谷的模式，要學習它有利於創新的制度，但也要避免它造成貧富分化的問題。深圳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要全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必須在社會主義原則指導下對矽谷創新原動力進行創造性轉化，以降低制度門檻和技術門檻的方式，説明更多、更廣泛的人群參與高新技術研發及應用，拓寬全民公平共用高新技術發展紅利的路徑。
深圳在科創領域進行制度創新的政策選項
深圳實施的科創領域制度創新，必須著眼於降低制度門檻、資金門檻和技術門檻，幫助更廣泛的人群進入高新技術領域從事研發和應用。我們提出幾點對策性建議，以供參考。
第一，降低科創領域創業門檻，大力培養創新主體。科創企業是創新驅動戰略的主體，需要政府有意識地分類加以培養。例如，對於中小型科創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應當設置啟動資金、補貼、技術指導、政策指導等機制，充分培養，大力扶助，使其成為應用性創新的主力軍。對於大型國有企業，它們長期存在創新意願不強、創新激勵不足的問題，應當借助國企改革的機會，解決其創新動力不足的難題，例如以政府合作專案的形式推動其參與投入基礎性科研。
第二，鼓勵建立科創行業仲介機構，擴大社會服務。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發成果往往難以與市場對接，有必要鼓勵在科創行業中建立仲介機構，幫助科研人員找市場，幫助市場找科研成果。與此相配套，必須深化科研體制改革，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落地，制定突破性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應用的政策措施，如放鬆職務作品的認定標準，或建立研發者享有自主處理權、科研單位收回必要成本的科研成果轉化制度。
第三，以鼓勵為原則，規範私人資金從事風險投資。風險投資企業可以為創新型企業提供支持，可以營造活躍的科技創新社會氛圍。對以私人資金為主的風投市場，即使在各類風投活動中出現「泡沫」，只要是基於市場的行為，都無需過激干預，以免扭曲市場自身的調控能力。
第四，探索智慧財產權保護新路徑，防止權利保護成為技術壟斷的工具。當前國際適用的智慧財產權制度系統，有其不合理的內容，成為了發達國家或者跨國大公司實行貿易保護的工具。許多國際一流的經濟學家、科學家、法學家都在不斷呼籲改革這些不合理的內容。我國必須在不斷提升智慧財產權保護水準的基礎上，漸進地推動國際合作，共同探尋國際智慧財產權制度的變革途徑，結合國際科學界、經濟學界、法學界對於發達國家智慧財產權保護過於僵化從而阻礙創新的批評意見，促成國際智慧財產權規範體系變革。
第五，培育開放共用的創新文化，推動大眾從科創事業中獲益。例如，支持開源技術的研發，推動開源文化的建立和發展。「開源」就是基於共同愛好之合作的一種理念和行動。任何人投入開源產品的創新，既能夠無成本地利用此前創新的成果，又必須無條件地向後繼者開放其新成果。只有開放共用的理念深入人心，深圳乃至中國才能在真正意義上成為創新性城市、創新型國家。總之，政府應當考慮長遠的創新文化建設，推動形成開放共用的嶄新文化理念。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