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殊
香港最近事情多，作為一個已在香港生活過好幾年的人，畢竟有義務說幾句。
先作利益申報，我本人的生活和工作圈子都不是以廣東話為主，提出的觀點不代表香港人，也要事先聲明，包括我不會回應對香港和和香港市民作出的謾罵式言論、會把事實與觀點分開表述，而且我不否認有自己的立場。
我們先從香港的基本事實說起，一名叫「羅新」的網民早前發過帖，裡面提到香港在一些重要方面的世界排名：治安指數全球第六；人均壽命全球第一；連續24年成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第三，僅次於倫敦和紐約；基礎建設競爭力全球第一；航空貨運量全球第一；三間大學躋身世界前50位……
「羅新」的文章中也提及一些香港人對大陸人血濃於水的歷史事實，每次國難當前，香港人都會義無反顧、挺身而出。例如二戰爆發後，香港兩個小商販發起義賣活動，將全天總收入撥捐予抗日隊伍，有關的義舉迅速席捲全港，從老人家、小學生、家庭婦女，到工廠、商店、酒店、運輸，全民加入行動，僅這些義賣活動，當年就募捐了幾百萬元，現在看起來就是一筆不菲的善款。後來，這種募款的方式也陸續傳播到其他海外華人聚居的國家，故香港為了中國抗戰作出過巨大貢獻，香港功不可抹。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不少廣東一帶的災民為生存，不惜冒險偷渡至香港，最高峰時一天數千人也是等閒事，當年香港從市民到社會團體，都敞開懷抱，向同胞伸出援手，為他們提供各種生活用品，不惜一切掩護他們進入香港。當時，香港《明報》創辦人金庸曾發表社評，寫道：「最寶貴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鼓勵要協助內地同胞。
記得1998年，中國各地爆發特大洪災，損失慘重，香港政府也第一時間撥款賑災，演藝明星、香港市民紛紛響應加入行動。那一次，香港總共籌得6.8億元，善款額全球第一。2008年發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香港當年捐出100億港元，而往後的十年，香港又援建了近200個重建項目。
多年來，香港人為內地做的公益事業多不勝數。娛樂大亨邵逸夫，畢生捐往內地的各項款項總額超過100億港元。全國各地不少高校均設有「逸夫樓」，彰顯他對教育及科學研究的貢獻；影視藝人古天樂，用掙來的錢在內地捐了100間希望小學，由於其善行，古天樂被人稱「古校長」；香港市民黃福榮同樣熱心公益，長年做義工。2010年青海玉樹地震中，黃福榮兩次進入廢墟搶救孩子和老師，不幸獻出寶貴生命等。以本人為例子，在認識的人當中，年逾70歲、仍堅持在大陸興建希望小學的香港人絕對不止一人。「羅新」所指的有關經濟、衛生、教育、治安、人均壽命等的排名，大致與我的認知相符，至於有關香港人對大陸人的同情和支持，也曾被報章和書籍刊載過，最少至今，我未看到不符合事實的描述。
關於香港與內地的比較方面，不錯，香港是一個缺乏資源的城市，人才也遠不及內地的多。假如同文同種人群的智商是正常分布的話，大陸的人才數量遠比香港多，考慮到科學研究和經濟發展的集群效應和規模效應，與大陸相比，香港的條件更是無法相提並論。與此同時，由於歷史和政策原因，香港也的確存在不少問題：包括貧富懸殊比中國大陸要大；經濟對房地產的依賴過高；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人要實現住房十分困難；香港許多專業人士缺乏創造性，傾向墨守成規等。 上述諸多原因，與大陸經濟過去四十年的快速相比，香港的相對分量下降是可以預期、也是可以理解。
但無可否認，這個華洋集處的彈丸之地，儘管帶著種種問題，我們不容否定香港過去一百多年，包括近四十年的發展，尤其是它對中國發展的貢獻，和對亞洲金融業的貢獻，遠高於其應該有的份額。不少人認為，依賴中國發展，才造就了香港發展，這點只說對了一部分；但少數強調這點的人，卻刻意迴避為何一個小小、寄生的「依託體」能夠做出高出其應有份額的貢獻，而強大的「被依託體」卻長期得不到發展，只能要靠人家（香港和外國人）的「依託」來發展，不僅如此，還要以居高臨下的態度來嘲笑香港，這種思維方式和辯論方式，不禁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個人認為，香港享有的自由保障、司法獨立下的法治，是香港經濟發展及市民得以不斷提高生活質量的屏障，也是不少外國投資者願意將在遠東的總部放在香港的一個重要原因。香港的自由，不光是政治言論和出版自由，還有貨幣自由兌換、對外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建立企業的自由等，基本上政府極少會不合理干涉企業經營的空間，這樣的制度雖然也會給投機者提供鑽空子的機會，但更重要的是它為真正的創業者和正當經營者，一定程度上減省制度性成本，促進香港經濟的活力。香港的法治，例如堅持無罪推定原則，有完全獨立於行政權力的法院和法官，還有專業、不受政府支配的專業律師隊伍，令外國投資者放心將總部設在香港，而他們在與中國有關企業簽訂合同時，普遍堅持將法律適用地和仲裁地點選擇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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