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殊
香港最近事情多，作為一個已在香港生活過好幾年的人，畢竟有義務說幾句。
上次提到香港享有的自由保障、司法獨立下的法治，是香港經濟發展及市民得以不斷提高生活質量的屏障，也是不少外國投資者願意將在遠東的總部設於香港的一個重要原因。
雖然香港資源少，市民住房非常緊張，但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和基本權利保障方面的水平仍算不錯。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有次吃魚時魚骨卡住喉嚨（本人屬貓，好吃魚），很難受，由於事發於星期六晚上，鄰近私家診所早就關門，唯有跑到離家不遠的公立醫院，等候三個小時後，醫生替我照過X光後安排入住病房，當晚從住院醫生到主管醫生，先後三人前來診斷，翌日被推進手術室，醫生最終以內窺鏡將魚骨從喉嚨深處夾出來。出院時到收費處一看賬單，120港幣（大約15美元），當然在賬單上註明：如非香港居民，應繳費用為6000港幣（大約750美元），足見香港窮人醫療是很便宜，即使沒有看私家醫生那麼快捷、舒適，但最少保障了基層接受基本醫治的權利。
談過香港其實有不少人和事情，都值得我們去尊重。話鋒一轉，談談今次處於漩渦中心的修改逃犯條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及香港政府主要官員在修例事件中的表現。
被香港市民稱為所謂「送中條例」，其實是指由香港特區政府提交、早前在立法會審議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也有人將其簡稱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港府聲稱今次修改相關法例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提供法律基礎，方便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今後根據中國大陸、澳門和台灣等司法管轄區提出的要求，向對方移交犯罪嫌疑人和進行法律協助。
個人認為，討論修改引渡條例本身問題不大，但我與眾多香港人一樣對於事件的處理手法抱有懷疑，主要擔心以下數方面： 香港的引渡條例的修訂，並沒有給予立法會及公眾足夠的討論時間及空間，就強行提上立法會三讀。而香港特區政府處理的過程中態度極為傲慢，令人不禁質疑有強硬推行的意圖。另外，政府今年二月才正式提出修例，隨後僅僅給予二十天時間供公眾參與討論，遠少於其他議案正常有最少三個月的諮詢期，政府無法就此作出合理的解釋。試問一條影響深遠及廣泛的條例修訂，僅僅只有二十天的公眾討論時間便要匆匆上馬，怎麼可能足夠？如何令人接受及服眾？
雖然西方多個民主國家都與中國有簽訂引渡條約，但香港與大陸間簽署的引渡法案，與法國與中國簽署的引渡法案性質不一樣，絕不能相提並論。法國與中國是國與國之間，兩者均屬於各自獨立的主權國，有各自的制度，故巴黎對北京擁有一定抗衡力。相反，香港只是中國國內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城市，屬於中國，兩者存在從屬關係，尤其是，當在引渡上手握決定權的香港特首，同樣是北京任命，情況更顯複雜。因此，香港當局是否擁有足夠的能力，向來自北京的壓力說不？這才是大家最大的擔憂。
當政府倉促推動修訂引渡條例的背後，也就不得不提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有關爭議於2002至2003年間發生，曾引發香港50萬人上街遊行示威抗議，最終令三位建制派議員倒戈，政府料有關立法欠足夠票數通過，被迫撤回，事件才得以落幕。香港人當時認為，所謂廿三條立法是為政治迫害敞開大門，衝擊著香港言論、結社等自由的底線，如今中央又通過各種途徑，要求香港重啓立法，大家普遍會認為強推引渡條約修改的背後，就是要讓廿三條立法重臨，影響甚至比廿三條更嚴重。
更重要的是，香港人反對所謂「送中條例」的根本，是對大陸司法制度投下不信任票。他們明白，大陸法官由黨的政法委管理，而政法委的書記只聽黨書記，一旦得罪了政府或官員，在大陸要把人定罪並不困難，因此估計不信任大陸司法制度者，並不限於身處香港的中國人。假如政府允許一個中立的研究機構在大陸人中間做一個公正的調查，恐怕人數也不在少數。不過話又說回來，大陸的司法又真的有想像中可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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