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俊涵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統領下,新時代新灣區有望成為全球創新中心,也將是價值發現的高地和資本競逐的熱土,蘊含大量商業機遇。」4月23日,建銀國際董事長兼總裁胡章宏在第十二屆中國投資年會上說。

他談到,大灣區首先具有科技創新發展的機遇。大灣區具備豐富科研資源和良好創新創業氛圍,近年來誕生了如大疆、商湯等企業。未來在大灣區可通過資源整合,把深圳、廣州、香港的研發能力,和東莞、佛山等地的量產製造能力結合,加上發達的物流交通,很有希望形成「灣區研發、灣區制造、全球銷售」的「灣區模式」,打造快速創新的完整產業鏈。

第二,灣區內存在產業整合機遇。在灣區內拓展和推廣優質資源,也是種模式創新,例如香港在醫療、學前教育等方面既有過硬的服務品質和成熟的管理經驗,這些資源可在灣區內進行推廣。另一方面,廣深地區在互聯網結合傳統行業方面,已經走在全球前列,出現許多新產品、新業態。這些新技術和新模式,可在港澳地區進行探索,裡面也蘊含很多投資機會。

第三,資本市場改革帶來機遇。今年港交所將對上市制度進行重大改革,允許同股不同權以及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來港上市,將為全球特別是中國的創新企業,開闢一條對接資本市場的快速通道,預計會吸引一大批優秀的創新企業赴港融資,也將為投資者帶來新的投資機會。同時,隨著今年5月起港股通額度的擴大,港股對新經濟的接納,也將為內地投資帶來更多參與機會。
(編輯:林坤)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


【編譯/觀察者網 童黎】與「雙面間諜案」不同,之前被美國盟友「誤傷」的歐盟日前表態說:說到中美貿易戰……我們就不站隊了。

據路透社當地時間4月22日報導,有歐盟高官在周六(21日)表示,歐洲不會在中美貿易摩擦中「選邊站隊」。他同時「提醒」美國,歐盟獲得的鋼鋁進口關稅應該升級為永久豁免。

歐盟高官:盼美國朋友再「抬抬手」

據報道,歐盟經濟和金融事務專員皮埃爾•莫斯科維奇(Pierre Moscovici)21日透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本周於華盛頓召開會議期間,他與美國官員重點討論了一下「貿易」問題。

莫斯科維奇稱,他與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美聯儲主席杰羅姆•鮑威爾、財政部長姆努欽以及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都見了面。

他在採訪中表示,「貿易戰和所有的戰爭一樣,都具有破壞性。我們必須找到在當前的論戰中軟著陸的方式。」

該歐盟高官繼續延伸道,「這意味著首先,美國和歐盟得尋找到一條出路,把臨時豁免升級為最終豁免。我們正以極具建設性的精神,就此與美國朋友展開積極討論,希望我們能在5月1日前作出決定。」過了這個日子,美國給予歐盟的鋼鋁關稅臨時豁免就將過期。

3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對進口鋼鋁產品徵收25%和10%的附加稅,瞬間引發利益嚴重受損的歐盟強烈抗議。

據《金融時報》早前報道,歐盟還考慮「以牙還牙」,也對進口鋼材和鋁材徵收自己「保障性」關稅,以「重新平衡」歐盟和美國之間的貿易。
之後,美國政府宣佈,「暫時停止」對歐盟、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以及韓國征收鋼鋁關稅。

除此以外,3月底,美國已在獲得優勢條件的同時,將早前給予韓國的鋼鋁關稅臨時豁免轉為永久豁免。按照當時調整的雙邊貿易協定,韓國將進一步向美國開放汽車市場。

「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

路透社報道,莫斯科維奇還代表歐盟表態稱,中國需要實施改革,展示其貿易開放程度,並解決鋼鐵生產過剩的問題,「但這都應該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進行,而不是通過貿易戰來解決」。

他進一步表示,歐洲不會為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因為「選擇其中一方,就意味著我們進入了’對抗’氛圍,但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有問題當然要解決,但不應該通過’對抗’。」

早前,曾有歐盟官員評論道,特朗普政府正迫使各國在對華貿易政策上與美國結盟,以換取美國的鋼鐵鋁關稅豁免。

(報道截圖)

「搖擺不定」的歐盟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孔帆曾指出,自打中美貿易起摩擦以來,歐盟「站隊」就一直很搖擺,一會兒說與中國一起捍衛多邊貿易,一會兒與美國談判以求「豁免」。
在被特朗普的鋼鋁關稅「誤傷」時,歐盟曾發佈對美報復性關稅草案。

獲得臨時豁免後,歐盟和日本又要求和美國一道,向WTO投訴中國「涉嫌歧視性的專利技術許可規定」。在此之前,美國政府「先他們一步」,宣佈啟動WTO訴訟程序,指控中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
但是歐盟真的「安全」了嗎?

《華爾街見聞》在相關報道中指出,歐盟國家中,德國也處在美國發動「貿易戰」的風口浪尖上。 2016年,美國與德國的貿易逆差為680億美元,德國也是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貿易逆差來源國。

孔帆也認為,「美國對德國舉起大棒可以說是早晚的事情」。他稱,特朗普曾在一次集會上說,如果歐盟不徹底敞開市場,「我們就對奔馳和寶馬施加關稅」。目前,歐盟對美國汽車徵稅10%,美國對歐洲方面的汽車則徵稅2.5%。去年,德國汽車產量的10%在美國銷售,它直接或間接牽連著200萬人的就業。

但放眼現在,中美貿易摩擦或許已經出現了轉機。

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當地時間31日報道,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對記者透露,「正考慮進行一次訪問(中國)」,希望藉此緩解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之間日益緊張的貿易關係。

姆努欽還強調,他已經在參與和中國政府的對話,「我們抱著審慎樂觀的態度去嘗試達成一個協議。」

對此,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中方已收到美方希來北京磋商經貿問題的信息,中方對此表示歡迎。

原文連結:觀察者網


全面開放支付清算市場正在進行中。

「我國將大幅放寬金融業市場准入,歡迎和鼓勵外資進入支付清算市場。我國將全面開放支付產業的交易、清算和結算環節,全面放開帳戶、支付工具和支付系統業務。」去年11月,央行副行長範一飛的講話言猶在耳。

經過多年深耕,國內支付和銀行卡清算機構發展壯大,支付機構以支付寶、微信支付為代表,銀行卡清算機構則以銀聯為代表,且加速國際化業務。

支付清算市場開放趨勢不可阻擋,也在穩步推進。去年6月,央行發佈《銀行卡清算機構准入服務指南》;今年3月,央行又發佈《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18〕第7號》(簡稱「7號文」)。

由此,外資銀行卡清算機構和支付機構得以進入中國。不過,《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多方採訪了解到,其進入中國,面臨諸多挑戰。

「挑戰主要包括:一是申請牌照,二是運營業務。從遞交申請材料,到拿到牌照,將是一個複雜且漫長的過程;在運營業務方面,外資機構容易『水土不服』,新兵入場,很多東西需要適應。而且,本土機構實力強大,競爭也比較大。」中國支付網創始人劉剛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壯大與開放

銀行卡清算機構比協力廠商支付更早登上歷史舞台。

國泰君安銀行業研究員王劍曾撰文通俗指,如兩人開戶在不同銀行,轉帳時就涉及「清算」。存在那麼一家清算機構,所有銀行都在它那開戶。銀行卡客戶之間稱「結算」或「支付」,不同銀行間稱「清算」。

在央行領導下,2002年3月26日,中國銀聯在上海開業。長期以來,中國銀聯是國內唯一的銀行卡清算機構。2012年11月30日,銀聯在上海宣佈成立全資子公司銀聯國際,專業運營國際業務。目前,銀聯卡全球受理網路已延伸到168個國家和地區,48個國家和地區發行了銀聯卡,將近一億張銀聯卡。

多年後,協力廠商支付才登上舞台,最早是為滿足電商(如「淘寶網」)客戶交易需求。2010年,央行建立支付業務許可制度。2011年5月26日,支付寶、財付通等首批27家機構獲得支付牌照,其後,央行先後發放200多張支付牌照。

銀行卡清算市場開放也先行一步。早在2014年10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放開銀行卡清算市場。

去年6月,基於《銀行卡清算機構管理辦法》,央行發佈《銀行卡清算機構准入服務指南》,適用於銀行卡清算機構准入相關審批事項的申請和辦理。受理和決定機構均為人民銀行,明確「無數量限制」。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悉,Visa、美國運通、萬事達卡等外資銀行卡清算機構均已遞交申請材料,但目前沒有更多消息。

支付行業對外開放緊隨其後。經國務院批准,3月21日,央行發佈了「7號文」,明確外商投資支付機構准入和監管政策。下一步,央行將按程式受理外商投資支付機構的支付業務申請。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悉,早在2013年,兩家外資機構便獲得支付牌照,業務類型均為預付卡發行與受理,分別是上海索迪斯萬通服務有限公司和艾登瑞德(中國)有限公司。一位接近監管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透露:「這是特批的,這跟現在完全放開,還是不一樣的。」

此舉利好PayPal等外資機構。接近PayPal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目前PayPal主要業務為幫助商戶從海外收款。自2011年以來,PayPal表態希望在中國獲牌,都未能實現。

而自央行發佈《公告》後,多地央行分支機搆官網發佈《支付業務許可證》初審辦事指南。一時間,業內認為支付牌照或重新開放申請。不過,上述接近監管人士表示,這只針對外商投資支付機構。

由於「7號文」於3月底剛發佈,目前尚無更多進展,而去年6月,《銀行卡清算機構准入服務指南》便已發佈,多家外資銀行卡清算機構已有動作。

目前,外資銀行卡清算機構在中國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代表處;二是成立諮詢公司或技術公司,提供諮詢或技術服務。目前都不能開展人民幣清算業務,主營業務是跨境清算。

「目前我們的業務主要包括:一是支援國內金融機構的髮卡和外卡收單業務,支援跨境旅遊和跨境電子商務,二是在創新業務方面,支援國內的銀行、商戶和Fintech公司的創業創新,也積極支援普惠金融和農村扶貧事業的發展。」4月20日,Visa中國相關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Visa、美國運通、萬事達卡等都在申請中,等待央行的受理。」一位外資銀行卡清算機構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透露。

但外資銀行卡清算機構入場,獨資還是合資,市場消息不斷。

去年11月,《路透社》曾報道,中國敦促想在國內經營業務的外資銀行卡清算機構,必須與國內企業成立合資公司。

據媒體報道,美國運通的申請主體是連通(杭州)技術服務有限公司,美國運通和連連支付分別持股50%。

《21世紀經濟報道》查詢企查查,連通(杭州)技術服務有限公司成立於2017年10月17日,註冊資本10億元人民幣,股東確實為美國運通和連連支付,但具體股份不詳;法定代表人為李健偉,即美國運通中國區董事總經理。且《銀行卡清算機構管理辦法》要求,銀行卡清算機構的註冊資本不低於10億元人民幣。

報道還稱,Visa一方面以獨資形式申請牌照,另一方面也嘗試與八家國內商業銀行通過合資形式著手牌照突破。對此,Visa中國方面並未予以置評。

「央行並未明確提獨資還是合資,也沒有提內資外資的股權比例。所以,大家都在揣測怎麼去做,在中國做事情,還是拉幾個中國合作夥伴好點吧。」上述外資銀行卡清算機構人士稱。

上述外資銀行卡清算機構人士坦言,從機構角度,當然希望獲取更多控制權和話語權,也能享受更多收益。

「支付也面臨相同的問題,合資可能性比較大。「多位元支付行業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最大挑戰:支付寶、微信支付、銀聯

中國市場毫無疑問頗具誘惑力。央行資料顯示,截至2017年末,全國銀行卡在用髮卡數量66.93億張,同比增長9.27%。2017年,全國共發生銀行卡交易1,494.31億筆,金額761.65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9.41%和2.67%,日均4.09億筆,金額2.09萬億元。

但外資支付和清算機構進入中國,可預見將面臨諸多挑戰。業內普遍認為,最大的挑戰在於強大的本土機構。

經過多年發展,國內支付和清算機構實力強大,支付寶、微信支付已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眾多支付機構都無法與之抗衡。

且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兩大支付巨頭,不僅佔絕大部分的市場份額,也確如央行所言,一些大型支付機構已經「走出去」面向全球客戶提供支付服務。

比如,根據安信證券研報,自2015年起,螞蟻金服先後通過戰略投資和與當地合作夥伴合資等方式推出海外本地電子錢包。螞蟻金服目前已進入印度、香港、韓國等8個國家和地區。

銀聯也是「一枝獨秀」。在外資銀行卡清算機構人士看來,最大的挑戰在於強大的銀聯,這麼多年佈局,早已根深蒂固,市場優勢顯著。

今年兩會期間,對於銀行卡清算等市場的開放,中國銀聯董事長葛華勇表示:「我們持積極、歡迎的態度,開放帶來的合作與競爭關係,能夠促進銀聯轉型發展,形成競爭的動力。」

「我們更多吸引有跨境需求、高端一些的客戶群體,以此差異競爭。」上述外資銀行卡清算機構人士坦言。

此外,《銀行卡清算機構管理辦法》要求,為保障金融資訊安全,境內發行的銀行卡在境內使用時,其相關交易處理應當通過境內銀行卡清算業務基礎設施完成。

上述外資銀行卡清算機構人士表示:「我們的清算業務基礎設施都在美國,為適應本土化要求,必須以中國標準在中國做清算業務基礎設施,對我們來說,會增加一些成本。」

(編輯:周鵬峰)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


針對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中國對美大豆對華出口實施反制措施,4月20日發佈的2018年中國農村綠皮書建議,應密切關注進口國農業補貼等支持政策措施,及時採取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維護農產品更公平合理的國際貿易秩序,維護中國農民利益。綠皮書副主編李國祥指,中美貿易摩擦會促進一些農產品生產,扭轉一些農產品進口大的壓力。

中國不必太擔心中美貿易摩擦影響

「即使全面實行反制,整個中國農產品現在的供給充裕,採取這反制措施,有助改善農產品的供求關係,當然也有助我們鞏固生產能力。」4月20日,在由中國社科院農村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舉行的《農村綠皮書: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17~2018)》發佈會上,上述綠皮書副主編李國祥分析。

他指, 2018年主要農產品產量多數還在增產,糧食總產量預計可能會超過6.2億噸,增長1%左右,棉花估計還會再增。油料大概增長1%,糖料大概增長2%。

貿易摩擦會促進過國內生產加快。事實是,2017年中國進口的大豆是9,500萬噸,增長13.8%,中國通過結搆調整,大豆國內的增長12.4%,速度已經非常快。

上述綠皮書報告建議,中國應該採用多途徑提高中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

比如提高中國農業國際競爭力,既要通過加大農業科技創新等途徑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又要採取更有針對性的切實有效措施,提高中國農產品品質和衛生安全保障水平。

就糧食來說,稻谷和小麥供給重在提高品質,通過擴大綠色優質專用供給,保持較高價格,確保生產經營者獲得合理收益。玉米重在提高單產水平,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大豆重在促進食用豆類擴大生產,油用大豆主要依賴進口滿足需要。
同時,要建立健全中國農業貿易政策體系,加強國際農產品市場監測預警,密切關注進口國農業補貼等支持政策措施,及時採取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進一步加大農產品反走私綜合治理力度,維護農產品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貿易秩序,維護中國農民利益。

早前,美國時間2018年4月3日,美國政府依據301調查單方認定結果,宣佈將對原產於中國的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稅,涉及約500億美元中國對美出口。
美方這措施明顯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規則,嚴重侵犯中方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享有的合法權益,威脅中方經濟利益和安全。

中方4月4日宣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等法律法規和國際法基本原則,將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等農產品、汽車、化工品、飛機等進口商品對等採取加徵關稅措施,稅率為25%,涉及2017年中國自美國進口金額約500億美元。

李國祥指,中國在農產品領域實施反制措施,就能扭轉進口的壓力。因為美國一些農產品淨利潤大多虧損,但仍在照樣向中國出口。大豆每年美國對華出口是3千多萬噸,高的是4千多萬噸。

2018年農產品國際貿易格局變化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但進口持續擴大的態勢很難改變。中國農產品供給是階段性過剩,結搆不合理,進口可能還會持續擴大。估計2018年進口農產品大約1300億美元,2018年穀物的進口量會減少,主要是2016、2017年中國進口美國的高梁近500至600萬噸。

2017年不同的農產品和食品在不同時段價格走勢呈現分化,2017年總體下跌3.5%,2017年豬肉價格下跌14%,糧食價格上漲0.1%,其中小麥和稻穀分別比去年上漲4.4%和0.7%,新季玉米收購價格2017年秋季之後,價格持續上漲。

2018年中國農產品市場價格運行,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總體可能輕微上漲,生產者價格上漲預計2%。農產品和食品價格展望與預測。即使全球糧食供求關係寬鬆,農產品國際市場價格可能低位運行。
(編輯:耿雁冰)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


4月20日商務部官網消息,商務部發佈關於原產於美國、加拿大和巴西的進口漿粕反傾銷措施,再調查裁定的公告。調查機關裁定,在原審調查期內,原產於美國、加拿大和巴西進口漿粕的傾銷行為導致中國國內漿粕產業受到實質損害,傾銷與實質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係。調查機關決定,繼續按照商務部2014年第18號公告內容實施反傾銷措施。

公告原文:
商務部公告2018年第37號 關於原產於美國、加拿大和巴西的進口漿粕反傾銷措施再調查裁定的公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以下稱《反傾銷條例》)以及商務部《執行世界貿易組織貿易救濟爭端裁決暫行規則》(以下稱《執行爭端裁決暫行規則》)的規定,2017年8月25日,商務部(以下稱調查機關)發布年度第43號公告,決定通過再調查執行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搆關於加拿大訴中國漿粕產品反傾銷措施案專家組報告的裁決。

在案件原審和再調查中各利害關系方所提交的證據材料及調查機關補充收集證據材料的基礎上,根據專家組的裁決,調查機關對原反傾銷措施傾銷進口產品對國內產業衕類產品價格的影響、傾銷進口產品與國內產業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其他已知因素對國內產業的影響等問題進行再調查。根據再調查結果并依據《反傾銷條例》和《執行爭端裁決暫行規則》的規定,調查機關作出再調查裁定。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再調查裁定
調查機關裁定,在原審調查期內,原產於美國、加拿大和巴西進口漿粕的傾銷行為導致中國國內漿粕產業受到實質損害,傾銷與實質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調查機關決定,繼續按照商務部2014年第18號公告內容實施反傾銷措施。

二、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
對本案再調查裁決的決定不服的,根據《反傾銷條例》第五十三條的相關規定,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

雖然他每天處理的工作在全球金融界是最具挑戰性的,也是最為重要的,但他的名字卻非未家喻戶曉(也許目前還不是)。這位68歲的男子就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首任行長——金立群。由於中國政府是這家銀行的最大股東,華盛頓、東京等地的政策制定者們都在質疑:中國是否打算用這家銀行取代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下文分別將兩者簡稱為「世行」和「亞行 」——觀察者網注)等該領域內長期以來一直發揮重要影響力的機構並在亞洲地區追求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呢?

金立群說,亞投行是一家獨立運營的金融機構。就像很多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那代中國人一樣,金立群的青年時期也是在農村度過的。金立群年輕時曾刻苦攻讀英語文學專業,後來他調入中國財政部,在長期工作中他表現非常傑出並升任財政部副部長。此外,他還曾在世行和亞行有過工作經歷。

以下是《彭博市場雜誌》(Bloomberg Markets)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的專訪:

《彭博市場雜誌》2018年4-5月號封面

《彭博市場雜誌》:當你出席全球各大金融會議時,有什麼關於亞投行的誤解令你抓狂嗎?
金立群:人們經常會問,「我們為什麼需要亞投行?」
有時候問題會更加直接,「中國到底要幹什麼?在過去70年裡,世行和亞行一直在服務於這一地區,中國為什麼要成立一家全新的機構?這是不是在浪費資源?把錢投入既有的這兩家銀行不是更划算嗎?中國是不是有自己的小算盤?中國是不是希望借助亞投行實現自己的地緣政治目標?」
我經常需要面對此類提問,而回答這些問題的難點在於——我本身是個中國人。我很難讓全世界相信我是中立的,我也不會說那樣的話。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只代表中國發出聲音,如果我不能將各國同事、同行的各種觀點、評價、憂慮和觀察到的現象納入自己的工作日程,那麼我在亞投行的工作也是很難取得成功的。

《彭博市場雜誌》:可以請您談談亞投行的主旨和未來願景嗎?
金立群:當中國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時,這個國家沒有什麼可以稱得上是現代基礎設施的東西。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電氣化鐵路、沒有現代化的港口或機場、沒有超臨界發電機組、沒有高壓輸變電系統或高效的配電系統,可以說中國沒有任何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在這種情況下,要實現國家的現代化簡直就是不著邊際的幻想。當時,中國是利用世行、亞行的資金以及國內儲蓄來投資基礎設施項目的。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基礎設施的面貌開始發生顯著變化。
有一點我想提一下,非常有意思,就是當時中國是借錢搞基礎設施建設的,一些人認為從外國借錢建那些東西簡直是瘋了。「公路能幫你把錢還上嗎?從沒聽說過」,人們會有這樣的質疑。很多年以後,人們開始認識到借錢消費和借錢投資之間的巨大差別。
與日本和韓國相似,中國在對基礎設施進行投資之後實現了廣泛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如今中國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大量實際經驗。

2013年,習近平主席宣佈,中國政府決定建立一家多邊發展銀行以推動各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該倡議的目的並不複雜:很多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道路上受制於基礎設施瓶頸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而這樣一家銀行可以解決此類問題。中國提出成立一家新型的、基於中國經驗的多邊發展銀行的倡議很快就獲得了各國積極的回應,這些回應首先來自東盟國家,然後是南亞國家、中亞國家和中東地區的國家。

《彭博市場雜誌》:亞投行與世行或亞行之間的主要區別是什麼呢?
金立群:設立一家全新機構的最好理由在於它具有全新的特徵,這家新的機構不應該是模仿既有機構的產物。所謂「發展銀行」(development bank),這一概念不應是賈斯培·鐘斯(Jasper Johns)所創作的抽象的表現派藝術作品那樣,越是看不懂,就越有魅力。這個世界需要一家與既有發展銀行有所不同的新的金融機構,而且在建立這一具有新特徵的金融機構的時候,我們不應該拒絕學習既有發展銀行的經驗。

《彭博市場雜誌》:亞投行都具有哪些新特徵呢?
金立群:亞投行將抵制一切官僚主義習氣。我們不會設立那種花哨的、可有可無的職位;我們抵制那種員工各自為戰、拒絕分享資訊、拒絕互通有無的狹隘的工作作風,我們也不會允許員工陷入不同部門之間的惡性競爭;為了提高員工的效率、提高專案的成本收益率以及取得可以用資料評估的工作成果來滿足客戶需求,我們已經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細則和工作流程。我們將一直招聘具有最高專業水準的專家進入亞投行工作,不過如果沒有足夠充分的理由,我們不會設立新的職位。

《彭博市場雜誌》:你如何能確保亞投行不會有任何腐敗事件發生呢?
金立群:我要求亞投行必須做到完全乾淨,亞投行對腐敗現象是零容忍的。在採購方面,我們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競爭性的國際招標為我們的項目進行採購,另一種就是在我們內部進行的公司採購(corporate procurement)。在國際招標採購方面,我們與客戶之間進行緊密的合作以對招標全過程進行監督,這樣可以確保所有投標的供應商都能獲得公平、公正的待遇。任何企圖行賄或試圖違反招標採購規則的公司或個人都將進入黑名單,而且已進入其他多邊發展銀行黑名單的投標者都會自動進入亞投行的黑名單。在公司採購方面,任何一單公司採購都必須經過採購委員會的嚴格審查,以避免亞投行資金遭到不當使用以及其他違規行為。
我已經授權亞投行的首席內部審計員對本行的的所有開支進行審計,以確保沒有任何違規行為發生。而且,我們不會容忍任何妨礙或抵制亞投行內部審計工作的行為。任何細小的問題都必須消滅在萌芽狀態,以防日後情況惡化到難以收拾。我們必須警惕任何罔顧項目成本收益、濫用金融資源的行為。在這方面,中國的智者數千年前曾給我們留下這樣一句話:「不矜細行,終累大德」(felonies thrive where misdemeanors are tolerated)。

《彭博市場雜誌》:在多邊發展銀行,能夠在不受到政治偏見影響的情況下做出放貸決定一般來說是很難的。亞投行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金立群:亞投行若要保持可持續的成功,決策程式就必須民主、理性,而且要避免對外部因素產生任何衝動的或情緒化的反應。如果人們不願聽取不同意見,如果人們不能坦率自由地交換看法,如果來自基層員工的建議遭到無視,那麼民主、理性的決策程式就不可能得到實現。
在亞投行,沒有一項決定是未經過執行委員會詳細討論並達成共識後就做出的。所有員工都可以在自己的上級面前提出不同看法,而且我們從基層到最高層都貫徹這一原則。
我非常重視民主決策程式。我曾仔細研究過大型商業帝國由興轉衰的幾個有趣案例。毫無例外,所有的商業帝國都是由一位具有傑出思想的人物建立的。不過,個人的智慧終究是有限的,甚至某一領域的先驅人物都無法一直跟上所在領域的最新進展。當商業帝國的創建者拒絕傾聽他人的建議時,災難的陰影就越來越近了。最後,那位商業領袖只能無奈地看著自己一手創建的商業帝國毀在自己手裡。有人說,人們總是不注意向歷史學習。我是個喜歡讀史書的人,我會一直從歷史中汲取智慧。

《彭博市場雜誌》:你對亞投行的日常運轉和目標設定有你自己的思考,中國的發展經驗對你在這方面的思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金立群:基於中國在過去幾十年裡的發展經驗以及我個人的一些經驗,我認為,創建一家專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多邊發展銀行是十分重要的。首先,中國本身就從世行以及很多國家的對華資金支持中獲益匪淺,我們非常清楚多邊主義的重要性;第二,我剛才也曾提到,基礎設施對促進經濟發展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最後,我們希望創建一家能夠集現代先端科技、現代管理經驗和良好治理體系於一身的多邊發展銀行,其中每一個因素都非常重要,但只有當這幾個因素能協調一致時,他們發揮的作用才最大。

《彭博市場雜誌》:你在談到亞投行和涉及規模龐大的國際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帶一路倡議時,一直十分小心地淡化兩者之間的關係。這裡面有什麼原因嗎?
金立群: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其實是一個建設項目平台,所有參與國都可以站在這個平台之上。習近平主席曾提出,「一帶一路」專案應堅持「共商、共建、共用」的原則。目前,加入「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已達60到70個,「一帶一路」的大目標是在亞洲地區推動各國之間的互聯互通,甚至是全球範圍的互聯互通,很多經濟較為落後的國家都將從中受益。所以說,「一帶一路」倡議並不是僅與中國有關。有一種觀點認為,「一帶一路」專案建設只會使中國公司和中國工人成為受益者,這是非常嚴重的誤解。很多項目其實是完全沒有中國公司參與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在於,中國希望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推動各國之間的合作。
《彭博市場雜誌》:那麼亞投行又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呢?
金立群:「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的創建都是中國政府發起的,但這兩者的功能和角色各不相同。前者是中國提出的一項涉及面非常廣泛的倡議,所有國家都可以參與;後者是一個多邊發展機構,其運營有自己的標準。如果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國家也希望與我們在亞投行展開合作,那麼我們非常願意考慮他們的融資需求。不過在具體層面,我們也要將項目的金融穩定性等因素納入考慮,我們需要考慮專案對環境的影響以及項目所在地居民的意見,我們有自己的標準。亞投行願意對各國的融資需求給予回應,我們也有資金實力,我相信亞投行會積極促進很多專案的實施。不過,我們也不可能對所有項目都大包大攬。

《彭博市場雜誌》:據說,亞投行正在考慮今年在國際市場上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債券。這對亞投行來說具有怎樣的意義?
金立群:三大評級機構都對亞投行給出了最高信用評級,這要歸功於我們從股東(包括中國和一些歐洲國家)那裡獲得的強大支持。亞投行的運營管理是獨立於任何國家政府的,我們的每一項決策都是在董事會中以自己的標準做出的。在這方面,內部治理、風險控制、嚴格的金融管理以及高素質的員工是非常關鍵的因素。從最高層到基層員工,我們的團隊在審視每一項投資時都秉持亞投行誠實正直的價值觀。這些都使評級機構得出結論——亞投行應該獲得最高信用評級。因此,在合適的時機,亞投行走向市場是水到渠成之舉。

《彭博市場雜誌》:在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的過程中,亞投行會扮演怎樣的角色?
金立群:對於中國金融市場變得更加開放,我是持歡迎態度的。我認為中國會繼續開放自己的金融市場,因為在中國掌握專業金融知識的人才在快速增加。中國的領導層也希望開放金融市場,但這種開放應該建立在不產生任何混亂的前提下。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我們從美國和歐洲也學習到了很多經驗。

《彭博市場雜誌》:當中國政策制定者與西方同行互相交換立場和看法時,有沒有什麼重要的內容是在翻譯過程中丟失(lost in translation)的?
金立群:對於中國來說,我認為英語寫作和溝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永遠不會停止在提高溝通能力方面的努力。中國的確還很缺乏能夠與外界進行有效溝通的高級人才。在真正意義上深入理解其他國家的文化並幫助外國朋友理解中華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一直在非常努力地與西方朋友們進行溝通交流。我不想陷入爭論,我希望能進行非常理性的討論。

《彭博市場雜誌》:據我所知,你的家庭背景並不是特別顯赫。
金立群:我的家族在二戰爆發前曾過著非常優渥的生活。我的曾祖父是私塾裡的教書先生。曾祖父和曾祖母過世後,我祖父很年輕就離開了家鄉,他開始在上海和周邊幾個城市謀生。
祖父後來自學成才,成為了一名工程師,而且收入很高。但他並不是個特別看重金錢的人,他的理想是恢復家族昔日的榮耀,他希望子女能成為有才學的人(men of letters)。為了我父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祖父毫不吝惜金錢,他甚至為父親請了一位英語家教。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一切都變了,家裡的經濟狀況迅速惡化。不過,我們家族熱愛學問的傳統並沒有中斷,我父母很愛好讀書,我們幾個孩子在這一點上也受父母很大影響。
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我曾在家裡閣樓上看到過一些英文讀物,現在已記不太清了,好像都是些硬皮的精裝書,其中有一本是《伊索寓言》。另外,還有一些期刊,其中包括上世紀40年代出版的《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雜誌。我對英語這門語言和英語文學的興趣就是從那時開始的。我小學五年級開始上英語課,從那時起我對英語的愛好就愈加強烈了。現在很難相信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經在小學開設了英語課程,不過情況的確是這樣的。

《彭博市場雜誌》:難怪您最初的職業理想是成為一名英語專業的大學教授。
金立群:上世紀60年代的中學時期,我開始非常努力地閱讀英語世界裡的經典作品。寒暑假是我專注於英文閱讀的黃金時間,因為放假時我不再需要為學習其他科目分心了。
我當時閱讀的都是些經典的英語文學作品(主要是小說和詩歌)。那時候,我是讀不到當代作品的。我當時關注的作家可能現在的年輕人都不太熟悉,其中包括查理斯·蘭姆(Charles Lamb)、瑪麗·蘭姆(Mary Lamb)、威廉·哈茲利特(William Hazlitt)、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斯蒂爾(Richard Steele),他們寫的散文都非常令我著迷。即使現在,我也還經常翻翻莎士比亞(Shakespeare)、喬叟(Chaucer)和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的作品。關於美國文學,我最喜歡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納旦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這三位作家,我曾集中閱讀過他們的作品,而且當時讀的都是原文。
我在英語文學方面的努力從未中斷,即便在文革時期、在農場勞動的時候也沒有中斷過。不過在上世紀60和70年代,我在農村學到的主要不是英國文學或美國文學,農村生活是實實在在的,那是一個與小說裡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年的艱苦經歷塑造了我的精神世界,而且我在推動國家發展方面的意識和情感(my sense and sensibility to the mission of development)也是在那時開始形成的。

《彭博市場雜誌》:為什麼這樣說呢?
金立群:我每天都與村民們接觸,這使我有機會瞭解他們的夢想、他們對自己和後代的期望。他們的生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代複一代,很難有什麼變化。如果他們有一個孩子考上了大學,畢業後在城裡找到工作,有了比在農村更高的收入和社會保障,那麼這就可以稱得上是家族命運的重大轉折了。中國有一句老話就是說的這種情況:「山窩裡飛出了金鳳凰」。我下鄉時所在的村子上世紀70年代初才通了電。一棟兩層的樓房、電、自來水、能沖水的廁所、一部電話以及足夠的存糧——這就是中國農民一直夢寐以求的生活。在上世紀60、70年代,就我所在的那個村子來說,這樣的生活理想是完全脫離現實的。

《彭博市場雜誌》:文革和下鄉生活對你產生了什麼影響?
金立群:在農村的艱苦經歷使我不再對田園生活充滿嚮往。不過這段經歷也有好的地方,就是在勞作過後的閒暇時間裡,我能在小茅屋裡完全不受打擾地讀書,在農閒時節更是如此。當地的老鄉們可能無法理解我的追求,不過他們都是很好的人,他們從不打擾我,也許他們也在嘀咕,這個年輕人的腦子是不是不太清楚呢?
我當時身邊有一台破舊的雷明頓打字機和一本未刪節版的《韋氏第三版新國際英語大辭典》,都是二手的,此外還有幾本英語書。那些書是我用很便宜的價格買到的。在轟轟烈烈的文革運動中,那些書能倖存下來真是奇跡。
幾十年後,有些人認為當時的那個瘋狂的年輕人,用大衛·赫伯特·勞倫斯(D.H.Lawrence)的話來說,「有一種奇怪的預感,感覺好像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一樣」。對於這種說法,我是不認可的。我其實並沒有什麼先見之明,也沒有什麼遠見。我當時只是有一種激情,一種對學習知識的渴望。

《彭博市場雜誌》:可如此愛好英語文學的你最後怎麼會從事金融工作呢?
金立群:1978年,我考上了北京外國語學院(就是現在的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研究生,師從北外最著名的教授之一繼續學習英美文學。
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已經是《外國文學》這本新創刊雜誌的一名編輯了。我當時在中國一流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幾篇關於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小說的論文,正是這幾篇論文使我得以在畢業後留校任教。
正當我夢寐以求的學術生涯剛剛開始的時候,我被推舉進入中國財政部工作。1980年,時任世行行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與鄧小平在北京會了面,可我對此並不瞭解。中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的代表權,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派高級政府官員赴世行執行董事會任職,財政部主要負責這方面的工作。當時,財政部對年輕職員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
我的導師許國璋教授當時對我說:「在我看來,中國有200位左右講授英語文學的教授就足夠了。而國家現在非常急需懂經濟和金融知識的人才,尤其是還另外能精通英語的經濟人才。你應該轉向經濟領域去工作」。見我有些迷惘,他向我保證道,如果在轉行到經濟部門之後無法得心應手,他隨時歡迎我回北外。

《彭博市場雜誌》:你在財政部工作後獲得了晉升,然後就去了美國。
金立群:在部裡的鼓勵下,我申請了由美國新聞署資助的休伯特·韓弗理(Hubert Humphrey)獎學金專案,並於1987-1988年被選派到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擔任韓弗理研究員。這個項目一結束,我就到世行擔任副執行董事,而且一干就是四年。
從2003年到2008年,我在亞行擔任負責具體業務的副行長,工作內容涉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會遇到的大量發展問題。
從2008年到2013年,我在作為中國主權財富基金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擔任監事長,這使我有機會去真正管理一家公司,雖然那是一家准國有企業。從2013年5月到2014年10月,我在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這段工作經歷使我具備了一個不同的視角,使我能夠處理私營公司在管理層面所面臨的一些問題。

《彭博市場雜誌》:話題還是回到亞投行。你能介紹一下亞投行的貸款資產組合(loan portfolio)和建設專案的一些情況嗎?
金立群:根據規定,我們可以貸款給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私營項目。現在,我們的貸款資產組合主要集中在電力、能源和交通這幾個領域。
在目前這個階段,印度是亞投行資金最大的接受國。印度是一個實力雄厚的國家,而且它對資金也有很強的需求。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這幾個國家,電力一直處於嚴重短缺狀態。在緬甸,該國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沒有用上電,亞投行的資金也參與了緬甸燃氣電廠的建設。另外,交通運輸也是個很重要的領域。在印度孟買和班加羅爾,我們參與了當地地鐵項目等大運量客運系統的建設,這些專案非常重要,因為你不可能讓每個人都開車去擁擠的市中心上班,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是應該受到鼓勵的,而且這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一種有利舉措。

《彭博市場雜誌》:你們有沒有考慮過把業務擴大到亞洲以外的地區?
金立群:我們已經在亞洲以外的國家完成了首個項目,該項目位於非洲的埃及,亞投行已經為當地一個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了2.1億美元貸款,這個項目一共要建設11座太陽能發電廠。阿曼希望能夠改變目前過度依賴化石燃料的狀況,他們想發展替代能源產業並建設一個港口。此外,我們的資金還説明阿曼建設了寬頻網路,這樣阿曼人就能更好地使用現代通信服務。我認為,説明海灣地區的中等收入國家為未來以低碳為特徵的全球經濟做好基礎設施準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人類能在幾十年後取得成功的話,天然氣未來可能會成為化肥的原材料,而石油可能成為化工原料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大量被用作燃料。也許,我們很快就能實現這樣的轉變。
我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新任財政大臣在達沃斯會面時,他表示非常希望能與我們合作。我認為,鐵路建設對海灣地區國家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鐵路可以降低運輸成本。

《彭博市場雜誌》:亞投行要確保所參與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都符合環保標準,你們是否在這方面感受到某種壓力了呢?
金立群:對於我們的工作來說,符合綠色環保標準是至關重要的。通過投資基礎設施項目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同時還不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這是我們的神聖使命。
很多發展中國家正在致力於解決貧困和其他經濟社會發展問題,建設符合綠色環保標準的專案將有利於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現長期增長,這些國家需要我們伸出援手。小洞及時補,免遭大洞苦,那些處於極度貧困中的人們有權利活下去。保護自然資源的確非常重要,但保護環境與實現發展不應當是衝突的。電力需求一直在不斷上漲。在一些國家,停電或限電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在低收入國家,大部分人口甚至還沒有用上電。
只要情況允許,我們就不會建設新的大壩或電廠,而是會致力於對現有電網進行升級,升級之後,輸電和配電的系統性損失將得以減少,這其實相當於又建造了很多新的電廠。
我們還將在建設大運量公共交通系統方面提供協助,以減少馬路上的汽車數量。此外,在建設基礎設施時採用新的技術也能夠為綠色經濟作出貢獻。我們正在主動與亞投行各成員國展開合作,幫助他們履行在「巴黎協定」上所作出的承諾。

《彭博市場雜誌》:您認為各國公眾對多邊發展銀行在戰後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是否足夠了解呢?
金立群:我記得曾讀過一本名為《佈雷頓森林貨幣戰》(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的書,那本書非常詳細地介紹了二戰後一些重大事件的具體細節。當時有很多艱難挑戰要應對,英國將全球經濟霸權移交給了美國。此外,歐洲國家還要面臨戰後重建的問題。回顧那段歷史,再看看我們成立亞投行的整個過程,我很欣慰我們各成員國從最初開始就沒有產生太大分歧。
歷史畢竟是歷史,70年前與今天的情況已經截然不同。經過70年,我們人類在認識和平與發展的重要性方面已經取得很大進步。所以,當我讀到《佈雷頓森林貨幣戰》以及其他有關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過程的書籍時,我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及很多歐洲國家都參與到亞投行的工作中來感到非常欣慰。

《彭博市場雜誌》:在戰後初期,很多事情是結果難料的。
金立群:當時很多協商談判的確事關戰爭與和平。如果談判破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形勢就可能重現;如果談判成功,人類就能迎來真正的和平。
從1980年起,我參與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全過程。這使我有機會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當時並非很多中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出去了解外面的情況。我知道貧窮意味著什麼,我知道還有很多人在經歷苦難,這使我產生了一種使命感。

《彭博市場雜誌》:你曾在世行工作。那時作為一名中國人,你的經歷是怎樣的呢?
金立群:我希望中國能發展起來。研究生畢業後,很幸運我得以進入中國財政部工作。1980年,部裡派我赴世行的執行董事辦公室工作,我開始實際了解到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情況。當然,赴世行之前我是學過經濟學的,但學習方向主要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資本論》。1980年,我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經濟學,與我在國內學習的經濟學是完全不同的。

《彭博市場雜誌》:國際金融界是否已經接受亞投行存在的現實了呢?
金立群:我認為中國在亞投行的宣傳方面已經取得了很不錯的效果,不過關於中國成立亞投行的目的、中國是如何成立亞投行的以及在中國是主要持股人的前提下這家銀行將如何運轉,要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彭博市場雜誌》:美國和日本最初都沒有表現出加入亞投行的興趣。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是否會調整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呢?
金立群:中國從最初就非常誠懇地邀請日本和美國作為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但加入與否應該由各主權國家政府自己決定,我不便對此發表看法。
關於中國為何要成立亞投行,我們當然曾面臨很多質疑。中國是不是要拆世行或亞行的台?亞投行在參與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時是否會漠視環保和人權標準?面對這些批判性的、有時甚至非常有敵意的問題,我是冷靜的。在美國,我並沒有遇到對我們非常有敵意的人,美國人是非常坦誠直接的。如果有質疑,他們就會提出來。而如果你能夠證明情況並非像他們所想的那樣,他們就會相信你。我喜歡這種溝通方式。

《彭博市場雜誌》:日本方面呢?
金立群:日本商界人士曾來找過我,日本前政界領袖也來過。他們都非常希望日本能加入亞投行,他們認為日本不應該被排除在外。我對他們說,無論美國和日本是否加入亞投行,我們都可以展開合作,而且亞投行已經有日本籍員工在這裡工作了。
據我所知,一些對我感興趣的日本媒體曾去過我的老家,而且還採訪了很多人,他們進行了很正面的報道。我會把這當作一種鞭策。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提醒我要繼續努力工作,不能有任何懈怠。
如果你做得好,人們自然會認可你的工作。我認為亞投行才剛剛起步,我們還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努力才能讓人們得出結論:這的確是一家很棒的多邊發展銀行。

《彭博市場雜誌》:你想與世行和亞行在更多項目上展開合作嗎?
金立群:由於基礎設施本身的性質,基礎設施建設專案的規模一般都是很龐大的。在我看來,聯合出資(co-financing)將是未來多邊發展銀行業務的常態。世行在許多國家參與了很多項目,但分配給每個項目的資金是在不斷減少的,亞投行正好可以彌補這一缺口。
特別是那些規模十分巨大的專案,投資機構更多就意味著風險可以得到分散,而且在與當地政府進行談判時,投資方會有更多的話語權。我對與世行開展聯合投資是持歡迎態度的。

《彭博市場雜誌》:你認為亞投行應該保持規模小而精的隊伍嗎?
金立群:我們將繼續招聘最優秀的專業人才。招聘時,我們會擇優錄用,國籍不限。我們對求職者的國籍、對參與項目的投標公司的國籍都是沒有限制的。這樣我們就可以招募到最優秀的人才,就能夠以最低成本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融資服務。目前我們在編員工總數為140人左右,來自36個國家。雖然美國和日本還不是亞投行的成員,但我們已經有來自美國和日本的員工擔當要職了。亞投行是一家開放透明的機構。

《彭博市場雜誌》:你希望未來給亞投行留下怎樣一份遺產呢?
金立群:董事會對專案結果如何所負的責任是有限的,但董事會負責監督管理層,同時對管理層如何決策也負有很大責任。如果沒有董事會提供的「核保護傘
,管理層將直接承擔自身判斷、決策的後果。
無論對於改革派還是保守派來說,改革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改革不是請客吃飯,而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改革意味著要打破那些已經與當今世界脫節的慣性思維。
坦率地講,如果我願意的話,我可以不做任何改革,我可以穩穩當當地做一個行長,我可以為董事會做一名項目「守門員」。但我不是那種人,我是個有自己原則的人,我對銀行股東有著強烈的財務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我認為,我們應該對沿襲已久的銀行治理體系和運營模式進行一些變革。
要讓全世界相信亞投行是一家按照最高標準運營的一流發展銀行是需要時間的。我曾在多個場合講到過,我們不可能憑空獲得外界的信任,我們也不應抱有這種期待。全世界將根據我們做了什麼而不是說了什麼來對我們做出評價。因此我並不介意「陪審團」在外觀望,只要他們想,就盡可以在庭外徘徊觀望。不過我相信我們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樹立起自己的威信了。如今,亞投行已經是一家公認的從建立初期起就具有高度道德操守的多邊發展銀行。
能夠將亞投行的這種價值觀一直長期保持下去才是真正的挑戰。我已經把發展以道德為基礎的企業文化(corporate culture)列為首要工作內容。堅持專業性和誠實正直這兩項基本原則將確保亞投行能夠做出有意義、可計量的工作業績。
靠語言是無法取信於人的,只有實實在在的工作成果才能贏得聲譽和信任。如果人們不了解你、不信任你,不要心懷怨恨,要相信自己終將能夠獲得他人的理解和信任,而這一切憑藉的是我們踏踏實實的工作。因此,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可以很自豪地這樣說:過去四年的這整個過程,其實也是一個我們與世界之間互相加深理解的過程。

《彭博市場雜誌》:您放棄英美文學的學術道路轉行進入金融界工作,是否感到有些遺憾呢?
金立群:我在中國財政部工作了30年,其中有11年與在世行和亞行的工作時間是有重疊的。在這30年裡,我親自參與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除了在財政部負責預算相關工作,我一直在參與中國在經濟和金融領域的雙邊和多邊對話。
經過這些年的工作,在國際問題、社會問題、全球環境問題以及與貿易和跨境投資有關的國家利益衝突該如何解決等問題上,我都有了深刻的理解。
當我接到任務要我籌建一家新型多邊發展銀行時,我才意識到,多年的學術生涯、在鄉下的艱苦勞動以及在世行和亞行的工作經歷都是對我履行亞投行使命的歷練。這就是人生。我們無法預測自己的人生,但我們可以為未來做好準備。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彭博市場雜誌》2018年4-5月號)

原文連結:觀察者網


晶片巨頭英特爾已率先對「封殺中興」表示:遵命!

18日下午至19日,英特爾中國區方面已先後對《每日經濟新聞》、《新京報》、《環球網》等媒體表態:「 我們已知悉美國商務部的命令,並將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 」

美供應商全面斷供

此外,據《第一財經》報道, 近期與中興通訊在供應鏈環節有合作的美國供應商,基本上都已停止對中興供貨,及提供電話、郵件和現場技術支援服務。

一名接近中興通訊的美國供應商博通的人士也表示:「聽說從17號開始(博通)就停止供貨,連半導體公司本地的技術支援,都不能再和中興工程師聯繫了。」

另一名美國晶片公司的負責人表示,貿易戰是大家都不願意看到,但美國政府下這個命令,任何一個總部設在美國的企業都要遵守。

而作為壟斷核心晶片技術的高通 ,目前暫未作出回應。

截至發稿, 中興通訊方面 未對斷供對實質業務的影響作出回應 。

今天,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再度回應美國封殺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一事。

他回答記者提問時再強調,美方行徑引起市場對美國貿易和投資環境的普遍擔憂,美方的行為表面針對中國,但最終傷害是美國自身,不僅會使其喪失數以萬計就業機會,還會影響成百上千的美國關聯企業,將動搖國際社會對美國投資和營商環境穩定的信心。

「希望美方不要自作聰明,否則只會自食其果」

高峰表示,也希望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的決心,如果美方堅持通過單邊主義的保護政策,不惜傷害中美兩國企業利益,企圖遏制中國發展,迫使中國作出讓步,那是打錯算盤,中方堅決捍衛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決心、信心,不會動搖,會進行堅決的鬥爭。

觀察者網早前報道 ,4月16日,美國商務部宣佈,將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銷售零部件、商品、軟件和技術7年,直到2025年3月13日。

緊接著,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NCSC)當天也發出一封措辭強烈公函,警告電信運營商不要使用中興通訊的設備,因為其所有權屬於國家引發安全擔心。

英特爾表態為美國貿易政策砸下實錘

根據媒體報道顯示,目前,中興通訊電信設備中的零件有6成來自外部供貨,而這6成中又有至少一半來自美國市場。

業內人士認為,美國商務部的一紙「七年」出口禁令,將中興推向了危機漩渦之中,因為中興在晶片、零件、操作系統等方面深度依賴美國。但彭博社發表文章表示, 美國政府禁令可能會適得其反 。

報道認為,中興通訊的重要地位體現在,該公司幫助中國建立高速5G無線服務,其技術實力甚至可與美國相媲美。

儘管美國依然是智能手機、基站和光學設備的關鍵晶片的技術和知識產權領導者。 但在有關創新和獨創性的許多方面上,中國大型科技公司,已不再落於美國。

另外報道指出,今次事件後,中國很有可能採取措施,繼續加大晶片等領域的研究投入,以進一步技術縮小差距。因此,美國的這一懲罰措施,可能加速中國科技公司對美國技術獨立,可能還會將終惠及華為、中興等競爭對手,刺激中國轉化為美國更強大的競爭對手。

原文連結:觀察者網


香港數碼港主席林家禮認為,盡管香港在金融科技方面是個「後起之秀」,但是發展卻非常迅速,尤其是數碼港多方面資源對接,能為一些在外部發展受限的創新企業提供「創新沙盒」。

周智宇

「香港有穩定金融體系,令它在金融科技領域的市場需求並不強烈,但金融科技浪潮已衝擊全球,我們再不投資未來,就得被淘汰了。」香港數碼港主席林家禮在4月11日於香港舉行的亞太商業論壇(Aisa Pacific Business Forum)上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

林家禮認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中心,容易吸引來自全球的最好的創新人才,但香港在全球也有很多競爭對手,粵港澳大灣區會是進一步提升香港吸引力的解決方案。

「大灣區如要成為我們想像中的全球領先的灣區,人口的流動性應該大大提升,下一步則是將大灣區真正變成一個『雙創』(創新創業)的命運共同體,灣區內的城市可緊密聯繫、分工、分享成果等。」林家禮看來,發展創新科技的同時,香港還應把握機遇,建設成為「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的數據中心。

新經濟正成為香港發展新動力

林家禮認為,香港社會對待創新經濟的氛圍正在改變,『氣氛好了」。
他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過去五年可看到,香港正由傳統經濟轉向新經濟,從傳統思想轉到開放思想。」

林家禮舉例稱,從他接觸的香港投資者來看,過去他們只會投資房地產等傳統經濟領域,現在投資到新經濟的數量和金額明顯多了,包括大型銀行等金融機搆的投資資金,會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錢投往新經濟、數字經濟,「這在以前是絕對不會發生」。

此外,如果五年前在香港市民當中提創新,沒什麼人會感興趣,林家禮表示,過去香港人會更鼓勵子女從事會計師、律師、醫生等安穩工作,但現在大家態度更開放。在專訪翌日,便是由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數碼港主辦的「互聯網經濟峰會」,峰會的主題便是「新經濟新動力」。

在林家禮看來,新經濟應該是「互聯網+」,像金融科技就應當發揮香港金融服務業的優勢,從而成為香港發展的新動力。林家禮指出,金融服務業在香港GDP的佔比很高,是香港的主業。「如果連香港都不去做、不去推動金融科技的發展的話,我們的主業就會受到衝擊,也就會失去新經濟的紅利。」

從統計數據上看,在目前香港的GDP搆成中,金融服務、旅游、貿易及物流、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等四大支柱產業佔比接近六成。具體而言,香港2015年時金融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為17.6%,在2012年時這個數據是15.9%,此外,從事金融服務的就業人數佔比也從2012年的6.3%上升至2015年的6.5%。

「香港的主業之一就是金融,如果不做好金融科技,那就保不住主業,更何談新經濟的紅利?」林家禮表示,希望能夠聚焦社會方方面面的資源來推動香港金融科技的發展,「這是香港當前的『危、困、機」,大力發展金融科技對香港而言刻不容緩。」

而香港數碼港作為香港特區政府全資持有的公司,目前正在做的就是全力配合政府創新經濟的策略,並希望能夠大力推動香港邁向新經濟、數字經濟。

林家禮透露稱,目前在香港數碼港有1,000多家創業公司,集中發展四個數碼科技領域,包括金融科技、電子商貿、物聯網/可穿戴科技以及大數據/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目前佔比大概在三分之一左右,未來這個比例將會上升至50%,甚至更多。」

除金融科技外,林家禮認為,香港在數據方面或數碼資產方面也應該大力運營。因香港有完善法規保護數據,在保護用戶數據,尤其是隱私方面,香港政府也有專門團隊把關。

此外,在包括光纖、鐵塔、互聯網數字中心等數字基建上,香港較為完善,能與世界各地連接,林家禮表示,除可作為一個「一帶一路」倡議的投融資中心,香港還能在「數字絲綢之路」上有所作為,下一步香港還應在數字基建上加大投資力度。

沙盒機制鼓勵創新

在林家禮看來,數碼港創業生態環境能為創新企業營造良好生態環境系統。

為扶持創新企業,香港數碼港對創新企業扶持分四步走。在第一階段,在創新企業的概念經審核通過后,企業可獲得10萬港元「創業微型基金」,而企業必須在6個月內提交產品原型,才能進入下一階段。

而進入第二階段的企業,則進入「數碼港培育計劃」,創新企業可獲得33萬港元補助,但企業的產品需要在12到18個月內進行營銷,並且獲得至少1年的運營資金以維持業務。進入第三階段——「數碼港加速支援計劃」的企業則能再獲最高30萬港元的補助,但企業必須開拓海外市場。

前三個階段,數碼港均只出錢而不參股、分紅,但在第三階段數碼港會接洽天使創投對創新企業進行投資。

經過前三個階段的培養,創新企業獲得外部投資,並被投資市場認可後,數碼港才會對已獲得首輪天使資金的創新企業提供100萬港元的投資,並開始成為創新企業的股東。

資金方面,2016年香港數碼港獲得2億港元撥款成立「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而在香港新一屆特區政府的預算案中,數碼港再獲2億港元撥款支持創新企業。
林家禮認為,在香港特區政府的支持下,數碼港有健全的創新創業的生態系統,在資金、人才培訓、企業合作及市場對接上,能提供大量資源來支持,企業所要做的就是做好他們的創新。

目前港交所已經對生物科技的公司在資金募集上提供了便利,而在其他的新經濟公司中,林家禮說,「我想下一步也會擴大到數字經濟方面。」

林家禮認為,盡管香港在金融科技方面是個「後起之秀」,但是發展卻非常迅速,尤其是數碼港的多方面資源對接能夠為一些在外部發展受限的創新企業提供《創新沙盒》。

林家禮坦言,如沒監管部門的配合、支持、鼓勵和信任,很多創新企業的創新是難以實現的。尤其是在金融領域,對技術上的弱者以及市場都需要進行保護,這就會有一些條例限制到相關的創新。

「香港金管局已成立金融科技促進辦公室,團隊也從幾人變成幾十人,是一個非常好勢頭。」林家禮表示,香港數碼港能夠連繫香港金管局、香港證監會、大學、科研機搆等方方面面的資源,促使監管的力量和創業的力量協調一致,解決創新上的規則限制問題。林家禮表示,金融科技的推動是一個破舊立新的過程,如沒政府配合,金融法規不與時俱進,技術將難跳開法律框架取得進步。而沙盒技術則能在既有科技,也有法律框架的情況下,發展創新科技,尤其是金融科技。」他說,像區塊鏈技術等更是如此。

大灣區可提高香港對人才吸引力

作為具有成熟的金融服務業體系的國際化都市,香港在吸引國際化人才和資金方面的優勢明顯,但在包括新加坡、北京等都開啟人才爭奪戰的環境下,香港如何進一步提升自身吸引力?在林家禮看來,粵港澳大灣區將解決問題的方案。

林家禮指,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總數近7,000萬(6,800萬),2017年經濟總量超過10萬億元,與世界三大灣區之一的紐約大灣區相近,同時區內各城市具有相似語言文化、飲食文化、情感文化等,但「如果要做到我們想象中的全球領先的灣區,人口流動性還應大大提升。」
大灣區擁有共同的文化和語言,各城市之間的聯繫也可更緊密,林家禮認為,這好比一支足球隊,團隊協力才能拿冠軍。林家禮舉例稱,做無人機的大疆創新科技公司創始人汪滔,便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在廣東創新創業,「這是大灣區內各地優勢互補帶來的成效」。

林家禮認為,目前民間層面在打通市場、跨境投資、人才自由流通和合作上已經先行一步,尤其是跨境金融上有很多創新想法和機會,給大灣區帶來很多機遇,但仍有規章制度上的差異等問題要解決。為此,林家禮表示,希望看到更多綠色通道,打破更多障礙,促使大灣區內各城市更緊密合作。

此外,林家禮認為,香港數碼港培育的創新企業應兼顧中國市場和國際市場,過程中,數碼港可作為國外企業進入內地市場的跳板,也能助力大灣區內更多企業開拓海外市場。

林家禮指,在香港數碼港的創業團隊都會有全球化視野,團隊也不會是由單一某個地區的人員組成,「現在在數碼港的一千多家科技和初創公司,成功的都是混合團隊。」

混合人員的團隊優勢明顯。林家禮舉例稱,來自國外的人才有國際市場的資源和想法,香港地區的人則懂得香港營商文化,在貿易上靈活,而內地的人才則知道內地市場需要什麼,如何適應內地法規等,這樣綜合起來的團隊競爭力便非常強。
(編輯:辛靈)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


港元匯價持續弱勢,觸及 7.85 的弱方兌換保證,香港金融管理局於星期三當天,三度承接港元沽盤,合共買入超過 176 億3,100萬元,使周五銀行體系結餘降至 1,285 億元。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李達志認為,沒有出現大規模沽空港元。

本港銀行體系一星期內流出超過500億元, 金管局副總裁李達志表示,過去數年,合共流入香港銀行體系的資金達一萬億港元,故500億元相對比例下只流出一小部份,目前在市場緊密監察中,並沒有大幅、大規模沽空港元。他又指,一旦銀行體系資金緊絀,金管局可以透過外匯基金票據向市場注入資金,籲市民不必擔心。

他又指, 本港拆息已經慢慢上升,隔夜及一個月期拆息分別上升10及12點子,預料情況將會持續,建議市民要留意利率會上升。

金管局自上周起已13度入市,合共承接逾510億港元沽盤。金管局表示,未見大規模沽空港元的活動,港元匯價回升至約一個月高位,於7.847兌1美元水平徘徊。


 

 
「按照現有的機制,當市場出現港元在7.85弱方保證時,如有銀行願意在這個水平吸收賣盤,金管局則無需出售干預。但顯然現在市場上沒有足夠的買盤,金管局需要不斷地買入港元,縮減銀行結餘,從而推升港元的利息。」一位外資機搆外匯交易員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採訪表示。

特約撰稿  朱麗娜 香港報道

同時,上述人士指出,目前市場上1年期港元利率掉期升至1.88%,創下近年以來新高,這意味著投資者預期港元的利息將逐漸上升,願意支付更高的成本,將浮息貸款轉換為定息貸款。他預測,香港銀行結餘在跌破1,000億港元以後,銀行批發資金的成本明顯上升,才會考慮調整最優惠利率。

港元匯率屢逼近弱方保證 香港金管局四日內七度入市

香港時間4月17日早上紐約交易尾盤及倫敦交易時段,香港金管局再分別買入57.7億港元、33.76億港元。

由於香港銀行間市場規模近年來大幅擴張,今次金管局出手力度及頻率超出市場預期。自4月12日以來,金管局已累計七次買港元、沽美元進行市場干預,共斥資約223.76億港元。經T+2交收後,4月18日香港銀行體系結餘將由1,800億港元縮減至約1,576.24億港元。

「近期港元匯率貶值主要是由套利交易的市場資金主導,而非基本面因素驅動。短期來看,香港金管局仍需繼續入市干預,買港元、沽美元,來保持港元的匯率穩定。」 德意志銀行利率策略師劉立男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以三個月的美元LIBOR為例,從去年年底的1.69%已上升至目前約2.35%的水平,上升了66個基點,而三個月的HIBOR最近剛回到1.3%,與去年水平一致,美元和港元間的利差超過100個基點,市場上不斷有投資者拋港元、買美元進行套利交易,在港元的聯繫匯率機制下, 金管局根據所承諾的弱方兌換保證(7.85) 啟動市場操作。」劉立男指出,金管局市場操作的目的是穩定匯率, 無意立即大規模買入港元,過度推升港元的匯率或過度推高港幣利率。

光大銀行香港分行金融市場部資金業務副主管顏劍文表示:「這幾天市場資金流出的量不算太大,我們預計未來的港元沽盤量會越來越大,目前銀行體系的結餘規模仍很大,對於這些套利交易者而言,他們買入美元,隔夜利率1.75%,而拋空港元所需付出的隔夜利率只有0.19%,每天可以賺取1.5%的利差,但是他們面對的最大風險,是金管局不斷接盤,港元利率上漲速度快於預期,利差最終消失而導致虧本。」

同時他認為,很多套利交易者都在對賭美聯儲6月會再次加息,美元與港元的息差會再度拉大,很多套利交易都基於這種假設之上。

短端利率已升近20基點

香港金管局入市買入港元的金額逐次加大,由4月12日的8.16億港元增至17日的逾50億港元,在市場人士看來,意味著本地銀行體系已無法消化港元的賣盤。
「按照現有的機制,當市場出現港元在7.85弱方保證時,如有銀行願在這水平吸收賣盤,金管局則無需出手干預。但顯然現在市場上沒有足夠的買盤,金管局需要不斷地買入港元,縮減銀行結餘,從而推升港元的利息。」一位外資機搆外匯交易員表示。

同時,上述人士指出,目前市場上1年期港元利率掉期升至1.88%,創下近年以來新高,這意味著投資者預期港元的利息將逐漸上升,願意支付更高的成本將浮息貸款轉換為定息貸款。他預測,香港銀行結餘在跌破1,000億港元以後,銀行批發資金的成本明顯上升,才會考慮調整最優惠利率。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4月15日在博客中指出,根據聯繫匯率機制設計而出現的『四步曲』:資金流出、結餘收縮、港息上升、匯率穩定,完全是機制設計之內的正常運作。他呼籲市民在借貸時要持務實和審慎的態度,不應期望超低息環境無止境地持續下去。

他表示,事實上自從美聯儲開始加息以來,香港市場的利率已經趨升,以樓宇按揭常用作基準的一個月銀行同業拆息為例,已從2015年底的0.22% 升至最近的0.85%。在資金流出後港元利率會更趨近美息,即使從目前港美息差幅度看來,短期內不會出現大幅飆升的情況,借貸人利息開支亦難免會因而上升。

在金管局連日屢次入市買入後,港元的短端利率已開始逐步攀升。根據香港財資市場公會的數據顯示,4月17日,1個月港元拆息升至0.89286%,相比4月12日已上升接近20個基點,同日,3個月、6個月、12個月的拆息分別為1.29714%、1.59304% 、2.10661%。然而由於美元的拆息高企,同日,1個月美元拆息則為1.89550%,1個月港美息差仍維持在約1%的水平。

港股連續四日下挫

由於港元流動性趨緊,拖累港股連續數日下跌。4月17日,恆生指數早盤高開39點,開市後倒跌,截至收盤報30062點,創4月6日以來收市新低,跌252點或0.8%,連續4個交易日累計下挫834點或2.7%。

4月17日,港股全日成交額1171.9億港元,較上一日增加95.43億港元。滬深港通南下均錄淨流出,港股通(滬)淨流出7.07億元人民幣,連續第四日呈資金淨流出;港股通(深)淨流出0.39億元人人民幣。

星展銀行(香港)經濟師謝家曦表示,在金管局出手干預下,港息已連續數日上升,這意味著香港已經正式進入加息周期。他預期,香港今年會加息3次,每次25個基點,最優惠利率(P)在今年年底由目前的5%攀升至5.75%。

「按2008年金融危機前水平,最優惠利率通常高出三個月HIBOR大約300個基點,就是說如利率回歸正常的話,目前最優惠利率為5%,3個月的HIBOR回到約2%的水平,本地銀行才會考慮加息,這對樓市而言會產生一定心理影響。」顏劍文表示。

摩根士丹利發表報告指出,據過去經驗,通常在加息的周期初期,強勁需求可支撐較高的按揭貸款成本。因此,除非一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急劇上升,或銀行上調最優惠利率,否則短線香港樓市的風險有限。
(編輯:辛靈)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