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2014年4月15日，一個兩歲內地男童在他父母的協助下，於旺角西洋菜街當街小便。兩個香港男子對此不滿，與男童的父母爭論和撕扯。
這件事引發香港人與內地人在網上互懟達半年之久。
事件具有隱喻意義：內地人打破了香港平靜、精緻的日常生活，引發香港人的憤怒，其中最憤怒的是香港的中產階級。
按照港府統計處的資料，2018年5月至6月香港教育界及不包括政府的公共行政從業員每月工資中位數達28400港元——這大約就是香港中產階級的收入水平了。
中產階級擁有體面的職業：醫生、會計師、建築師、飛行員、教師、中高級公務員、中高級傳媒人、大企業白領……
中產階級過著有尊嚴的生活，有房有車，講文化，談品味……
中產階級不生事不鬧事，是社會的定海神針。
但是，2019年的夏天，香港的中產階級大鬧香港。
8月2日，BBC（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網刊發報道《香港中產示威者的自白，「我有樓，但更要自由 」》，介紹了兩位參加示威的中產階級。一位是30歲科技界才俊阿明，一邊做自己的科技生意，一邊在某高校任教，「年薪逾百萬港元」；一位是35歲的「富二代」阿祥，在某銀行做行政工作，「月入幾萬港元」。他們都有自己的物業。
事實上，除了這兩位匿名的中產人士，還有更多真名實姓的中產人士在香港的街頭或網絡上衝鋒陷陣。比如，航空公司的飛機師、空中服務員、中學校長副校長、公務員、醫生護士……
BBC引述阿明的話說：「現在有太多外來文化來對香港的語言、生活模式、價值觀、專業主義等等，都有所衝擊，香港人就是因為對這些改變感到反感而出聲。」
阿明嘴裡的「外來文化」顯然指的是內地文化，而不是外國文化，因為外國文化入侵香港一百多年，香港人歷來欣然接受。
若冷靜思考，你就必須看到，同文同種同根生的香港人與內地人，文化已經大不一樣。本文開篇所講的「4.15幼童香港小便事件」，就是這兩種文化的一次衝突。
然而必須指出，內地文化對香港文化的衝擊不是香港回歸祖國帶來的，而是全球化帶來的。台灣不是還沒統一嗎？大陸文化對台灣文化的衝擊還小嗎？全球化給原先不發達地區帶來了發展機遇，給原先的發達地區帶來的卻是各種衝擊。發達地區原先是全球化的鼓吹者和推動者，化著化著，嘔買尬，他們發現，事情不大對勁了。
特朗普的就職演說表達了發達地區的深切焦慮：「幾十年來，我們以美國工業為代價養肥了外國工業。」「工廠一家接一家地關閉並遷到海外，對留在身後的數百萬美國工人毫不關心。我們中產階級家庭的財富被剝奪，重新分配給全世界的人。」「我們使別的國家富裕起來而自己國家的財富、力量和信心卻已消失。」
這是美國的困境，也是香港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