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新聞觀點

【轉自微信公眾號「俠客島」（ID：xiake_island）】

疫苗問題再刺痛公眾敏感的神經，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兩年多前，200萬支未冷藏的疫苗失效事件。兩年前的傷疤再被扯開，令人遺憾的是，兩年前俠客島寫的文章，現在看，依然適用。

疫苗事件正處在最為焦灼的階段。真相飄在風中，討論遍地都是。

制度的十年
何謂一類疫苗、二類疫苗，早在鋪天蓋地的報道與分析中完整呈現。這次出事的，都是二類疫苗，也就是自費、自願的疫苗。

關於這類疫苗如何監管，2005年6月1日正式實施的《疫苗流通和接種預防管理條例》，為如今的局面留下了可乘之機。條例中說，疫苗生產企業可以向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接種單位、疫苗批發企業銷售本企業生產的第二類疫苗；疫苗批發企業可以向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接種單位、其他疫苗批發企業銷售第二類疫苗。
條文看起來複雜，實際就是放開二類疫苗流通環節。與過去由防疫部門統購統銷相比，這無疑讓許多有心者看到商機。至於這商機是否合理合法，則不在一個條例的管控範圍內。

事實上，過去10年，二類疫苗的流通與監管，讓許多醫藥界人士十分擔憂，其中出現的許多問題，都讓人對這個制度難言樂觀。

這還沒完。

責任的劃分
對於普通人來說，蘸著酒、吃著茴香豆討論「疫苗之殤」的「殤」字用的對不對，顯然是吃飽了撐的。他們最為關心的是，我家孩子是不是打過這200多萬支疫苗中的一支，這事是如何發生的，還會發生嗎？

一言以蔽之，監管中的漏洞，才是核心問題。別的問題並非不存在，而是不致命。
在李克強總理的批示中，點了三個部門的名，食藥監總局、衛生計生委、公安部。漏洞，正是從這裡來。這三者間的權力與責任分配，是疫苗事件帶給我們很深的啟示。

同樣是上面那個條例，規定了它們各自的責任。簡單說，食藥監系統負責疫苗的質量和流通的監督管理工作，衛生系統預防接種的監督管理。正如北大教授饒毅所說，食藥監局人手少、權力小、責任大，何況疫苗問題不只是一個部門，還涉及公安和衛計委。

儘管有著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但是責任劃分是明確的，監管領域也是確定的。即便是在公安部門管轄的刑事案件範圍，線索也還得食藥監系統去移交。

漏洞的存在可以想見，讓人意外的是漏洞之大。龐某，一個在2009年就因非法從事疫苗藥品經營活動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緩期五年執行的人，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竟然還能重操舊業。公安部門、她所在的社區管理部門，哪裡去了？

一開始以為這只是疫苗監管方面的漏洞，卻發現這是個全方位的漏洞。洞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恐懼的緩解
過去許多年裡，中國的公眾與專業人士間發生過不少衝突。核電站、轉基因、化工廠、水庫……科普依然任重而道遠，孰料公眾總是能打專業人士的臉。此處絕無反智之意，而是現實並不如設想的那樣美好，所以公眾的反應總有些道理。
這才是最讓人唏噓之處。恐懼源自現實的不斷打折扣，以及一而再再而三的監管不力。

「經專業醫學知識普及，你還會對非法疫苗事件感到焦慮嗎？」搜狐做的這個在線調查，其結果是在2.9萬回覆中，接近2.8萬選擇「會」。原因如此簡單，公眾的焦慮並非來自專業醫學知識的匱乏，而是事件真相的缺席。

甚至，世界衛生組織站出來說這些疫苗幾乎不會引起毒性反應，安全風險非常低，都沒起到太大作用。

我想起前不久知乎上一個提問，「按一下按鈕你會獲得50萬同時有一個陌生人會死去，你會按嗎？」排名第一的答案說，「某度已經在做了」。如今這個段子一樣的回答仍可套用，實屬悲涼。疫苗是死不了人，可是狂犬病、乙肝攜帶者，所依靠的救命疫苗，竟是一管不痛不癢的水，這延誤的病情甚至失去的生命，誰來承擔？

殷鑑不遠。以前《中國經濟時報》的一組疫苗引發風波，但至今仍被人提起。回望當時的報道，人們憤怒的指責，歷史總在重複。

信任的條件
到底是什麼造就了這樣的恐懼，又該如何平息這樣的恐懼？

我們也不知道答案。只知道，如果再有人把責任歸咎於輿論管控不力，只會吞下更多苦果。

一個正常的疫苗事件處置——假如這玩意真的存在的話——應該是這樣的，主管部門出來說經過一年的調查，我們已經掌握了一些這樣的信息。而不是一臉懵懂的告訴公眾，我們也在等待各地摸清情況上報。

幾乎所有的危機公關原則，都被有些部門漠視了。這才是為何昨天與今天，疫苗事件成為企業公眾號、自媒體和一些謠言狂歡的溫床。甚至，一個像老童生一樣教讀者「殤」字用得對不對的帖子都能成為輿論熱點，就是不見真正權威的回覆。這感覺像極了在戲園子看戲，主角遲遲不出來，台下幾個按捺不住的觀眾扭作一團演給你看。

如果這是剛發生的事尚可理解，問題是犯罪嫌疑人都抓起來快一年了，各地公安機關也已打擊處理了300多名上（下）線非法經營人員，如此大案，還想漠視輿論？
總是這樣，懂的人不說，不懂的人警告你別說。有些人只想看到有關自己的正面新聞，卻不知道的是，如同夫妻相處，那真正決定感情是否破裂的不是如何共度歡樂的時光，而是如何面對雙方最大的爭執。

是壞時光裡你的作為，決定了你是否可信。

原文連結：觀察者網

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

近日，香港保安局局長根據警方助理社團事務主任的建議，向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送達有關該組織疑涉港獨行為的文件，並要求他於21天法定期限內申訴抗辯。

按《社團條例》規定的法律程序，保安局長可根據該組織抗辯情況作決定，並刊憲生效。根據香港民族黨成立兩年多來的行為記錄，在法律上有較大可能被禁止活動。今次是香港回歸以來，保安局長首次動用《社團條例》賦予的禁制權力對懷疑港獨團體加以處罰。

儘管陳浩天及其香港民族黨仍有機會在處罰決定作出後申訴至行政長官，乃至行政會議，以及訴諸終極的司法覆核，但「陳浩天案」或會成為香港「法治反港獨」又一典型案例。

在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遲遲未通過條件下，如何充分運用香港本地法律資源反對港獨，不僅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憲制性責任，也是適度緩解23條立法壓力，從而為新任特首的「和解政治」爭取更多時空的理性選擇。

香港民族黨
就香港後佔中時期的社運組織光譜而言，除傳統泛民主派外，存在大量新生的泛本土主義組織，但本土不直接等於港獨。有些本土組織打著民主、民生、地區正義的旗幟，在香港區議會、香港立法會選舉及政府決策博弈中代表一定的社會階層與勢力，通過香港基本法保障下的言論自由與政治自由參與本地政治。

對這些具有本土色彩的政治組織，如果不直接主張港獨，不採取暴力行動，特區政府在刑事檢控上很難針對性啟動。比如黃之鋒的「香港眾志」就是本土組織的典型，也是港獨運動的「擦邊球」組織，但相對於香港民族黨而言，尚未直接主張和訴諸港獨言行。梁天琦的「本土民主前線」訴諸暴力，其個人承擔暴動罪的六年刑責，但所在組織本身並不直接承擔責任。

與這些「擦邊球」組織相比，香港民族黨從黨綱到具體行動都非常直率，甚至有些天真，自2006年3月成立以來有案可查的港獨言行非常突出。

處理依據
今次處理香港民族黨的法律依據是《社團條例》第8條第1A款，禁止其運作的法定理由包括：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及自由。

這裡涉及香港基本法上的法益平衡，一邊是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特區政府通過取證確信香港民族黨兩年多的「港獨」行為，已足夠清晰地危害到法律上列舉的利益，而另一邊是結社自由與政治活動自由，陳浩天認為自身及香港民族黨享有國際人權公約及基本法上保護的相關自由。

自由與秩序的界限，歷來是政治哲學與法學聚焦的元命題。我們能夠達成的理性共識是：自由對於一個開放的民主社會是根本，也是每一個人據以確立尊嚴的依據，但自由地行使必須不能傷害他人，不能違反公共秩序。那麼，誰來確定自由的具體界限呢？當然是法律授權的公權力機關，包括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

今次保安局長的函控行為代表行政機關的一種法律意見，即香港民族黨的行為已觸犯《社團條例》的禁止性規定，超越了結社與活動自由的法定界限，有必要考慮加以活動上的禁止。這法律意見還需要結合香港民族黨的具體陳情答辯，才能由保安局長作出正式處理決定，但行政決定不是最終決定，香港民族黨仍有法律救濟的權利和程序安排。

從香港民族黨自身政治教義和行為邏輯來看，無疑是2014年以來之「香港民族論」的直接產物。通過將香港人想像建構為一個有著自身政治與文化特性的「民族」，香港民族論試圖為香港的「獨立公投」提供自決權基礎。

2014年港大學生會《學苑》編輯部推出的《香港民族論》成為陳浩天香港民族黨的理論依據。而香港民族黨則朝著香港獨立建國方向激進行動。可見，香港民族黨是「香港民族論」之「果」。今次法律行動，只是摘除「果」的個案行為，若要根除港獨，23條立法是無法取代或繞過。

治理出路
放寬觀察的視界，我們看到2014年佔中以來，中央治理香港逐步形成了新的法理與策略共識，這些新思路建立在三份奠基性政策文件基礎之上：

其一，2014年白皮書，提供了「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系統法理論述，試圖建構一種抗衡及吸納整合香港本地普通法的「國家實證主義基本法法理學」，其題眼就是「全面管治權」，以補救「一國兩制」初始設計及回歸後運行中的「國家建構赤字」；
其二，2017年習近平七一香港講話，代表國家領導人對香港治理的完整認識與期待，其核心亦在於依法管治，這裡的依法已經不只是香港本地法，還包括憲法；
其三，2017年十九大報告港澳專章，提出「最佳制度安排」定位，治港方略錨定於依法治理和有序融合。

2018年以來，國家對香港的期待落實於兩個方面：
其一，消極方面，對港獨實施零容忍，從中央到特區政府層面各司其責，窮盡法律手段加以嚴厲管控，防止港獨侵蝕和顛覆「一國兩制」的內在平衡及國家理性；
其二，積極方面，對香港在「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中的比較優勢與積極作用保持期待，亦希望通過融合發展解決包括」人心回歸「在內的一系列遺留問題。

這樣的對港治理顯示出「軟硬兼施」的結構化策略取向，對港獨堅決用「硬」，對發展問題持續用「軟」，最大限度確保香港繁榮穩定及有利於國家發展大局。

為確保香港法治秩序得以恢復，及國家權威得以逐步確立，香港本地法治存在較大的制度負擔與壓力去應對連番社運帶來的檢控與裁判難題。

特區政府在中央及特首的鞭策下，逐步採取積極、謹慎、精準的檢控策略，確保一旦訴諸法律行動應有較大的成功機會。香港法院的司法立場呈現出微妙的調整取向，在「佔中案」中偏袒抗爭者道德動機，而在「旺角案」中嚴厲對待訴諸暴力的抗爭者，將反港獨的法治界限錨定於「暴力」因素上。

像香港民族黨這樣的「黨禁案」，未來有很大機會訴諸司法覆核，這會對香港法院構成很大挑戰，涉及在公共秩序與結社自由之間的法益權衡，而且需要考慮國際社會壓力及「普通法適用地區」之判例法理。

特區政府也深知這些個案皆屬「政治雷區」，儘管一再聲明無任何政治考量，但博弈雙方的政治理解與對抗及這些個案的政治意義顯然是非常突出的。當然，在牽涉基本法上的憲制性問題時，政治與法律因素難以完全割裂，而從整體上維護基本法的憲制權威亦屬於特區政府無法推卸的法定職責。

反對派對於特區政府的此類法律行動自然是批評有加，認為是「政治打擊報復」。但是，如果我們放眼全球，從比較法角度而言，憲法應具有其最低限度的「防衛」功能，具有識別及排除政治敵人的制度性能力，德國基本法的「防衛型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正是循此理據，確保戰後德國的長治久安（編按：根據基本法第二十條，每個德國公民有權對抗任何意圖破壞憲法秩序者，惟此只可以為最後手段。）

「防衛型民主」針對的不是普通的政治團體，而是思想極端、惡意破壞顛覆、不遵守基本遊戲規則的敵對團體，這些團體的極端主義行動會對民主憲制構成直接的威脅與挑戰。民主遊戲如要繼續進行，就要將這些「攪局者」請出政治舞台，就像世界盃足球賽一樣，裁判必須有權將嚴重犯規者罰下場。香港民族黨今次面臨的正是被基本法秩序「罰下場」的命運。

但今次處理尚存在一定的不足和不確定性：
其一，依據《社團條例》的處理僅僅是禁止有關組織的政治活動，是對組織的處罰，而不涉及對個人（包括負責人）的處罰；

其二，在檢控理由上僅依據《社團條例》而缺乏對基本法上「秩序」條款及其價值的引述與解釋；

其三，基本法23條本身既是本地立法依據，也是解釋本地有關秩序與安全法例的憲制性依據，但特區公權力機關未意識到該條款作為合憲性解釋準據的規範地位與作用；

其四，本案必然構成建制與泛民間慘烈拉鋸的一個重要議題，香港立法會質詢、司法覆核，乃至於一定程度的社運抗爭，難以避免，特區政府是否做好足夠的抗壓準備，尚不可知。

結語
總之，港獨是香港民主運動的異化和極端化，已經超出「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合法性範疇，成為國家與香港的「公敵」。香港民族黨是港獨眾多組織中的典型代表，特區政府有合理理由與合法依據加以禁制。

我們應當高度肯定特區政府依法治港的理性選擇與精準行動，但也必須清醒認識到僅僅有這些個案化、漸進式的本地法治進展，尚不足以根除港獨及有力維護基本法秩序權威。

當然，這些個案行動及對香港本地「反港獨」法律資源的挖掘與運用，可以很好地起到節制港獨、法治教育及佐證23條立法之結構性需求與正當性的作用。

正是因為在香港本地法律條件下，「梁天琦」式的港獨和陳浩天式的組織化港獨受到一定的法律制裁，但戴耀廷、黃之鋒式的個人化、本土化「準港獨」行為卻逍遙法外，我們才更清楚地看到本地法治的極限與不足，而需要嚴肅且正面地思考如何合理且智慧地完成23條立法，從法律體系上彌補國家安全的制度性漏洞。

原文連結：觀察者網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認為，香港特區政府過去一年在中央支持下，推出多項政策措施，令香港社會形勢發生許多「積極變化」，取得明顯成效，實現良好開局。他又指，香港社會以實際行動，對「港獨」採取零容忍的態度。

香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九周年籌委會，16日（星期一）舉行成立大會，國家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出席，並主持會議。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致辭時，回顧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一年來，國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所取得的成績。

黃蘭發：新一屆政府成功把握對接國家發展戰略

他指去年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把堅持一國兩制的方針，列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為一國兩制提供憲制保障，而香港在新一屆特區政府領導下的一年來，「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團結奮鬥，開拓進取」，把握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包括通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本地立法草案，加快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邁出重要的一步。

黃蘭發指港社會對港獨「零容忍」

黃蘭發又提到香港的司法機構對旺角騷亂等案，「依法作出判決，有利維護法律尊嚴，彰顯法治精神」，他強調香港社會對港獨「零容忍」的態度，是以實際行動，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又指部分激進份子「散播港獨言論，挑戰一國兩制」的行為，「受到主流民意的嚴厲譴責和抵制」，他更指立法機構方面，香港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後，「大大提高議事效率，議事堂裏建設性的聲音更多、也更響了」，黃蘭發認為「支持國歌法本地立法、支持高鐵一地兩檢的民意，始終佔大多數」。

他表示，香港應該思考如何發展自身優勢，在國家新的發展大局中尋找新機遇及動力。

香港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出席一個論壇時表示，香港基本法來自中國憲法，故除了基本法中有條文取代或修改外，中國憲法全適用於香港。王振民強調任何人試圖切割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的關係，是對一國兩制的誤解和扭曲。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14日出席「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研討會」時，表明自己以個人身分發表主題演講，題目是「香港新憲制帶來的變化」。香港基本法列明除了基本法附件三外，全國性法律不在香港實施，不過王振民提出只要《基本法》沒有規定的問題，國家憲法的相關規定全部適用於香港。

他又稱，如果有人覺得憲法及基本法是分開，是對一國兩制的誤解和曲解。

他又談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定權力，包括對重大事件作決定。除釋法外，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對香港作出過33次決定，王振民指人大決定是按實際情況和需要去做，毫無疑問對香港的憲制有約束力，而且是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王振民又稱，香港必須接受永久回歸國家的現實，並指國家處理香港問題時，所遵循的是國法，而不是以本地法律辦事。

宋魯鄭     （旅法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美國對全球發動貿易戰，中國自然未能倖免。全球所有國家無論大小，都不屈服起而迎戰回擊，中國自然不會例外。然而貿易戰對每個國家的影響和意義不同，僅就中國而言，這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的對抗，是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的博奕，是兩種制度模式、兩種文明的大碰撞。其意義早就超過中美兩國本身。

當中國2010年超過日本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現在是日本的近三倍），當2010年中國製造業超過美國（現在超過美國和日本總和），中國的韜光養晦時代結束：一是這種做法不再起作用，任何國家都再也不會忽視中國巨大的存在和無限潛能。二是爲能夠在中國崛起完成前獲得更多利益，相關國家加快對中國的超前戰略索求，這就是釣魚島、南海等問題集中顯現的原因，這又迫使中國不得不進行相應的回應。

應該說中國和美國的帶有全面對抗色彩的博弈早就應該發生，中國能夠拖到現在已經是戰略上的巨大成功。尤其中國應該慶幸的是，我們面對的對手又是特朗普。

要想和有著五千年文明而且已經全面、徹底覺醒的中國對抗——美國的學者和戰略家稱中國是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對手，美國需要一個有著豐富政治和外交經驗、頭腦冷靜、手腕高超的領導人。他不僅要能在國內實現團結，更能在全球建立牢固的聯盟。

然而特朗普恰恰相反，他一方面令國內矛盾高度激化，對立極其嚴重。這裏僅舉一例，他的團隊包括發言人出去吃飯，竟然屢被酒店老板下逐客令！政治立場的差異竟令消費者外出就餐都已經不可能！都說中國的左右派不能坐在一起討論，看看今天的美國，更是令人瞠目。

另一方面，美國這個群主不斷的退群，這個領導西方近一個世紀的國家對自己的盟國大打出手，以致於它成了全球孤家寡人。加拿大G7會議上，德國總理默克爾發出的歷史性照片：六國怒對一國的場景震撼全世界。

一個沒有天時、地利與人和的美國，一個喪失了國際事務道德高地的美國，此時卻要進行一場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的全面博弈，其結局不言而喻。

當然這場考驗中國無法等閑之。一是雖然中國在全球贏得支持和佔居道德高地，但由於各國都面臨著美國的挑戰，自顧不瑕，無法給予中國實際的有效支持。當然許多國家本是應該站在美國一邊的盟友，現在保持中立，也是中國一大收獲。

二是各國大都希望中美高強度互撞，從而令美國無法抽身盡而放過他們，更有一些國家想從不同的角度盡收漁人之利。比如地緣政治上，日本和俄羅斯就希望中美血戰到底，這兩國重新崛起——事實上以歷史爲鑒，這兩國都是中國和美國最大的傷害者和威脅。

還有一些資源類國家如巴西，則希望奪下中國對美國的進口，比如成爲中國大豆唯一的出口國。還有一些正在發展製造業的新興國家如墨西哥，就希望替代中國成爲美國的主要出口國。

所以中美貿易戰不僅要打，還要打到適可而止。尤其是不能給一些對中美共同造成潛在威脅的國家以機會。至少，不能給和中國構成替代競爭關係的國家以不可逆的機會。

考慮到特朗普的能力、經驗和性格，中國既要通過這場貿易戰令其清醒的認識到後果，還不能令其衝動性的瘋狂失去理智。對中國而言，這才是這場中美貿易戰最難的地方。

三是中美兩國作爲全球最重要的經濟體，雙方發生貿易戰將令世界難以承受。正如法國媒體所講的，這是世界經濟秩序的終結。如果這場貿易戰失控，就真的沒有任何贏家。就如同1930年代的貿易戰，以各方徹底失敗並引發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世界浩劫而告終。

現在的西方民粹主義崛起，極端民粹式、體制外政治素人紛紛登上舞台。事實上他們既沒有能力玩一場貿易戰的高超外交博弈，也沒有足夠的理性考慮自己和全球的利益。

畢竟貿易戰只是一個階段，過後大家仍然要繼續生存和發展，但假如整個基礎毀於貿易戰，那又有何意義？應該說，對中國而言，這也同樣是中美貿易戰最難的地方。

四是中國的崛起一個很大的意義和目的是重新實現國家統一。但假如中美貿易戰失控，美國必然在台灣問題上全力阻撓。這必然導致中美對決從表面的經濟領域升級爲全面的對抗。

但假如中國沒有進行足夠的反擊，美國自認打贏了貿易戰，照樣也會很快在下一個領域對中國進行挑戰，同樣會選擇台灣或者南海等問題對中國發難。中國必須在貿易戰這第一戰就發揮有效的阻擊作用：要麽令美國陷入貿易戰脫不了身，要麽令美國知難而退。其效果可用朝鮮戰爭來比擬：中國以弱打強平局收場，美國明白中國不好惹，再也不敢發生類似事件，同時在歷史需要的時候（比如冷戰），雙方有資格成爲盟友。

這同樣也是這場貿易戰中國最難把握的分寸。

最後要說的是，不管特朗普是多麽合適的對手，對中國而言，這場對決還是早了些。畢竟美國仍然有實力優勢（如何使用是另一個問題），中國要達到目的還是要付出相應的代價。二是中國的現代化還沒有完成，尤其是十八大以後進行的全面改革（反腐、行政體制、社改、軍改等）、對外開拓（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剛剛開始，甚至政治體制上的重大變化——修憲才通過不久。一切有待進一步實施、磨合、凝聚共識。

在一個有著巨大繁重內政外交任務和挑戰的時刻，由一個美國極難保持理性、不講規則、不知不顧後果的領導人發起的、中國極難拿捏分寸的的貿易戰的到來還是非常不合時宜的。中國既要保持發展勢頭又要成功應對大洋彼岸的莽撞和蠻橫，實屬不易。某種程度說，中國崛起在此一戰。

當然縱觀人類歷史，任何國家的發展和崛起都要歷經各種嚴峻考驗，這是大國崛起的必然之路。對於經歷過五千年風浪而不倒的中華文明來說，這實在是閑田信步。考驗過後的中國面臨的仍然不會是坦途，但中國會走的更穩，更健。

全國政協副主席、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接受官媒《人民日報》專訪時認為，本港過去一年行政立法關係明顯改善，香港的社會及政治條件更成熟，是進入正軌的好起點。他又指本港很多制度與國際接軌，內地企業可以通過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更好地走向國際。

梁振英認為本港行政立法關係明顯改善

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祖國21周年記念日在即，官媒《人民日報》6月28日刊登全國政協副主席、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專訪報道，他形容本港的行政立法關係過去一年有明顯改善，香港的社會及政治條件更加成熟，認為是進入正軌的好起點。

梁振英又說，基本法由寫成至今，所有條文沒有被修改過，顯示國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策不變，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很有信心。

梁振英倡內地企業透過香港走出去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快將出爐，梁振英在訪問中表示，香港很多制度與國際接軌，內地企業可以通過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更好地走向國際。他認為，香港「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國家以至內地企業的發展有相當優勢。而在國家未來擴大開放、深化改革的過程中，香港可以進一步積極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內地應重振港人報效國家精神

梁振英說，羨慕今天的香港年輕人，因為他們的舞台不只是香港及大灣區，而是全中國，香港要用改革精神做好大灣區規劃。他指，內地改革開放至今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應該重振港人報效國家精神，讓他們在新時代繼續為國家改革開放效力。

 

繼續在歐洲訪問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德國出席「林道諾貝爾獎得主大會」，她在酒會上致辭時指，創新科技是推動世界進步的動力，而培育人才對推動創科至為重要，香港以至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發展，需要大量人才，歡迎各地青年科學家加入。

林鄭月娥冀與奧地利加強科研合作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當地時間24日早上與林道諾貝爾獎得主大會基金會主席、執行董事及理事會成員會面。她認為大會提供難得機會讓青年科學家與諾貝爾獎得主交流，對青年科學家們極具啟發性。林鄭月娥亦與三位同時獲諾貝爾獎及邵逸夫奬的學者會面，了解他們對推動科研的看法。

另外，林鄭月娥與奧地利教育和科研部部長會面，得悉奧地利重視科研，希望日後與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出訪當地，商討如何加強合作。

林道諾貝爾獎得主大會創辦於一九五一年，每年匯聚諾貝爾獎自然科學方面的得主與新世代優秀科學家交流知識和經驗，今年有約四十位諾貝爾獎得主及來自不同國家的六百名青年科學家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