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育所為何事?

香港教育局副秘書長 康陳翠華

 

歷史教育是全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香港的課程中,中學教育階段分別設有初中及高中的中國歷史科和歷史科課程,讓學生從探索過去人類文明的進程,認識國家和世界的歷史,從而培養對國家認同、世界視野,並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在研習歷史的過程中,學生固然要學習運用歷史資料、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但從歷史汲取教訓,以史為鑑是歷史教育有別於其他科目的重點,自有其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斷維度。近日,個別教師的不正確中國歷史教學,部分教材的撰寫方法,以及公開考試中的偏頗設題,均引起社會上極大的爭議。就這些問題,教育局詳細說明如下。

認清基本史實 訓練學生思維

歷史教育十分重視學生能夠認清重要史事的基本內容。以鴉片戰爭課題及20世紀上半葉中日關係為例,於前者學生須認識鴉片戰爭的背景、鴉片的禍害、清廷禁煙的過程、鴉片戰爭爆發的導火線、戰爭經過、簽訂《南京條約》,以及鴉片戰爭的影響等。有關的教學材料及教科書,必須清楚和準確交代史實。另一方面,歷史教育的重要學習宗旨之一是讓學生在學習自己國家的歷史時,從民族、文化的角度,建立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及歸屬感。因此,學生雖然可以認識其他立場對於鴉片戰爭的看法,例如指稱鴉片戰爭為中西文化衝突及英國拓展貿易結果的外國觀點,但在中小學基礎教育階段,教師須清楚讓學生知道鴉片戰爭後簽的是不平等的條約,以及在一九七二年,香港在聯合國會議上被剔出殖民地之列等等重要事實,絕不能教學生以旁觀者自居,或教授不符歷史發展事實的觀點。

歷史教育重視培養學生從不同角度思考的能力。其中一種常用的教學方式,是教師提供全面的史實和不同角度的評論資料,並作出適當引導,讓學生通過思辯,建立分析、判斷能力,作為正確價值觀的基礎。但歷史對某些事件已有強而有力的定論,選取的資料應正確反映該事件的事實,尤其對於還在基礎學習階段的中小學生,這更為重要。故在中小學從事歷史教育的人士亦應按學科課程要求選取有學者論說支持為主流意見的資料,以助學生從小建立人文、道德及歷史方面正確的價值觀。

優質考核題目 全面客觀持平

有時這種方式亦可應用在評核題目甚至是公開考試中,但有幾方面的原則必須遵守。首先,該課題是基於歷史研究屬於有足夠空間可供中學生考生討論的史事人物。一些牽涉大是大非的題目,例如侵略、屠殺、種族清洗等,完全不應引導基礎教育階段學生討論其正面價值,也不可能有國家會放在課本,甚至試題中讓學生討論其利弊,這是基於人類良知的共識,也是學生對承受慘痛經歷民眾同理心的教育。考題可以要求考生評論某場戰事一方失敗及另一方取得勝利的因素,但這不涉及道德價值判斷。然而本年的歷史科文憑試,有題目考問學生是否同意在一九○○至四五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利多於弊」。眾所周知,日本於一九○○至四五年間多次發動對華侵略,造成數以千萬計的同胞喪生。有人嘗試合理化此命題,硬說此是開放題題型,考評技術層面可以容讓學生得出「弊」多於「利」,甚或百害而無一利的結論,這是完全失焦的詭辯。實際課程和正常教學也不會與中學生探討日本侵略為國家帶來的「利」,而所謂「利」如何衡量?對誰人有「利」?與戰爭中人命傷亡怎可比較?接受外國的援助和被外國侵略是否可以說成是可互相量度、互相比較、互相抵銷的「利」和「弊」?

第二,試題要求學生展現的能力,須合乎其學習的水平,也不是所有複雜的問題都可以簡單化而不流於偏頗。有學者早已指出上世紀上半葉的歷史,交織錯綜複雜的人物、社會階層、國家等的相互關係和種種縱橫交錯的事件,又涉及文化、經濟、政治等力量互動的複雜考量,即使是大學學者亦要慢慢梳理的問題,高中的課程的深入程度,還未達到仔細分析上半個二十世紀中日的這些複雜關係。故要求中學生在約二十分鐘內「就自己所知」來處理這超越他們能力的題目完全不合理,也沒有意義。

此外,任何歷史題目如問及不同角度或看法,所提供的資料不應偏側於一方觀點,應讓考生能從不同的角度認識和了解題目的中心。如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成因,歷史資料題應從不同角度,如當時的國際關係、個別國家的利益、民族主義的興起等,協助考生作出公正持平的結論。文憑試中要求考生討論「一九○○至四五-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題目,所提供的資料都只偏向日本在20世紀初對中國的援助,資料的重要性與日本侵華暴行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再者,題目所提供資料必須要與題目考問範圍配合。若題目考問的時段是一九○○至一九四五年,但只提供一九○五年及一九一二年的資料,導引考生透過不完全的資料評論一個在較大時空發生的事件。因此,命題是偏頗的,極不理想。

因為設題已有問題,其信度和效度難以量度,故將題目取消是合理及負責的做法,亦符合學生的利益。

但更重要的是,日本當年發動對華侵略,抗日戰爭造成數以千萬計的同胞喪生,公開試的試題引導學生學習和思考日本帶來的「利」與侵略帶來的傷害相衡量,不但與課程宗旨不符,更會嚴重傷害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包括仍然在世的抗日老兵和義士)的感情和尊嚴,亦不符中小學歷史教育之義。難怪為不少社會人士詬病,我們對此深感遺憾。想到考評確有「指揮棒」的作用,日後會否鼓勵教師要教授學生量度日本在這個年代對華的各種「利」跟侵華的「弊」孰多孰少、孰輕孰重,實在難以想像。

多管齊下 培育新一代

歷史教育是任重道遠的學校教育工作。加強學生正確認識歷史,培養他們的國民身分認同,是教育同工持續努力的目標。我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升學生對歷史的認識,包括規定中國歷史是初中的獨立必修科,學校必須提供足夠的課時;向學校發放推動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一筆過津貼,組織多元化的活動培養中、小學生欣賞及承傳中華民族的卓越精神及文明;配合新修訂的中國歷史科及歷史科課程(中一至中三),加強對教師的專業培訓(包括與歷史有關的內地考察團),並協同專家學者製作多元化的學與教資源,嚴格評審兩科歷史的課本。因發生個別教師不正確教授鴉片戰爭和文憑試題目事件,我們特意上載由專業前線教師編訂的教學資源,供公眾閱覽,希望公眾不要因為個別人士的錯誤而誤以為所有歷史教師均不專業。我們期望能與教師及社會人士一同攜手,為學生締造良好正面的學習環境,培養他們良好的品格,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傳承不少令人欽佩的歷史人物對國家、對民族和對社會的責任感。

當執行課程及評估的過程中出現問題時,尤其是涉及教育及考評等機構,教育局有職責維護教育專業,並基於保障學生及公眾利益而採取相應行動,予以糾正。教育界包括不少教育團體及資深校長、老師以及媒體都認同題目存在重大問題。有關試題距離可接受的考核題目水平甚遠,未能有效全面客觀評估考生的成績,教育局要求取消有關題目,目的為保障考生的利益。在教育的議題上教育局不是無關的第三者,也不是純粹資源提供者而不須負責教育的質素。因此教育局對試題表達看法和提出處理的意見,絕非以政治來干預考試。

我們在此強烈呼籲所有在不同教育崗位/職位的教育人士反思教育的使命,不要讓教育專業蒙羞!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莎劇千古名言:「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現在變成這樣:戴口罩還是不戴口罩,這是一個問題。

2月初,港府發生過戴口罩風波。

從大年初一到初十,特首出席過4次記者會。港媒報道說,第一次記者會特首沒戴口罩,第二、三次戴了,第四次即正月初十那次,又不戴了。記者問她何故,她答:口罩不夠用,要省給前線醫護用。她又說,世衞亦都出了指引,不一定需要戴口罩。所以,港府已發出內部指引,除醫護人員等外,其他政府部門人員如非生病、前線工作及前往人流密集地區,否則不准戴口罩,「戴了都要摘下來」。

這就惹來香港公務員工會批評港府是無良僱主。

2月5日,不戴口罩出席記者會的特首為自己頭天的言論道歉,她說,「在此我需要為我昨日就戴口罩的言論,因為表達不清楚而引起誤會道歉。實情是我當時想指出,政府需要優先照顧醫護及前線提供公共服務人員的口罩需要,因此會因應風險評估原則,決定官員是否在公開場合戴口罩。我當時講的對象是主要官員,我鼓勵他們以身作則,減少在不必要情況下戴口罩,以減低用量。」

5月初,港府宣佈訂製了一批口罩,向全港市民免費派發。多好的事啊,又被批評派發太遲。

凡此等等,無不說明,包括香港人在內的東亞人對傳染病的避險意識相當強,相當自覺和主動。

可是到了西洋,完全是另一派光景:官府苦勸市民戴口罩,市民偏就不愛戴。
新浪微博博主「豬式會社臨時擔當」發了一則微博介紹說,美國一個妹子扛了個牌子上街,牌子上寫著「我的身體我做主,支持特朗普」,反正堅決不戴口罩,也不在家呆著。

 

這個妹子所支持的特朗普大爺,就是那堅決不戴口罩「聯盟」的「盟主」。4月初,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建議美國人都戴口罩,以防範新冠肺炎疫情擴散。特朗普應聲就說,CDC的新指引屬於自願性質,反正他本人不會戴口罩。

特朗普的競選對手、民主黨籍的前副總統拜登見縫插針、打蛇隨棍上,批評特朗普不負責任,他說,「每個人都有義務負責任」。拜登說自己如果不戴口罩就不會外出和其他人交談。

2019新冠肺炎給2020年的世界政壇帶來了一個有趣的副產品:「口罩政治」。

號稱「新浪微博知名財經博主」的作者「二號頭目」說,美國FOX新聞採訪了一個示威遊行的群眾,這個人舉著牌子要求復工。記者問他,你現在也不戴口罩,就不怕得病?那哥們說了一句話擲地有聲:「人民到底有沒有去死的自由?」

哈哈哈!程老漢覺得吧,若撇開上帝聖經的諄諄教導不管,自己想死請便,Do as you like!

可是但是BUT,請不要通過患新冠肺炎去死。

因為,一來新冠肺炎病人現在是見一個救治一個,所以得了新冠肺炎會給前線醫護添麻煩,不像其它死法,比如吞槍那麼簡單死了就死了,不需要搶救治療,不會給別人添麻煩;二來,新冠肺炎會傳染給不想死的人,而且會在新冠肺炎患者自己還不知道、還沒有癥狀的時候就會傳染給別人,害很多無辜的人。

總之就是,怎麼死都行,但不應該以患新冠肺炎的辦法去死。


香港還有多少這樣的教師正在誤導別人家的子弟呢?

資深電視人  程鶴麟

 

《韓非子.內儲說上》有個故事說,齊宣王愛聽竽合奏,養了一支三百樂師的樂隊,其中一個樂師是南郭處士,他根本不會吹竽,卻混在樂隊里搖頭晃腦佯裝吹竽賺到高薪。後來宣王死了,他兒子湣王繼位。齊湣王也愛聽竽,但他不聽合奏,衹要聽獨奏。不會吹竽的南郭處士在露餡之前逃之夭夭。

這就是成語「濫竽充數」的典故。

最近香港的一所小學幾乎是重演了一遍這個故事。

 

嗇色園黃大仙祠是香港最著名的廟宇之一,崇奉儒、釋、道三教。據說黃大仙「有求必應」,簽文靈驗,長年吸引無數善信到來膜拜求簽,香火鼎盛。

 

香港有個宗教慈善團體叫色嗇園,大家都知道色嗇園辦了一個香火很旺的黃大仙祠,內地人不知道的是,色嗇園還辦教育。新版濫竽充數故事就發生在色嗇園旗下的可立小學。

4月28日,香港市民陳女士陪同在可立小學上二年級的孩子上網課。

那天上的是常識課,講課的老師這樣講述鴉片戰爭的起因:「1840年中國和英國之間發生了一場『鴉片戰爭』。英國呢,想以禁煙為理由派兵攻打中國。爲什麽他們要這麼做呢?就是由於英國發現中國當時很多人吸煙,吸食菸草,這個問題相當嚴重。所以他們爲了消滅這些叫做『鴉片』的物品,所以呢,就發動了這場『鴉片戰爭』。」

 

 

真是不陪不知道,一陪嚇一跳。鴉片戰爭明明是英國向中國傾銷鴉片(不是菸草哦),中方被迫出手封禁鴉片煙,嚴重損害了英國的商業利益,英國乃發動戰爭。可是孩子的老師卻這樣歪曲歷史,陪同孩子聽課的陳女士被震驚了。

要不是新冠疫情導致學校關閉,導致課堂教學改成上網課,誰能知道小學老師竟然這樣子誤導別人家的子弟?新冠疫情就像是齊湣王,把教師上課的方式改了,教學環境從封閉式的教室變成開放式的網課,聽課人從學生變成「學生+」,各種各樣的南郭處士就這樣現形了。

必須嚴肅指出,用「濫竽充數」來給可立小學這件事定性並不準確。濫竽充數是沒本事的冒充有本事,次貨冒充正貨,而可立小學這位常識課教師本事卻大得很呢,他是處心積慮撇開中外所有史書自己另起爐灶。

起初程老漢一直不明白,這位老師怎麼會分不清楚菸草跟鴉片的區別呢?「菸草」跟「鴉片」這兩個漢語詞彙,不僅分別指不同「物品」(借用這位老師的詞彙),而且寫法不同、不論普通話廣東話,兩個詞彙的發音也不同,根本不可能混淆。這就像我們不可能混淆「母豬」和「小熊」一樣。

程老漢反復觀看這段視頻,並將他的講話記錄下來,仔細研讀,就發現了其中的奧秘。

這位教師的邏輯脈絡是這樣的:
英國想「禁煙」——中國「很多人吸煙」——「吸煙」就是「吸食菸草」——「菸草」就是「叫做『鴉片』的物品」——鴉片戰爭。
這位教師用心良苦也循循善誘,他像催眠一樣,把小朋友一步步引入歧途。當今世界,反對菸草絕對是政治正確,小朋友們對此早有認同,所以,聽課的小朋友們自然而然會認為,英國人爲了幫中國人禁煙而發動戰爭那也是絕對正確。

 

 

可是老師,今天不是要說鴉片戰爭嗎?提菸草幹嘛呢?

奧妙就在這裡,催眠之後就是移花接木——各位同學,那菸草嘛、就是「叫做『鴉片』的物品」,「所以呢,(英國人)就發動了這場『鴉片戰爭』。」

香港媒體4月30日報道說,「有不願具名的資深小學校長認為,涉事教師可能備課不足。」

把清政府禁英國鴉片煙說成英國人幫中國禁菸草,這是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啊,怎麼能說成「備課不足」!

 

可立小學發聲明指,將就事件成立調查委員會全面檢視及跟進。

 

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說,這不是「備課不足」,因為「即使是普通人不備課都不會得出此番言論」。

那位「不願具名的資深小學校長」又說,「網上教學普及,家長及公眾有更多機會『觀課』,教師應有更充足的備課,確保講授教學內容準確無誤。」這是在提醒某些教師,齊湣王來了,吹竽的方法變了,大家要小心。

香港的小學一個班級通常有學生28個左右。

程老漢的問題是,陳女士孩子的27個同學,他們的家長爲什麽沒有反映問題?

程老漢猜測是,另外27個學生的陪同家長,要麼漫不經心根本沒注意聽課,要麼就是聽了卻信以為真。

就是說,除了那位陳女士,其他所有學生和他們的陪同人,悉數就範,盡入彀中。

香港還有多少這樣的教師正在誤導別人家的子弟呢?細思極恐。


香港《基本法》「一國兩制」最佳保證、定海神針、繁榮基石

香港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

 

 

香港特別行政區面積僅有1,100平方公里、人口約750萬,但卻能夠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國際組織事務及重要體育賽事,如世界貿易組織、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及奧運等。當中原因為何?這一切都是源於香港《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區「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及保障。

今年是香港《基本法》頒布的三十周年,撫今追昔,正是重溫香港《基本法》歷史的好時刻。我鼓勵市民全面和準確認識香港《基本法》,深入了解「一國兩制」的理念和實踐,並深思香港《基本法》的保障對香港長足發展的關鍵性。

國家《憲法》與香港《基本法》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於1990年4月4日通過香港《基本法》,並在同日作出設立香港特區的決定。

《憲法》是香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和效力來源,而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文件,經長時間醞釀、研究和諮詢而形成的法律條文,為香港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政策提供了堅實明確的法理基礎和憲制依據。

「一國兩制」是整全的概念

《基本法》具體說明「一國」的概念,列明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同時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一國兩制」源於國家為實現和平統一和領土完整,解決包括香港問題在內的祖國統一問題而提出的構想,本意是容許一個國家之內,局部地區可實行不同的制度。必須强調,「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也是根本;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

在「一國兩制」下,中央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只有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把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一國兩制」的實踐才能行穩致遠。

《基本法》保障香港繁榮穩定 確立獨一無二的定位

在「一國」的基礎上,香港特區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在「兩制」的框架內,香港特區實行與國家不同的制度,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香港維持國際商貿社會熟識的普通法傳統,法治和司法獨立的核心價值,以及單獨關稅區的地位,這一切均得到《基本法》的憲制保障。此外,《基本法》亦規定港元為香港特區的法定貨幣。在「一國」之內,港元和人民幣兩種貨幣並存,促成了香港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同時,《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享有基本權利和自由,包括言論、新聞、信仰自由,還有結社、集會、遊行和示威的自由。

正因如此,在《基本法》下,全賴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的雙重優勢,香港定位獨一無二且不可取替,並在不同的國際排名位居前列。

與此同時,回顧香港積極參與國家改革開放歷程中,既是「貢獻者」,也是「受惠者」。香港一直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優勢,貢獻國家,同時受惠於內地的高速發展,與內地攜手穩步向前,並取得豐碩成果,同發展,共繁榮。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責任

香港《基本法》的序言開宗明義指出,香港特區的設立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安全和發展利益,是香港特區作為國家的一部分的憲制責任,應有之義,是確保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礎,同時亦關乎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

增強對《基本法》的認識

《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區政府的憲制基礎,我們必須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特區政府會透過不同渠道,增強全社會特別是公務員和青少年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並培養青年人成為具國家觀念、富香港情懷、有世界視野和對社會有承擔及守法的公民。

為加強有意加入香港特區政府的人士對《基本法》的認識,政府自2008年起在招聘公務員時要求應徵者接受《基本法》知識測試。截至2020年3月,累計有約39萬人次參與學位或專業程度的《基本法》知識測試,其他程度的筆試則有約19萬人次參與。有關測試成績佔應徵者整體評分10%,不少申請人都考獲不錯的成績。

當年在《基本法》頒布後,社會日趨向穩定,有人形容《基本法》為「定海神針」。30年過來,對於近年香港社會再次出現有關政制發展以及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等問題的爭拗,正本清源之正途,就是全面認識、擁護和落實《基本法》。此外,有人對「一國兩制」出現誤解、甚至曲解,對國家和香港的發展造成破壞,我們必須及時給予正確引導指正、澄清及反駁。因此,正確認識及解讀「一國」和「兩制」的關係至為重要。

香港的繁榮穩定,有賴香港人同心協力。最近本地疫情稍緩,實屬得來不易,當疫情結束後,香港要盡快復原。但近日有人再次發動非法集會和示威活動,不但增加疫症傳播的風險,更可能對公共安全構成威脅。

事實上,本港社會瀰漫着一種不守法的意識。自去年六月,有1 400場公眾活動,其中很多演變成嚴重違法暴力。被捕者當中約四成是學生,18歲以下接近1 400人,年紀最小的只有11歲。被落案控告的學生超過460人,當中年紀最小的三人都是12歲。而經過司法程序處理的被捕者中,已有八名18歲以下的人士被定罪,當中年紀最小的只有13歲。這些青年人以身試法,自毀前途,令人痛心。

我要強調,無論政府再投入更多資源、推出更多措施支援受疫情影響的市民和企業,假如社會的治安仍然持續受到非法集會、示威以及暴力的威脅,公然挑戰法治及社會安寧,市民的安全無法受到應有的保障,外資卻步,香港的經濟要復原,將面臨嚴峻挑戰,難上加難,談何容易。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台灣衛生署前署長楊志良最近在鳳凰衛視《寶島聚焦》節目裡評論台灣軍艦大批官兵確診新冠肺炎事件時說,他預估台灣新冠疫情不會因為這件事而失控,理由是台灣民眾有很高的防疫自覺性,他們都肯遵守衛生防疫部門的指引做好自我防護。
香港也是這樣。

從官方來講,香港是全世界最早對武漢的疫情通報給予高度關注的城市。

去年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發出文件稱,「我市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第二天即12月31日,港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局長陳肇始就召集了專家會議。會後她公開表示,香港的醫療專家認為武漢的情況不尋常,而香港與武漢交通頻繁,呼籲香港市民提高警覺。1月4日,港府宣佈「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準備及應變計劃」;1月8日,港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憲報》刊登公告,規定本港醫生接診了疑似這種新型傳染病的個案,須立即通知衞生署署長;1月13日,港府派出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醫生率香港政府代表團到武漢了解疫情及處理情況。

香港特區政府重視武漢肺炎疫情,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年1月20日,出席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就應對武漢肺炎的會議,聽取同事的匯報及相關措施。

 

港府這一系列動作當時還引來附近內地城市的哂笑,認為港府大驚小怪了。
但香港市民就一點都不覺得港府這是大驚小怪,港府一提醒,他們真的很當一回事。

去年12月31日到今年1月22日,香港累積118宗懷疑個案,都是到過武漢又感到身體不適的香港市民主動求醫的案例。經檢測發現,其中有的屬於人類呼吸道病原體,有關冠狀病毒測試也呈陰性反應,其他病人證實衹是感染流感病毒等,都不是新冠肺炎。

雖然全是虛驚,但是虛驚之後是安心。

新型肺炎疫情下,本港醫護人員未敢鬆懈,一直努力應對。

 

香港於1月23日確診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不是上述118宗懷疑個案中的任何一個,而是1月21日乘高鐵進入香港的武漢人。

從全球來看,東亞三國,中國(包括港澳台在內)、日本、韓國,新冠肺炎疫情最先發生,但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都不多。

看到歐美國家新冠疫情統計數字爆炸般狂漲,程老漢有海外朋友對程老漢表示不大相信某些地方的統計數字:怎麼可能嘛?美國都死了5萬多人,中國才死不到5000人?程老漢對他說,你看看日本韓國的統計數字,再看看香港澳門台灣的統計數字,你就會相信了。

目前,從確診病例來看,前10名依次是:美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英國、法國、土耳其、俄羅斯、伊朗、中國。其中最嚴重的美國,確診病例超過100萬,是第10位中國的12倍。日本13000多確診病例,韓國1萬多確診病例。

我相信東亞三國的疫情數字比較低,原因在於此三國人的避險意識比較高,跟其它地方的人們不大一樣。

舉一個例子。

1月23日,武漢封城。第二天,1月24日,中國文化和旅遊部辦公廳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全國旅行社及線上旅遊企業當天起,暫停經營團隊旅遊及「機票+酒店」產品。這個行政命令用心良苦,其真實目的是阻止中國遊客將病毒帶出境。

一聲令下,全國所有團隊遊業務全都停了。

當時中國內地有一個高檔旅遊團,原計劃正月期間乘外國郵輪從南美出發到南極旅遊,錢都付了,每人18萬。中國政府一聲令下,取消海外遊,旅遊團登時傻眼,就想跟外國的郵輪公司商量改變計劃。那郵輪公司斷然拒絕說,我們這裡沒有禁止你們中國人來啊,所以你們不來你們自己負責,我方不賠,也不能改變計劃。

其實這個旅遊團不是在中國內地旅遊公司辦的旅遊,按理也不受中國政府部門上述行政命令的制約,大家完全可以自行按計劃前往南美、再前往南極。

可是,旅遊團的各位思來想去,還是有人決定放棄旅遊,18萬就這樣打了水漂。

 

隨著中國開通直達南極的航班,南極旅遊近年升溫,2016年有近4000人次中國遊客遊南極。

 

其中一位朋友對程老漢說,沒關係,把新冠疫情當成世界大戰就好接受了,損失18萬就當花錢消災好了。

程老漢對他說,你其實幫南美人消了災,因為你那時候並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經感染了新冠病毒。

再舉個例子。

程老漢有個晚輩親戚,在福州的一所高校教日語。今年1月中下旬,她到日本參加一個業務交流活動。當時不覺得有問題、後來越想越可怕的問題發生了——在日本期間,她就跟一位來自武漢的女同行住在同一個房間裡。那時候,雖然全世界都已經知道武漢發生了傳染病,但全世界都還沒有對武漢和武漢人另眼相看。她結束業務交流回福州的時候,已經臨近春節,武漢那裡的傳染病問題也越說越嚴重了。我這位晚輩親戚,竟然就這樣斷然進行自我隔離,整個春節期間都不出門。程老漢春節回福州期間,她也不曾跟我們見過一面(除了視頻電話)。

當然她很幸運,在日本跟她同屋的武漢女同行竟然沒有感染新冠病毒,她也就平安無事。不過,她的自我隔離讓我越想越覺得她非常了不起,真是女中豪傑。

這就是中國人的避險意識,不僅自己避險,也考慮別人。

爲什麽世上再也沒有東亞病夫了?因為東亞人避險意識很強,學會了自我防護遠離疾病。

其它地方的人們,避險意識真的很差。

比如,英國首相約翰遜,疫情之初,公開表示自己會堅持跟人們握手,包括跟新冠肺炎病人握手,害自己進了重癥監護病房,到鬼門關溜達了一圈。

又比如,美國副總統彭斯本周到醫院視察,他身邊所有人都戴口罩,他卻不戴口罩。彭斯說,他不需要戴口罩,因為他定期接受病毒檢測,他沒有感染。彭斯還是美國人的老觀念,生病的人才要戴口罩,我沒病所以我不用戴口罩。

約翰遜已經知道新冠病毒的厲害,彭斯還不知道。


檢控決定從不涉及政治考慮

 

 香港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

 

香港律政司負責刑事檢控的工作,所作的決定有時引起社會上廣泛討論,但有些海外媒體和政客對香港政府所作的檢控決定作出指控或據稱提出要求,卻令人感到意外。

香港《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在講求法治的社會,檢控獨立是一個特點。因此,任何來自這些地方的人的要求,企圖令香港政府改變檢控決定甚至放棄檢控,都是嚴重違反法治精神。

香港律政司的檢控人員一向獨立行事,不受政治或其他不當或不必要的壓力左右,更加不應被一些海外政客因政治目的而非基於證據和法律所發表的言論影響。

對於已經展開司法程序的案件,律政司或任何人都不應加以評論,以免構成公審這個不理想的後果。發出聲明要求律政司放棄檢控、或發表言論企圖左右律政司的獨立檢控決定都必定會徒勞無功。提出所謂「政治檢控」更完全是一個錯誤的見解。相反,不論是富豪或是政治人物,都絕不能凌駕在法律之上,就算他們有特定的身份地位、追求某些信念或目的,我們都會一視同仁去處理他們涉及的案件。

每當執法機構完成刑事調查,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時,我們的檢控人員會仔細考慮執法機構提交的調查報告及相關資料,除非他們信納在法律上有充分證據支持提出檢控,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否則是不會提出檢控。

由執法機構進行獨立調查,再由檢控人員客觀分析案件的詳情,按證據、適用法律和《檢控守則》獨立地作出檢控決定,最後由獨立的司法機構公開審判,這個刑事司法制度一直行之有效。假如我們隨便放棄檢控或讓外界以為我們屈服於這種無理要求不負責任地放棄檢控,這種處事方法既不公平,亦不專業,更加有違法治的精神。

我過去曾經在不同場合解釋檢控工作,並強調律政司檢控人員要以最高的專業水平、公正和無畏無私的精神處理所有刑事案件。他們履行職務時絕不應該受任何涉及政治因素的影響,案件亦不會因任何人的政治理念或意見而在處理上有所不同。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向尊重和保障人權和自由,但該等權利並非絕對。正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二○二○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指出:「為使社會上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不會受到不可接受的影響,行使這些權利需要有限制。明白這一點是重要的。」因此,法律對權利的行使有明確限制。任何人違反法律,都必須要按照刑事司法制度來處理。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面對任何不公和欠缺事實根據的指控,企圖損害和詆毀我們獨立的刑事司法制度,我們都應該聯手捍衛。只有不熟悉我們獨立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人,才會被這些指控所吸引。我們有責任加以解釋,確保事實不會被忽略,我們會繼續發放正確訊息,釐清事實,讓本地以至國際社會正確了解香港的實際情況。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網上有個比喻,將抗擊新冠疫情比作「球賽」,說中國內地打的是上半場,歐美打的是下半場。最慘的是香港,上半場下半場香港都在打。

香港首例新冠肺炎個案為外地輸入,患者是一位39歲武漢男子,他1月21日與妻子、兩個孩子以及岳母乘高鐵來港,欲從香港乘飛機前往菲律賓。在高鐵西九龍站的檢測中他被發現發燒,即時送院隔離。他的同行家人沒有病徵,於1月22日轉飛馬尼拉。23日,他被確診患上新冠肺炎。

這就是香港新冠肺炎1號病例。

從這個病例開始,近兩個月時間裡,香港的疫情整體穩定。2月初到3月中旬,從內地輸入的個案幾近絕跡,每日的新增本地確診病例祗有個位數。

這就是香港的「上半場」,1月23日到3月17日,54天,168例確診,平均每天3例。

3月18日,情況急轉直下,那天一猛子新增25例確診。19日,新增16例確診。20日,新增48例確診。21日,新增16例確診。22日,新增44例確診。至此,香港累積318例確診,確診病例突破300例。

3月中下旬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麽?

海外遊子回來了。

3月上旬起,疫情在海外極速擴散。3月6日全球確診病例達到10萬例,12天之後的3月18日突破20萬例,再過3天,增至30萬例,到3月25日達到40萬例……

就這樣一瀉千里,全線崩盤……

 

香港醫護人員早在疫情之初已提出要全面封關,特區政府隨後亦有陸續關閉各大關口,以限制人流。

 

海外全線崩盤,香港功虧一簣,就這樣被捲入抗擊新冠疫情「球賽」的「下半場」。從3月18日開始,到4月23日,香港36天內新增868例確診,平均每天多於24例。

3月25日香港特首網誌稱,「隨着歐美國家疫情日趨嚴峻和當地大學及寄宿學校相繼停課,大批香港居民和留學生返回香港。這股『返港潮』令輸入個案大增,(3月25日以前)過去14天,接近90%(共 233宗)的確診個案病者都有在外地的記錄或屬他們的緊密接觸者,單是留學英國的香港居民便達28 人。」

 

 

當時有好多本地香港市民呼籲政府關閉境外入港通道,不讓境外人士湧進香港,遭港府嚴詞拒絕。港府的理由是,不能夠不讓境外香港市民回香港,這是境外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港府能夠做的就是,對境外回港的香港市民實施強制檢疫。

從海外回來的香港市民,可能是在海外居住久了,思維和行為都跟老外很像了。按特首3月23日的說法,有些需遵守檢疫令的海外遊子回到香港後,「有人想出街『打下波(打球)』、『吃一下車仔麵』而違反家居檢疫外出」。香港有關外國地區抵港人士強制檢疫安排是從3月19日開始實施的,可是到3月22日,4天時間而已,香港警方就發現41名需遵守檢疫令的人士擅離家居,其中5人已被尋回送往檢疫中心,警方對餘下的36人發出通緝令。

回想2月,在已經不讓內地人入境香港的情況下,港府宣佈,2月8日起對從內地回港的香港市民實施14天居家隔離強制檢疫。

 

 

程老漢有個同事聞訊急忙趕2月7日的班機從北京回香港,可惜航班晚點,她抵達香港時已經是2月8日凌晨,在機場就被告知要居家隔離強制檢疫。政府派人到她家,拍攝她的住宅環境,告訴她,政府會隨機跟她通視頻電話,屆時她必須處於現在拍照的這個環境中才行。第一個星期政府果真有人天天打來視頻電話,還有人上門突擊檢查。到了第二個星期就沒人理睬她了。不過她還是在家待足了兩星期,一天都不敢出門,就怕政府突擊檢查。

從內地回來的香港市民,基本上都像程老漢這位同事一樣,乖乖待在家裡,不敢違法。我猜這是受內地氣氛影響。內地的隔離令是玩真的,可不是兒戲,違反者會很麻煩,不僅會被政府嚴厲處罰,還會在互聯網上被噴個半死。

3月中旬前,跟香港一樣被國際媒體評為防疫抗疫「模範生」的新加坡,也像香港一樣在3月中旬之後功虧一簣,確診病例猛增,原因也是海外遊子紛紛回了新加坡。比如3月20日,新加坡新增40例確診,其中30例為境外輸入;21日,47例確診,39例為境外輸入。新加坡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相應措施後,輸入病例銳減。到4月1日,新加坡累計確診病例為1000例,算是穩住疫情。

不料歹戲拖棚。眼看著新加坡的下半場快要夠鐘,沒想到後來卻突然破功,新加坡病例出現跳躍式增長。4月18日中午的最新資料顯示,新增病例942例,累計已達5992例。原來,新冠病毒侵入了保護最為薄弱的地方:人口密集、衛生條件差的外籍勞工宿舍。4月下旬,連續數日新增病例都過千。

新加坡就這樣被拖進了「加時賽」。

眼看著香港的「下半場」好像也快要夠鐘,程老漢為香港祈禱,希望香港千萬不要也被拖進「加時賽」。


約翰遜現在應該知道不尊重科學會很痛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若不是約翰遜出了ICU,程老漢都不好意思寫他。

上周我寫《新冠來襲,芸芸眾生有多蠢你知道嗎》,本來其中一個精英「樣本」就是英國首相約翰遜,全世界唯一一個確診新冠肺炎的正國級,後來一看他都進了重症監護病房ICU了,生死難料,就刪掉了有關他的那些文字。做人要厚道。

現在約翰遜已經出了ICU,他得救了,我才敢在這裡評論他。在祝福他早日康復的同時,有必要拿我的食指指著他,問他一個問題,就一個問題。

3月3日,約翰遜所領導的英國政府宣佈了「應對新冠病毒傳播的計劃」,從社會、經濟、醫療等多個層面凖備應對疫情繼續惡化的局面。

程老漢要請教英國首相的是,既然他已經預估到英國新冠疫情可能惡化,爲什麽他卻又說,新冠病毒不能阻止他跟人握手?

約翰遜的原話是:

「I can tell you,I’m shaking hands continuously.」(「我告訴你們,我會繼續跟人們握手。」)

「I was at a hospital the other night,where I think there were actually a few coronavirus patients,and I shook hands with everybody,you’ll be pleased to know,and I continue to shake hands.」(「有一天晚上我去了醫院,那裡其實有幾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但我還是跟每一個人握手,你們也許會樂於知道,我一直在握手。」)

他持續不停地跟每一個人握手,就連新冠肺炎確診患者他也要握手。

我真的不好意思說他這是作死的節奏。

 

 

諷刺的是,約翰遜是3月3日在宣佈「應對新冠病毒傳播的計劃」的記者會上,發表的這番奇談怪論。該計劃說,如果疫情擴大,要採取多種措施來抗疫,包括:「關閉學校、減少公眾聚會、居家上班」。
爲什麽要關閉學校?爲什麽要減少公眾聚會?爲什麽要居家上班?這一切的一切,不就是為了減少人與人的密切接觸嗎?

可是約翰遜先生,一邊宣佈他的抗疫計劃,一邊卻用身體來說自己並不在乎那個計劃,他要繼續跟他的選民密切接觸,繼續跟他們握手,不停地握手,直到自己中招為止。

英國選民看出了約翰遜的小九九,他們認為約翰遜是在模倣已故王妃戴安娜。1980年,戴安娜王妃探望艾滋病病人時,大方優雅地跟他們握了手。她想通過握手來化解公眾對艾滋病的恐懼以及對艾滋病患者的敵意。這歷史性的一握,成為“宣導團結”的象徵,後來被譽為「標誌性舉動」。

如果約翰遜真是模仿戴安娜的那個「標誌性舉動」,程老漢衹好說,此一東施效顰實在太拙劣。

新冠肺炎跟艾滋病有兩大不同。

一是艾滋病不會通過握手之類的淺層次接觸傳播,所以跟艾滋病病人握手並沒有被傳染的危險;而新冠肺炎病毒則無孔不入,空氣中的飛沫都能讓人中招,所以跟新冠肺炎病人握手相當危險。現在全世界最常用的一個詞語就是「社交距離」,這個距離不大,英國標準衹是兩米而已,而約翰遜堅持跟人握手包括跟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握手,就是直接無視這兩米的意義啊!

 

英國倫敦一間超市外的社交距離宣傳品。

 

二是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之一是性行為,跟艾滋病病人發生性行為有機會中招,這是艾滋病病人被人歧視和敵視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而新冠肺炎病人沒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困擾,病人不會遭人歧視和敵視,所以堅持跟新冠肺炎病人握手,除了害自己中招,沒有任何別的意義。

英國有人對約翰遜的行為表示不滿,認為約翰遜此舉「妨害公共安全”,有人甚至呼籲英國早點找個「備用首相」。

話音剛落,約翰遜首相就在3月27日宣佈確診新冠肺炎,出師未捷身先「病」。在家隔離10天之後,約翰遜病情轉差,於4月6日轉入重癥監護病房ICU。

3月3日,約翰遜說他會堅持跟人握手那天,英國境內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人是39人。到4月6日,約翰遜進入ICU那天,英國一天之內新增3809宗確診個案,累計確診達52260宗,共5383人不治。
「備用首相」真的有了。

英國憲法沒有明確說明,當首相不能視事時,誰來代替他工作。但約翰遜進入ICU之後,英國首相府指出,若有必要,會由外相藍韜文代理首相職務;約翰遜的發言人說:「首相有權將責任委派給任何一位大臣。」

我們任何一個人,在這次嚴重疫情中,能夠做而且必須做的一件事就是注意防範,避免自己中招。每個人,保護好自己就是對醫護人員的最大的支持,就是對國家民族全人類的最大的支持。

可是約翰遜首相,卻不是這麼想的。我就是要握手,我跟新冠肺炎病人握手,有什麼?昂!

萬幸的是,約翰遜沒有從出師未捷身先「病」,變成出師未捷身先死,希望他通過這出生入死的經歷知道不尊重科學會有多痛。


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爭議的網上爭議解決計劃

香港律政司長 鄭若驊

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和本地引起的經濟影響,(香港特區)政府在上周三公布了一系列措施支援企業、僱員和市民。其中兩項特別是與法律及爭議解決業界有關,分別是成立法律科技基金和推出新型冠狀病毒網上爭議解決計劃(COVID-19 ODR Scheme)。我早前在網誌已經簡單講解過法律科技基金(https://www.doj.gov.hk/chi/public/blog/20200411_blog1.html),今日我會介紹一下新型冠狀病毒網上爭議解決計劃。

持續疫情為各行各業帶來衝擊,嚴重影響或打擊尤其中小微型企業的業務正常運作,預期糾紛也會增多。新型冠狀病毒網上爭議解決計劃的目標是提供一個快捷和具成本效益的途徑協助這些企業解決爭議。計劃是透過eBRAM(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提供網上爭議解決服務予一般市民和企業,處理一些爭議金額不高的案件。

計劃的服務範圍包括:處理與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爭議;每件案件的索償金額須於50萬元以下;當事人(原告人或答辯人)的其中一方必須是香港居民或公司;爭議雙方只需各付200元作為登記費用;當事人需同意在計劃下達成爭議解決協議。

爭議解決的過程會使用多重方法,雙方會首先嘗試談判,之後會以調解方式處理,如果仍未能達成和解協議,就會透過仲裁程序取得一個終局和具有約束力的仲裁裁決。這個過程亦符合律政司一直推廣「調解為先」承諾書活動的目標,先以調解方式解決爭議。

計劃不單提供一個便捷的平台解決爭議,每一個階段的爭議解決服務都會在指定限期內進行,用多層爭議解決方法處理糾紛的目的是希望防止分歧或爭議進一步擴大。假如爭議最終是透過談判或調解成功解決,我們期望這會有助建立及鞏固社會和諧,亦讓雙方可以維持長期良好的商業關係。

我們亦希望計劃可以創造更多調解員和仲裁員(包括他們的學徒)的工作機會及提升工作效能,雙方可自由選擇中立第三者,假如雙方未能就此達成共識,計劃內有機制會代為委任。所有中立第三者和雙方或其代表律師均可以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在網上處理案件。如果順利在四月獲得撥款,我們希望計劃於六月推出。

發展和使用網上爭議解決服務,提供可靠便捷的平台促進替代爭議解決是現時全球的趨勢。這項計劃實際上是與《亞太經合組織網上爭議解決的合作框架》(《合作框架》)的發展一致,都是目標以微中小企為最大的受惠者。就正如《合作框架》一樣,計劃會先從談判和調解開始,防止雙方衝突加劇,有助建立和諧社會。

使用替代爭議解決方式,例如調解,更符合成本效益,在大部分的情況下,調解費用比爭議牽涉的金額為低。除了節省金錢,調解亦節省時間,一些調解案例僅需時一天便能解決爭議。

而法律科技對爭議解決服務的發展有莫大幫助,一個構建安全、可靠及有公信力的平台為企業提供便捷及具成本效益的網上爭議解決方法,會成為新趨勢。

律政司近年其中一個長期的主要政策目標,正是致力提升和推廣香港作為促成交易和爭議解決的國際法律樞紐地位,進一步推廣網上爭議解決服務有助我們達成這個目標,亦可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的地位。

律政司普惠避免及解決爭議辦公室的社交專頁一直有向大家介紹調解及仲裁的流程、特點以及好處,大家可以多點前往這個專頁,了解關於爭議解決服務的最新資訊。

除了政府公布的措施外,律政司亦採納了加快支付外判律師費的方案。受律政司委託的外判律師完成部分工作後,可向律政司遞交中期報告和相關收費通知書,律政司會按個別情況靈活處理,假如有關工作符合律政司的要求,律政司會先繳付已完成工作的費用。我早前亦與法律援助署和當值律師計劃了解過,很高興他們也作出了類似的特別安排。

香港具備的優勢是根基穩固,社會復元能力強,我相信只要大家聯手,必定可以戰勝風浪。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香港媒體報道,國際傳染病學權威、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最近指出,新冠肺炎很大機會演變成季節性疾病如流感一樣,冬天時或會重臨,所以他建議市民最好一年365天天天都要戴口罩、做好手部衛生、保持社交距離。他又說自己搭電梯遇有人咳嗽,會全程閉氣減少感染風險。(講座教授,英文是Chair Professor,香港高校裡教授的最高級職稱,通常一個系就一兩個。)

電梯裡全程閉氣這可是硬功夫,不是你想閉氣就會閉氣的,要學,要練習。程老漢敢打賭,沒幾個人學得會。

就連戴口罩,許多人都戴不利索。

最近程老漢的文章大多跟新冠疫情有關,發佈文章時會上網找那種街頭人群戴口罩的萬金油配圖。知道嗎,愣是找不到人人都戴口罩的照片,一張都找不到哦,每張街頭照片裡總會出現一個兩個不戴口罩的主。

戴了口罩的,也千奇百怪,有「露鼻裝」,有「露下巴裝」。還有一個常見的現象是,許多人把口罩推到下巴下面掛著,口罩變成「下巴罩」,讓鼻孔和嘴巴對著口罩最危險的那個部位。

疫情之初,有人不知出於何種居心,在網上發佈照片,說戴口罩將綠色一面朝外的表示自己是病人,而沒病的人應該把另一面朝外,綠色那一面對著口鼻。

鬼啊,醫生護士都是將綠色一面朝外,難道他們全是病人?

口罩上有一道道風琴式皺褶,綠色那個面,皺褶的開口朝下,迎面而來的落塵啥的會順著表面滑落,不會停留在口罩表面上。而另一面的皺褶開口就朝上,如果把那一面朝外,皺褶的開口就會積澱落塵。你走在街上,街邊樹上的鳥兒拉一泡屎剛巧落在你的口罩上,那鳥屎就會在皺褶的開口裡住下來不走了。

再說了,有的口罩兩面都是白的,有的口罩兩面都是黑的,怎麼辦?

如此一目了然的事,愣有人看不懂,愣是對謠言堅信不疑,愣是把綠色那一面對著口鼻來表示自己沒病。

哈哈哈……

 

 

真是蠢驢有多笨,芸芸眾生就有多笨。

程老漢也是其中一頭蠢驢。

程老漢按網上視頻的示範,口罩的金屬軟條朝上、綠色面朝外、風琴式皺褶朝下,將口罩嚴嚴實實蒙住口鼻。可是這樣一來,程老漢感到很憋氣,不由自主就張開了嘴,用嘴幫助呼吸,像是患了鼻塞一樣。家人看到程老漢口罩之下嘴巴那個部位總是呈凹陷狀都感到不可思議,程老漢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麽。

直到4月2日,戴了幾個月口罩、靠嘴巴呼吸幾個月之後,程老漢那天不知怎麼突然就閉上了嘴,恢復了鼻子主管呼吸的天然機能。嘔買尬,這才發現,原來靠鼻子呼吸會這麼輕鬆自然,原來這幾個月我都錯了。

真是蠢驢有多笨,程老漢就有多笨。

 

多位名人、甚至連立法會議員柯創盛,都曾公開錯戴口罩被網民嘲笑。

 

你以為本文是程老漢的檢討書嗎?不是滴,程老漢的食指,現在要調轉方向指著別人了。

香港有人自稱Dirty Team醫生,在FB專頁匿名發文,披露「dirty ward裡面令人怒不可言的事實。」他說,依他的觀察,最近從外國返港的香港居民,差不多十有七八都感染了新冠病毒。他說,這些人是因為外國防疫措施較差而回來香港,可是回到香港他們又信不過香港醫生,不吃香港醫生開的藥。那麼怎麼辦呢?——他們自己在隔離病房裡服用必理痛。必理痛是一種非處方退燒止痛藥,內地名撲熱息痛。

 

自稱Dirty Team醫生在FB專頁匿名發文(↑)

如果必理痛可以治療新冠肺炎,全世界的醫療專家們還瞎忙什麽呢?

如果必理痛可以治療新冠肺炎,這些常年住在外國的香港市民又何必回到香港呢?待在外國多好啊,外國又不是沒有必理痛。大老遠地坐在密閉的飛機機艙裡十幾二十個小時,不講舟車勞頓花錢費神,最糟糕的是身上本來沒病毒的弄不好就在飛機上沾到了。

沒有最蠢,衹有更蠢。

3月下旬,港府刊憲,公佈《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俗稱「限聚令」),禁止於公眾地方進行多於4人的群組聚集,3月29日凌晨零時生效,為期14天。

可是4月2日晚上,立法會議員陳淑莊、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林瑞華等40多人,卻在深水埗一間酒吧聚集,持續到下半夜兩點。香港專欄作家屈穎妍說,那間酒吧面積「不到1000平方尺」(1000平方尺約合93平方米)。

 

香港立法會議員陳淑莊一行數十人,被拍攝到在酒吧出現,她聲稱當時是以議員身份出席公務會議,故並無違法。

 

另一位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質問陳淑莊,「禁酒令」只運作兩個星期,爲什麽一天都忍不住?飲酒是否這麼重要?你們怎麼對得起醫護?

這件事程老漢真的看不懂。

禁止群組聚集僅僅是爲了防止傳染新冠病毒,不是爲了限制誰的政治權利。新冠病毒比17年前的薩斯病毒狡猾,潛伏期內感染者沒有任何癥狀、感染者自己還不知道自己已經感染新冠病毒的情況下就開始傳播病毒了。而限聚令就是為縮小潛伏期患者傳播病毒的範圍,一次頂多傳給另外3人。

可是陳淑莊他們,一猛子就將聚集人數擴大10倍,難道是嫌新冠病毒傳播得不夠快?

頂風作案搞群組聚集對不對得起醫護另說,對不對得起自己總要想想吧?

就算陳淑莊認為自己是百病不侵的神魔何仙姑,就算林瑞華認為自己有金剛不壞之身,他們能不能確保其他參與聚集的40多人,人人都是何仙姑、個個都是鐵金剛呢?那40多人的安危不用考慮嗎?跟港府作對值得豁出自己以及他人的小命嗎?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在facebook個人專頁發貼文,指絕大部份市民自覺遵守,為抗疫出力,不過,她又稱議員在議會以外其他場合參與或組織羣組聚集,「即使是在履行他們認為的議員職能,都不在豁免的範圍內」,被認為是暗示在深水埗一間酒吧內,與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林瑞華等40多人開會商討回應港府針對食肆新措施的立法會議員陳淑莊。

 

據說,他們那天晚上違法聚集是為了籌備第二天的餐飲業記者會。那個記者會打出了很多標語,其中兩個很好笑。

一曰「全面停業,全面賠償」。意思是政府讓他們全面停業,所以政府就應該全面賠償他們。這裡不討論這個要求合理不合理,程老漢衹想問,就算是向保險公司索賠,保險公司也會要求你按足合約行事對吧?若你沒有按合約行事,保險公司一定拒賠。那麼,不遵守《禁止群組聚集規例》而進行群組聚集是不是沒按合約行事呢?
二曰「滯後式抗疫,各行業俱寂」。程老漢不大懂粵語,不明白它這「各行業俱寂」是個啥意思,但我猜這標語的意思應該是:港府的抗疫措施滯後了,害了各行業。滯後的措施你都不遵守,要是提前禁止群組聚集,你會遵守嗎?

這兩個標語還自相矛盾——按「全面停業,全面賠償」的訴求,港府不應該叫他們停業;按「滯後式抗疫,各行業俱寂」的說法,是港府太遲叫他們停業了。

到底要哪個?

衹好給上一個字:蠢。

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社會精英,人中龍鳳,他們尚且這樣蠢,芸芸眾生有多蠢你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