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新聞觀點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說法，香港發生了「Riot」（暴亂）。半年多來，中文大學、理工大學及城市大學等院校、立法會大樓，以及全港各地區一共5千多米路邊欄杆、兩萬多平方米行人路磚、740組交通燈被破壞，20支智慧燈柱（每支價值14萬港幣）被拆毀。紅磡海底隧道被破壞造成停止運作兩星期。香港鐵路是重災區，一組數據說，港鐵的94個重鐵車站共有85個受破壞，68個輕鐵車站有62個受破壞，涉及2000部出入閘機、300塊月台玻璃幕門、70列列車；升降機及扶手電梯，被破壞了200次；東鐵大學站受嚴重破壞，幾乎需要整個站重建，估計有關車站設施復修及更換費用約5億元。

曾有內地留港大學生在朋友圈發出慨歎：「眼見自己的學校被破壞成這樣，我好心痛。」

程老漢的內地同事也深表不解：「對自己的城市怎麼下得了這個手？」

這都是典型的內地人思維，都是以內地人之心丈量香港人之腹部。

內地人認為，城市公共設施、國家的財產，都跟自己有關。所以，內地人看到破壞公共設施，貪污或浪費國家財產，都覺得是自己的利益被損害，因此會對涉嫌犯下這些罪行的人相當痛恨。

據程老漢觀察，香港人沒有內地人那種觀念。

香港人公私分明絕無混淆，我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是公共財物就不關我事了。我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是我的，我家傢俱之外的任何設施都不是我的，我的錢包、我家銀行帳戶之外的任何錢財都不是我的。所以，香港人只會在自己私人財產被侵犯的時候生氣，而看到任何貪污犯都不會動氣。人們見到，這半年來，香港街頭的公共設施被打被砸被燒，除了政府官員和警方做了例行公事的譴責之外，沒有一個香港人表示心疼。相反，立法會毛議員拋出「死物說」，表示只要不是香港人死傷就無足輕重。更有老資格報人一本正經撰文說，「摧毀公物促進（經濟）增長」。

雖然香港人出行很依靠港鐵，但沒有一個香港人把港鐵視為「自己的」，事實上港鐵也確實不屬於任何一個香港人。港鐵是公用事業機構，不屬於任何私人，就算是港鐵主席、行政總裁也一樣，他們都不是港鐵的主人，只是高薪打工仔。而一般乘客，乘坐港鐵要買票，港鐵加價乘客要多花錢買票，港鐵掙錢乘客分不到，港鐵損失乘客沒損失。所以隨便打隨便砸隨便燒啦。

港鐵被破壞到不能正常營運，港人只會感覺不方便，不會感到心疼，連港鐵員工都不心疼。程老漢曾在港鐵某車站跟一位港鐵員工聊過港鐵被破壞的問題，發現他除了對港鐵員工能夠快速維修設備維持港鐵運作感到自豪之外，並無表示一絲一毫心疼的意思。香港《東方日報》元旦日的一篇報道，標題是：《港鐵新工會 不介意破壞港鐵》。報道說，成立僅兩個多月的港鐵新工會「表明不會與破壞港鐵設施的示威者割席」。

2019年12月初，香港消防處一連兩日突擊巡查香港九龍多間五金店，共檢獲近400公升第五類（易燃性）及第三類危險品（腐蝕性），包括白電油、天拿水和硫酸等，部分危險品的數量更遠超上半年巡查所檢獲的總數量。其中旺角區新填地街一間五金店內就檢獲約90公升第五類（易燃性）危險品及19公升第三類（腐蝕性）危險品，在另一間店舖就檢獲約250公升的易燃液體。香港法律《防火通告第四號-危險物品》列明各種危險品的法定豁免量，例如白電油的豁免量為20公升，顯然儲存90公升第五類危險品，或存儲250公升易燃液體，對於一間五金店鋪而言是嚴重超量。根據《危險品條例》，任何人儲存、運送或使用超出豁免量的危險品，可判罰款2.5萬港元及監禁6個月。

為什麼五金店危險品存貨這麼多？因為市場需要量大。市場爲什麽需要大量危險品？令人很容易聯想到當前街頭暴力橫行，施暴者需要大量易燃物去燒「死物」。他們會不會就地取材到街邊的五金店入貨？五金店不管這個，也不在乎這個。買吧，這又不是處方藥需要醫生處方簽，你買我賣，敞開供應，甚至敢於違法超量儲存。會不會有人現買現製造燃燒彈？燒吧，燒哪裡都行，只要不燒我家就行，端的是生意興隆通街巷，財源茂盛達香江。

為什麼大學生是香港街頭的主力軍？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據香港警方12月上旬的資料，從6月9日至12月5日，共拘捕近5980人，被捕學生累計超過2380人。

歷來都是大學生鬧事，全世界都是大學生鬧事，中國從有了大學之後大學生就開始鬧事了。1919年5月，北京的大學生火燒趙家樓，暴打駐日公使章宗祥，史稱「五四運動」。

大學在校生，天之驕子，自視甚高，又不勞而獲，歷來都是鬧事急先鋒。

香港社會已經進入少子化，學生越來越少，所以中學生升大學不算太難，早些年有個統計數字說香港大約有一半的中學生可以升大學。

可是換句話說，還是有一半的中學生升不了大學。

相比之下，升了大學依然很值得驕傲對吧？

2019香港之亂，香港的大學在校生就諷刺香港的員警是「毅進仔」。毅進文憑是香港政府為沒能考上大學、年齡較大的（至少年滿21歲）的年輕人設置的一種進修課程。毅進文憑的資歷獲政府承認，符合較低級公務員職系的學歷要求，等於是具備了參加某些公務員考試的資格，就業前景包括救護員、三級康樂助理員、助理外勤統計主任、二級懲教助理、海關關員、消防員、警員、郵務員、社會保障助理員、二級稅務督察及福利工作員等。

就算都進了大學，大學跟大學還不一樣。名牌大學的大學生就最驕傲，驕傲就是鬧事的動力。港媒引用香港警方消息說，2019年香港之亂，8間大學中，被捕學生最多的是理工大學、其次是香港大學，以及中文大學。——跟大學排名差不多。

大學生喜歡走上街頭衝鋒陷陣，可能也跟大學校園的環境氛圍有關係。

大學裡，歷來都有一部分自命清高、喜歡跟政府作對的教授，這些教授常常成為青年學子崇拜的偶像。人類社會很怪，權威比較討人嫌，挑戰權威不管怎麼樣都是有種。這些老家伙在年輕學子眼中簡直酷斃了。

全世界的大學都這樣，香港尤甚。香港過去有句老話說，你可以罵港督，但不能罵老闆。今時今日，把「港督」替換成「特首」即可。

罵港督、罵警員，既能夠展現英雄氣概錚錚鐵骨，又不會對自己造成傷害，因為港督也好警員也罷，對來自任何人的口誅筆伐都無可奈何。

還有就是，人類都有狡猾天性，都知道「趨炎附勢」。年輕人就是炎就是勢，時間在他們那一邊，通常每一個人死去都由比他年輕的人來蓋棺定論。郭德綱老師說，四個說相聲的對著駡街，你把那三個熬死了你就是藝術家。程老漢的老家福州閩侯有句土話說，「欺竹莫欺筍」也是這個意思。所以，狡猾的大學校長和大學教授就會選擇奮不顧身地站在大學生一邊，管他是對是錯。比如，有大學生在學校公開控訴說警察對其實施了性暴力，該校幾個教授應聲就對警察進行憤怒聲討。有內地朋友問程老漢，這都還沒證實的事怎麼就敢表態呢？程老漢回答：這很安全啊有啥不敢？若這個指控是事實，證明了這幾個教授正義感熱氣騰騰；若這個指控不是事實，那也不是教授們的錯，他們衹是誤信而已，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後來的事實是，指控者第二天就改口了，但她和那幾個教授依然是許多人心目中的英雄。

從社會學角度觀察，大學時代是人的一生中僅有的、唯一的「自娛自樂、沒人看管」的一個時期。高中時代還未成年，有人看管；大學畢業之後一般來講天之驕子立即淪為打工仔，老闆管死你。只有大學時代，既已成年，爹媽管不著，教授又管不了；已經進了大學不要愁高考，還沒掙錢父母養著不用愁生計，真個是無拘無束無憂無慮逍遙自在快活仙。

從生理學角度觀察，年輕人體內特別能夠分泌那個叫做荷爾蒙的「壞」東西，這東西專門攛掇人想入非非胡作非為。不要講高舉高尚旗號的暴力行為，完全沒有高尚動機的暴力行為，許多大學生都躍躍欲試呢。

來自丹麥的舒菲導演，執導電影《驕子會》(內地譯《喧囂貴族》或《騷亂俱樂部）(The Riot Club)，講牛津大學一群非富即貴的大學生，體內荷爾蒙長期聚集，身體發熱頭腦發燙，躍躍欲試要做點啥壞事。他們穿著斯文的燕尾服，去吃貴得驚人的晚宴。一邊吃一邊酒精入血管，一邊吃一邊荷爾蒙出血管，然後，公子哥們脫掉燕尾服，掀桌子扔椅子砸窗子。鬧完，他們霸氣地甩出一捆現金，賠你啦，我們不差錢！

《驕子會》，故事就以這樣一場令人聞風喪膽的晚宴大打大砸為結局。不妙的是，這回他們遇到了賠錢不能解決的主——餐館老闆不接受賠償，叫他們道歉、滾蛋。這下子惹惱了這些狂妄又醉茫茫的高富帥，一頓痛打，餐館老闆重傷入院。
經歷了香港2019中產之亂的人們，此情此景是不是很眼熟呢？

順便說一句，2019年8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評論香港之亂時，用了「Riot」這個詞，跟《驕子會》的英文片名裡的關鍵字一樣。Riot，中文可以翻譯為「暴動、暴亂、騷亂」。

違法行為並非法治精神

香港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

 

過去的幾個月裡，暴力及破壞行為不斷出現，嚴重衝擊了我們的法治。所謂「違法達義」或「公民抗命」，這些行為其實都是法律上不容許的，我希望大家切勿以身試法。

 

 

終審法院在處理一宗非法集結的案件時（FACC8-10/2017），已經於判辭中指出：（一）當非法集結涉及暴力，即使涉及相對較低程度的暴力，也不會被容忍，在未來亦可能合理地招致即時監禁的刑罰；以及（二）以行使憲法權利或公民抗命之名來為違法行為求情，所給予比重將會很少，因為被定罪必然是指罪犯已逾越了合法行使其憲法權利，與被制裁和限制的非法活動之間的界線。

 

 

有人提到可以刻意作出一些違法行為來達成他們的目的，這會令市民錯誤理解正確的法治精神，而近月大規模的違法及暴力行為，亦必定影響到市民對香港法治的觀感，我和律政司的同事會從不同渠道向社會大眾推廣及宣揚正確的法治觀念，同時希望大家可以理性和客觀地分析我們現時社會的狀況，在表達意見時，保持一個開明和不偏頗的態度。

香港的法治得來不易，大家理應珍惜並攜手捍衛，而遵守法律就是重要的一環。法律是通過實踐得以彰顯，但不應只由律師、法官和政府實踐，而應該是整個社會共同遵守和尊重法治，特區政府亦必定會繼續致力維護香港的法治。

香港減碳達峰 應對氣候挑戰

香港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

 

今日是冬至，所謂冬大過年，中國傳統都會一家人齊齊整整，團聚「做節」。過往冬至經常都是相當寒冷，但大家有否留意到今時今日的冬天依然是「暖笠笠」。

全球氣候暖化，極端天氣頻現，糧食減產，面對各項危機，國際社會必須通力合作。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的第25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剛於上週日結束，加時約40小時，為歷時最長的一屆。近二百個國家經過超過兩週的談判，未能就是次談判的核心議題——《巴黎協定》第六條有關碳交易市場的實施細則達成共識。有關議題需留待明年11月於英國舉行的周年大會上繼續討論。

儘管國際間就《巴黎協定》實施細則的談判未有突破性發展，香港特區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絕不會鬆懈。政府致力與國際社會同行應對全球氣候危機，一步步落實《巴黎協定》的目標。

《巴黎協定》要求各地盡快達到碳排放的「峰值」（即最高水平），然後進一步迅速減排。例如，在亞洲地區，中國及新加坡均以2030年為達峰目標。隨著政府大力推出各項減碳措施，香港的碳排放總量相信於2014年已達峰，並開始呈現明顯持續下降的趨勢。

2015年《巴黎協定》獲通過後，為制定長遠氣候政策，特區政府已於2016年成立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高層次「氣候變化督導委員會」，加强督導和統籌各決策局和部門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政府高度重視環境保護，並銳意將香港打造為一個綠色低碳宜居城市。翌年，隨即公布了《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詳細闡述了在減緩、適應和應變氣候變化三方面所採取的主要措施，並定出在2030年把香港的碳強度從2005年水平降低65%至70%的目標。該目標相等於把香港的碳排放總量減低26%至36%，而人均碳排放量將由2014年的6.2公噸減至介乎3.3至3.8公噸。

鑑於本港的碳排放當中約有65%源於發電，為達到上述目標，政府已與兩間電力公司達成協議，逐步以較潔淨的燃氣發電取代燃煤發電。同時，政府會進一步推廣節能和發展可再生能源，引入「上網電價」，鼓勵各界裝置可再生能源系統，反應正面，首年已見逾5,000項目獲批。政府亦免費為合資格學校和非政府福利機構安裝太陽能光伏板；並研究在合適的水塘及堆填區位置裝設較大規模的太陽能發電系統。另外，我們亦已撥款20億元，在政府設施推行可再生能源項目。

在香港，建築物的用電量佔全港用電量90%，因此提升建築物的能源效益是減碳工作重點之一。政府以身作則，從2003年起率先為政府建築物推行節能計劃，透過各部門共同努力，截至2018年已省電超過20%。

2019年施政報告提出了更全面及進取的綠色能源目標，由2020至2025年透過節能及使用可再生能源，全政府的能源使用量可進一步減少 6%。為此，我們將為二百多幢政府樓宇進行能源及碳審計，以尋找節能減碳機會。機電工程署也會繼續向私人建築物業主推廣「重新校驗」，為舊有樓宇的機電設施「驗身」，旨在優化其運作模式，以收節能之效，以及透過「創新科技協作平台」推動以創新科技為機電設施節省能源。

運輸是香港第二個主要碳排放源頭，約佔18%。我們會繼續發展鐵路運輸、推廣新能源車船、提倡步行和締造「單車友善」環境，便利大眾低碳出行。此外，政府亦推動綠色低碳社區的發展，提高公眾對氣候變化重要性的認識和行動，包括惜物減廢。

根據今年7月公布的2017年溫室氣體排放清單，2017年香港碳排放總量約為4,070萬公噸，人均碳排放量為5.5公噸。碳強度比2005年下降了約34%，顯示我們正朝着2030年的減排目標穏步前行。但要達致2030年把人均碳排放量減至介乎3.3至3.8公噸，我們需要全民參與。為制訂至2050年的長遠減碳策略，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今年進行了公眾參與活動，現正分析收到的意見。

雖然相比其他國家或城市，香港是彈丸之地，但在履行保護環境的責任上，人人有責。我會繼續透過「氣候變化督導委員會」領導各決策局和部門，落實《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中各項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我呼籲社會各界以及每一位市民身體力行，在日常衣、食、住、行方面都應致力實踐低碳生活，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這個跨年代、跨地域、跨界別和跨範疇的環境挑戰。

香港是地球村一分子，自當義不容辭，積極採取行動應對氣候暖化的挑戰。在這個時刻，香港正處於風雲幻變的政治氣壓中，就像面對極端天氣威脅一樣。憑著特區政府管治團隊連同全體公務員同事精誠團結，專業實幹，沉著應對，我們會無懼困難險阻，堅定不移地止暴制亂，竭力服務社群，讓社會回復平靜，同時與廣大市民一起尋找出路，走出陰霾。

【瓜棚天下】2019香港街頭的勇武派都是何方神聖？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程老漢反覆說過多次，2019香港之亂是香港中產階級之亂，但除了少數熱血衝上腦的中產階級之外，絕大多數中產階級並不是蒙著臉在街頭打砸燒的勇武派。

 

 

比如，BBC（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網8月2日《香港中產示威者的自白，「我有樓，但更要自由 」》，介紹了兩位中產就是這樣。年薪超百萬、自己有物業的阿明，「除了為了規避催淚彈而戴上口罩外，他不會像其他示威者般全副裝備走到最前，也不會衝撞或傷害他人，大部分時間作支援，提供物資，協助學生，或是幫平民疏散。」自稱「富二代」的阿祥「多次身穿黑衣和戴上頭盔協助前線示威者，他強調不主張向警員投擲雜物，自己從來沒有這樣做，但有時會拆毀欄杆和路牌供其他人用作路障或盾牌。」「拆毀欄杆和路牌供其他人用」是阿祥的底線，他只做到這裡為止。

 

 

那麼，2019香港街頭的勇武派都是哪些人呢？是誰砸了港鐵設施？是誰毀了每根價值十幾萬的智慧燈柱？是誰投擲了汽油彈？是誰暴打了計程車司機？

這裡有一個樣本。

 

 

11月18日星期一晚上，大批人湧到油尖旺一帶，上演圍魏救趙戲碼，企圖營救被圍困在理工大學裡的一千多「手足」。擁有3萬警力的香港警方，一方面繼續將理工大學圍得嚴嚴實實，一方面出動另一批警力在油尖旺及理工大學附近地區拘捕超過一千人，其中242人於11月20日被送上法庭提堂，全部控以暴動罪，是6月以來單日最多被告提堂案件，司法機構為此安排6個法庭開庭審理。

 

 

香港有媒體公佈了這242人的名單，很有研究價值。

一是被告的年齡。放眼看去，被告大部份是20歲以下青年，也有一部分年齡介乎21歲到35歲。喲，有兩人年齡比較大，其一44歲，售貨員；其二45歲，電子工程師。

二是被告的職業。242人中，粉嶺法院的30個被告只有姓名沒有年齡和職業，因此刪去不計算，得212人，其中94人報稱是學生，約佔4成4。其餘人員，看上去明顯是藍領的77人，職業包括地盤工、保安、運輸工人、水手、侍應生……看上去像白領，但從年齡看屬於初級文員的28人，比如19歲的「金融從業員」，我猜是保險推銷員；比如21歲的秘書、20歲的電腦技術員……看上去比較像是低薪階級。

有兩個被告報稱職業為護士。香港有兩種護士，一曰「註冊護士」，要入讀護士學校或大學裡的護士課程才合資格，薪水很高，起薪點月薪3萬港幣；一曰「登記護士」，只要入讀為期兩年的護理課程即獲得資格，薪水不高，每月一萬多不超過兩萬。還有一種「假護士」，她們在社區家庭醫生診所工作，負責掛號、量體溫之類的，但她們連給人打針都不會。程老漢有一年去到一間診所注射疫苗，是由診所醫生來注射。程老漢問那醫生，為什麼不叫姑娘（香港人管護士叫「姑娘」）來做？那醫生笑笑，說她們不會，她們是假姑娘。2019年香港中產騷亂運動裡，真正的姑娘，高薪的姑娘，她們根本不上街，衹在自己上班的醫院的走廊裡舉個標語照一張照片就完事了。後來因為醫院是治病救人場所，在醫院搞政治集會惹來不少爭議，她們就連這種作秀也都不玩了。（編按：在香港理工大學衝突中，被捕人士包括教職員，亦包括高薪一族的公立醫院及私人執業醫生。）

 

 

上述樣本，212位被告裡，唯一的那位45歲姓鍾被告，報稱電子工程師，看年齡和職業，應該是中產階級。

212位被告裡，只有這麼一位大約可以被認為是中產階級哦，其他人，都，不，是！

2019年在香港街頭衝鋒陷陣的就是這樣的一群人。

 

12月19日的一則新聞令程老漢唏噓不已：26歲男保安劉嘉駿被屯門法院判處12個月監禁。

9月21日，元朗發生騷亂，警方到場驅散非法聚集者，當場截獲一些逃避不及的非法聚集者，其中一個是劉嘉駿。警察發現其背包內藏有已經開封的短劍、斧頭、軍刀、開山刀，就將他拘捕。12月初，被告劉嘉駿在屯門法院承認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但辯方求情稱，武器並非被告所有，是受現場其他示威者所托，被告「講義氣」幫「手足」帶離現場，結果一生抱憾。

報道指出，26歲的劉嘉駿2013年曾就讀於福建師範大學藝術系，後因家庭無法負擔而未能完成學位。

上沒上大學是一座人生分水嶺，內地有一句老話說，穿草鞋還是穿皮鞋就在此一舉。劉嘉駿因家貧而未能完成大學學業，人生的軌跡成為別人的詭計。

同樣是「帶東西」，人家中產階級就不像劉嘉駿似的那麼傻。

香港「東網電視」10月13日報道的一位元30多歲青年才俊、網上叫車平台的老闆，積極投身街頭，但不是親身參加打砸燒，他只是去義載，義載那些勇武派（編按：「義載」廣義包括受影響的香港普羅市民），還有一些物資，他說，「（我義載的）都不是一些敏感的物件，都是普通急救物品」。

啥是「敏感的物件」？保安員劉嘉駿身上帶的「短劍、斧頭、軍刀、開山刀」就是啊，還有棍棒、汽油彈……

所以，劉嘉駿被判刑12個月，叫車平臺的老闆繼續在街頭巷尾義載未被拘捕的劉嘉駿們。

不是因為劉嘉駿沒讀完大學就蠢，實在是因為反正現在的他也沒什麼可損失的，跟年收入至少數十幾百萬的中產階級不一樣。

想起了「關愛共用計劃」。2018年3月，頂不住社會壓力，港府宣佈，拿出110億元外加3億行政費，給無物業、無領取綜援，無交薪俸稅等的所謂「N無人士」派錢，每人4000大元。這個計劃，一直到2019年5月才全部處理完畢。

看看11月20日被送上法庭的212人名單（扣除粉嶺法院30人無職業無年齡名單），你會發現，除了94個學生、一個45歲電子工程師之外，其餘117人正好就是所謂「N無人士」。

這表示，有些「N無人士」剛剛從港府那裡每人拿了4000大元，接下來他們就上街去打砸燒了。

合著港府用了納稅人的113億，換來了2019年的香港騷亂。

當港府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是草根年輕人買不起房時，香港的有車有房的中產階級卻成功告訴那些買不起房的「N無人士」，你買不起房是因為內地人把房子買去了，把這個親內地的政府「篤倒」（推倒）你就買得起房了。用馬克思的理論來解釋，香港的中產階級把他們與草根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掩蓋掉，而將矛盾轉移成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跟內地人、親內地的香港人的矛盾。這就是為什麼今年夏天突然冒出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這個概念的來由。

這是香港的中產階級對「N無人士」成功「洗腦」的故事。

2019年，香港的中產階級成功發動基層群眾走上街頭為他們衝鋒陷陣。

 

專業、無私和獨立的檢控工作

香港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

 

 

自從上月在倫敦受傷後，我現時正逐漸康復。我在此感謝向我送上慰問的人，同時也向我的同事道謝，在病假期間，讓我可以一直透過電郵與他們緊密聯繫來處理公務。

剛過去的幾個月，大家都目睹在香港發生非常嚴重的暴力破壞行為，雖然現時局勢似是有所緩和，但上周日（8日）晚上，有人在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外縱火及破壞，而警方最近亦搜獲真槍和爆炸品等，情況仍然令人十分擔憂。如果持續這樣，不只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印象，更會衝擊我們的法治。

由六月起已經有數千人被捕，他們大多涉及暴動、非法集結、藏有攻擊性武器、襲警及刑事毀壞等罪名。部分案件的刑事司法程序已展開，包括調查、檢控、辯護、審裁和懲處，分別由警方、律政司和司法機構獨立處理。

警方負責對案件進行調查，如有合理懷疑，便有權作出拘捕。警方亦會在有需要時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而律政司會就案件證據和適用法律進行客觀和專業分析，並按《檢控守則》獨立地決定是否提出檢控，若有充分可被法庭接納的證據，令案件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律政司才會提出起訴。

當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法庭通常會先處理保釋或押後聆訊的申請，法庭會考慮控辯雙方的立場和論述以及呈堂的所有資料等作出相關決定。

當案件進入正式審訊時，法庭會審視相關法律、證據、聽取控辯雙方陳辭，只會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才會裁定被告罪成，之後再判刑。《基本法》保障了香港的司法獨立，法庭按法律和可接納的證據作出裁決，司法人員亦會陳述裁決理據，或許有人會對結果不滿，但絕不應該肆意抨擊司法人員或破壞法院。

刑事檢控科內一直有一隊專門負責涉及公眾活動案件的同事，所以當這些案件轉交予律政司時，都會先由這個團隊處理。如果案件數量非常多，我們會安排其他有相關經驗的同事幫忙。當然，除了公眾活動的案件外，我們還需要處理其他性質的案件，若然律政司內人手真的不足時，我們還可以按既定機制外聘一些私人執業的律師和大律師來協助，務求可以適時處理相關案件。

律政司的檢控人員作為「秉行公義者」，會繼續無私和獨立地工作，並以最高的專業標準處理刑事案件，過去一直如此，未來亦會繼續按這個準則行事，公正不阿、有效快捷地執行檢控工作，用行動來證明檢控人員一直以專業、無私、獨立的態度，積極跟進每一宗由警方轉介給律政司的案件。

現時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讓社會回復安寧，我作為政府團隊的一份子，會繼續緊守崗位，與律政司的同事把工作做好，一同捍衛法治。

扶貧努力停不了：貧窮數字有局限

香港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

 

上星期五（十二月十三日），香港特區政府發表《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整體貧窮數字輕微上升，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分別為102.4萬人及14.9%。相比政策介入前的140.6萬人及20.4%，成功令38萬人脫貧，貧窮率降低5.5個百分點。

政府扶貧力度有所加強，針對在職家庭、兒童及長者所作出的優化措施漸見成效。在2018年，政府恆常現金政策的扶貧成效是自編製貧窮數據以來的紀錄新高。各個恆常現金項目當中，以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及長者生活津貼的減貧成效最為顯著，分別令整體貧窮率下降2.3個百分點及2.1個百分點，兩個項目共令約31萬人脫貧。

圖一：2009-2018年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圖二：2017-2018年選定恆常現金項目的扶貧成效

圖三：比較2018 年政策介入前、後及2017年政策介入後在職及有兒童住戶的貧窮率

圖四：2017-2018年選定恆常現金項目對長者的扶貧成效

 

設有兒童津貼的在職家庭津貼(職津)計劃落實優化措施(包括全面調高津貼金額及增設一層3/4額津貼等)，對全職工作成員比例較高及育有兒童住戶的扶貧成效顯著。其中，在職住戶及有兒童住戶在政策介入後的貧窮率均見低位(分別為8%及15.1%，較2017年下降0.1個百分點及0.7個百分點)。

經優化後的長者生活津貼令約9萬5千名長者脫貧，較2017年令額外逾4 千名長者脫貧，降低長者貧窮率8.2個百分點。隨長者生活津貼的優化措施在近兩年陸續推出，社會保障制度對長者的覆蓋率亦較2016年提升約1個百分點至73%。

除恆常現金項目外，政府為基層市民提供各種非恆常現金(包括一次性紓困措施)及非現金福利(以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為主)。2018年的非恆常現金項目把政策介入後的貧窮人口減至91.3萬人，貧窮率降至13.3%。在計及非現金福利後，貧窮人口降至73萬人，貧窮率跌至10.6%，反映公屋在扶貧方面擔當重要角色。

貧窮數字的局限

政府近年持續增加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由2012/13年度的428億元上升至2019/20年度的預算經常開支843億元，大幅增加97%，足見政府扶貧工作的力度確是有增無減。有人會問為何政府加大扶貧力度，但貧窮數字卻呈上升趨勢。

事實上，貧窮數字的變動不單只受政策介入所影響，而是眾多影響因素互動下的綜合結果，包括經濟情況、整體就業收入的變化，以及人口結構轉變等。我想就此說明：

人口高齡化抵銷扶貧成效

2018年長者人口的增幅(4.3%)高於過去十年的平均增長(2009至2018年的平均增長為3.8%)，長者佔整體人口比例亦高達16.9%，遠高於2009年的12.5%。人口高齡化的結構性轉變，對整體貧窮數字構成上升壓力。

「貧窮線」單以住戶收入為指標，即是只計算收入，並不計算資產，故一些「低收入、但擁有一定資產」的人士，例如退休長者較容易被界定為貧窮。另外，2018年居於非綜援住戶的貧窮長者當中(佔整體貧窮長者89.2%)，逾八成沒有經濟需要，可見人口高齡化是導致近年貧窮數字上升的主因。

政府民生政策未能全面反映

「貧窮線」主體分析只涵蓋恆常現金政策，並未有包括不具經濟審查的非現金項目。部分一次性利民紓困措施，長者醫療券、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2乘車計劃)，以及學費豁免及資助等政策措施，都不包括在分析框架內，但這些項目確實為基層家庭提供實質支援。由此可見，貧窮數字未能全面反映政府整體扶貧工作的實際成效。

基於「貧窮線」的結構性局限，在詮釋貧窮情況分析時，亦應考慮「貧窮線」以外的民生措施，以更全面及客觀地理解貧窮情況及政策的扶貧力度。

扶貧工作是細水長流，停不了，政府有決心、有理念及有策略地紓緩貧窮問題，為應對不明朗的經濟及就業前景，政府除了在2019年下半年先後公布4輪紓解民困的措施外，行政長官在2019年《施政報告》中提出一系列改善民生措施，以進一步照顧不同背景兒童的需要、鼓勵就業及紓緩跨代貧窮，當中較主要的恆常現金措施，包括改善綜援計劃、全面大幅調高職津計劃的津貼金額(當中兒童津貼增幅高達40%)、將每年2,500元「學生學習津貼」恆常化及提高「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每月補貼金額及其上限等。政府會繼續檢視及探討各援助項目的進度和成效，達致防貧及扶貧。

 

2019年7月1日晚上，香港立法會大樓被蒙面示威者攻破。幾個小時之內，立法會大樓幾成廢墟，如同經歷了一場大轟炸，「滿目瘡痍」成為翌日香港各媒體高頻度使用的一個成語。

 

 

半年多來，暴力事件在香港此起彼伏遍地開花。警署、中資銀行分行、特定企業的餐廳店鋪輪番被「打砸燒」，港鐵車站設施反覆遭破壞，砸完了修，修完了再砸……

面對此等此類此行此徑，除了政府和警方例行公事發出徒勞的譴責，香港社會大多數人都只作壁上觀。

 

 

 

直到11月14日，太陽從西邊出來了，一直對街頭暴力保持沉默的香港大律師公會，首次對暴力事件說了個「不」字。

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13日晚上，一群在沙田聚集堵路的蒙面人，突然向沙田法院大樓投擲多枚汽油彈。

香港大律師公會莫名驚詫，於14日發出聲明，稱攻擊法院的行為是對法治作出的最嚴厲污蔑和挑戰。

聲明強調，攻擊法院的象徵性尤其嚴重，形容此等行為等同直接衝擊香港的獨立司法權，是對法治作出最嚴厲的侮辱及挑戰。聲明說，如果破壞法院的行為持續發生，香港的憲制框架將會處於革滅殆盡的境地，對所有香港市民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聲明也順便提及各區的暴力及縱火行為導致嚴重廣泛的破壞，甚至有市民生命因此而危在旦夕，還提及「破壞私人產業的行為固然完全不能接受」。

端的是慷慨激昂。

然後，大律師公會又沉默了。直到12月9日，太陽再次從西邊出來了。

12月8日傍晚，金鐘高等法院及中環終審法院門口，先後被投擲燃燒彈縱火，法院外的支柱和地面被噴上「法治已死」等塗鴉。

大律師公會次日發聲明對此予以最嚴厲譴責，稱做出破壞法院行為的人，並非真誠的示威者而是罪犯，必須繩之於法，「他們的行為沒有任何合理或可辯護的基礎」。

端的是慷慨激昂，AGAIN！

 

 

不過，這次沒有順便批評「各區的暴力及縱火行為」和「破壞私人產業的行為」。這個不AGAIN。

為什麼搞到法院頭上他們會這麼著急呢？

一般而言，人只有在自己的利益被觸動時候才會著急。

半年多時間裡，蒙面豪傑對香港的各種暴力破壞，都不曾觸及大律師們的利益。港鐵停了，和他們沒關係，他們是開私家車上班的，所以他們不著急。交通燈滅了，和他們有關係，但是只要小心駕駛就萬事大吉，所以他們也不著急。事實證明沒了交通燈道路任我行，猶如沒了張屠夫不吃帶毛豬。道路被堵他們的私家車也走不了？那就不走唄，在家上班好啦。

可是，法院是大律師們賴以生存的「家園」，法院完蛋了，大律師們到哪裡打官司掙錢？

但程老漢覺得自己如此揣測實屬以小人之心測量君子之腹部，而且，法院的大樓若真的被毀，香港的訴訟活動不會真的停下來，畢竟香港有很多座法院大樓，這座毀了可以用那座。就算香港的法院大樓全部被毀，被夷為平地，也可以臨時租用任何一間寫字樓、會堂，香港將馬照跑舞照跳官司照打。大律師們的生計根本不成問題。

所以，大律師們兩度為法院大樓拍案而起的原因，一定不會是為了生計。

可是，如果照此猜想，香港的某一兩座法院大樓遭到一點皮毛傷害，恰如立法會毛議員所說的，被破壞的都是些「死物」，根本就不影響香港的法院工作，怎麼又會如大律師公會在11月14日聲明中所說「香港的憲制框架將會處於革滅殆盡的境地」呢？這也沒道理啊。

大律師公會說，「攻擊法院的象徵性尤其嚴重」，攻擊立法會大樓的象徵性不嚴重嗎？攻擊（香港）中聯辦大樓的象徵性不嚴重嗎？損毀和踐踏國旗的象徵性不嚴重嗎？

最近看了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官謊真相》（Official Secrets，內地譯作《官方機密》），瞬間就恍然大悟。

 

 

2003年，美英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藉口，要求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但是，「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證據十分薄弱，美英兩國政府就動了歪腦筋。受僱於英國情報機構「英國政府通訊總部」的凱薩琳·岡，看到一份內部文件，顯示美英兩國企圖搜集安理會成員國代表的黑材料，以此要挾他們對美英的戰爭動議投下贊成票。反戰的凱瑟琳一怒之下就這文件洩露給媒體，讓全世界看到美英政府的陰謀。

此舉令美英兩國拋棄操控安理會投票的方案，乾脆繞開安理會直接開戰了。

而凱瑟琳所在的情報機構就嚴厲追查洩密人，一時人人自危。凱瑟琳看不下去，昂然自首，被送上法庭。

她的律師起初都勸她認罪以換取輕判，她卻堅持自己無罪，理由是：自己這麼做是出於公眾利益。結局如何，這裡就不劇透了。

出於「公眾利益」而洩密，雖違法卻無罪。這個理由很耳熟啊！有了，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跟凱瑟琳的理由如出一轍呢！

大律師公會的邏輯應該也是如此這般的吧？

2017年8月間，上訴庭法官加重了對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等三人的刑罰。判決書批評說，近年社會瀰漫一股歪風，有人以「追求心中理想」又或「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作為藉口，肆意違法，一些「有識之士」更鼓吹「違法達義」，鼓勵他人犯法。

程老漢對「違法達義」不予置評，衹是想問：能不能一視同仁呢？既然都為達義，法院大樓挨那麼點磕磕碰碰就算是為義而奉獻吧。

 

立法會內會陷僵局 走出胡同刻不容緩
香港政務司長  張建宗

 

2019-2020立法年度（本立法年度）是本屆立法會任期内的最後一個立法年度，由現在至任期完結（即2020年7月）時間有限（只有七個多月），尚待審議的項目繁多。而政府對於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一直未能選出正、副主席對立法會事務的嚴重影響，更是十分關注。

內務委員會是立法會重要的「齒輪」，負責執行其憲制職能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旨在為立法會會議作準備，並商議與立法會事務有關的事宜，包括負責監督處理法案的工作。

自今年十月起，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已舉行九次會議，經20多小時仍未能選出正副主席，令內務委員會完全「停擺」，不能正常運作，情況前所未見，絕不理想，令人深感遺憾。

立法會秘書處表示，內務委員會只會待完成正副主席選舉之後方能召開會議處理其職務。換句話說，內務委員會現階段 —

不能就2019年施政報告致謝動議的辯論安排作決定；
不可就政府提交的法案及附屬法例決定是否成立委員會審議；
不可聽取法案委員會的報告，以便為法案恢復二讀辯論作出準備；以及
不會聽取其轄下、研究附屬法例或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的報告。

雖然本立法年度自2019年10月16日開始至12月5日，立法會已通過三項政府法案1 ，但這些法案全是上年度已提交上立法會大會議程並原定於今年7月恢復二讀辯論的項目。

除了以上三項法案，政府已向立法會提交了18項法案，包括11項於上年度已首讀並正審議的法案，及七項於本年度首讀的法案。礙於目前內務委員會的困局，這七項法案在首讀後均停滯不前，未能決定是否成立法案委員會以便進行審議；而其餘於上年度已首讀並正審議的11 項法案當中，至少五項已完成法案委員會審議，卻因內務委員會未選出正副主席而未能提交上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辯論。此外，政府計劃再向立法會提交14項法案。這些法案當中，不乏和經濟和民生息息相關的項目，例如改善樓宇消防安全；打擊無牌酒店及賓館；延長法定產假由現時十周增加至十四周等。

政府預期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前（即2020年7月），立法會可完成審議並通過上述共32項法案；否則，這些法案全部都會失效。如要在下屆立法會再次引入法案，便要重新開始走足議會程序，這對於議會、政府，以至全社會的時間和資源，都是一種浪費。因此，如果內務委員會持續停擺，所有政府、立法會及各持分者在政策上下的功夫都會白費，嚴重影響經濟、社會及民生的發展。

我衷心希望立法會議員以務實的態度，不要讓政治凌駕公眾利益及市民福祉，突破困局，盡快選出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讓立法會事務重回正軌，履行立法會在基本法下的憲制職能，讓各項草案得以推展。

此外，財務委員會(財委會)亦有許多急需處理的撥款建議，更有數以十計已就緒的撥款建議有待納入財委會的議程。其中不少是利民惠民的項目。事實上，政府自2019年8月中先後宣布的一系列減輕市民財政負擔和支援香港企業的紓困措拖，不少要財委會審批才可及早落實，以協助市民和中小企業渡過時艱。

本年度是今屆立法會的最後一年任期，政府會全力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工作，同時衷心希望議員能聚焦民生所需，有效利用會議時間，完成審議大量積壓的法案和撥款建議，以市民大眾的福祉為依歸。

本星期適逢是國際人權日。法治、人權、自由、司法獨立、包容、開放及多元是香港特區的核心價值，繁榮穩定是成功的基石，受到基本法明確及充分的保障。

根據美國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加拿大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以及德國腓特烈•瑙曼自由基金會自由研究所（Liberales Institut ofthe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Freedom）聯合發布的《2018年全球人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在人類自由指數世界排名第三。另外，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的司法獨立亞洲排名第二、全球排名第八，這一切都顯示香港的傳統制度優勢多年來屹立不倒，我們要好好珍惜。

我熱切希望今日及往後的遊行及集會能夠和平有序理性地進行。

【瓜棚天下】程鶴麟：2019香港中產之亂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看到一段130秒的短片，2019年一個夏夜的香港中環，幾個正在執勤的防暴警察不知為什麼跟一對中環白領男女起了爭執。

防暴警察甲衝他們吼到：「回家啦，甴曱（蟑螂）、垃圾！」
白領男：「我工資高過你的（警務處）處長啊，垃圾？」
防暴警察甲：「我好驚啊！回家去死吧！死甴曱！」
防暴警察乙：「有人堵路，有人縱火，我現在要你走，聽到嗎？」
……
防暴警察甲：「任人破壞，垃圾！回家啊！」
已經走遠的白領男：「中環從來都不屬於你們這種人。」
防暴警察之一：「也不屬於你這班死甴曱的！回家啊！」
白領男用英語說：「I am working here! I get paid way more than your Chief!」（我在這裡工作的，我工資高過你們的處長。）

香港警務處長月薪26萬港幣以上，這位中環白領的收入可想而知。

 

 

不過這位中環白領好像沒什麼見識。工資高過香港警務處長就高人一等嗎？話說香港警務處長雖然工資不如中環白領，卻又比美國總統高呢！沒聽說哪一位警務處長對美國人說，我工資高過你們總統。

今年夏天以來，程老漢一直在說，2019香港之亂是中產階級之亂。證據之一是他們列出的所有訴求裡，沒有一條跟民生經濟有關，全是政治訴求，說明提出訴求的人經濟狀況很好，比如那位中環白領就是代表性人物。

BBC中文網8月2日《香港中產示威者的自白，「我有樓，但更要自由 」》，採訪了兩個參與街頭行動但自稱不訴諸暴力的中產人士。一個是30來歲的阿明，科技界的才俊，一邊做科技生意，一邊在大專院校任教，年薪逾百萬港元。有一雙子女的阿明住在父母為他們買下的物業。另一個是35歲的阿祥，自稱是一名「富二代」，父親早年在大陸設廠，賺了不少錢，從小到大，不愁物質。父母供他到英國讀高中和大學，畢業後返回香港，在一間銀行從事行政工作，月入幾萬港元。雖然他們都不如前述那位中環白領那麼有錢，但也相當可以了。

 

 

雖說2019香港之亂是中產階級之亂，但程老漢所見，真在第一線訴諸暴力的中產階級，真是少之又少。除了極少一些熱血衝上腦的中產階級之外，大多數中產階級只做這些事：在社交媒體為街頭暴力喝采、罵警察；在機場路上開車慢駛堵路；免費接送街頭示威者(編按：包括受影響路人)，他們稱為「義載」；躲在街角給勇武派遞磚頭、遞傘；捐款或供應物資給街頭勇武派。程老漢看過一條短片，有個中產階級老太太，在街角對著一群蒙面人演講，涕淚交流：你們幹得好！你們要堅持到底！我會把錢捐出來支持你們！另一段短片顯示，11月18日，黑衣人在中環進行快閃堵路，中環白領列隊為他們鼓掌喝彩。

香港的中產階級在2019之亂中，會千方百計為街頭暴力化妝。香港「東網電視」10月中旬發佈過一部短片專訪，主人公是一位30多歲男子、一間網上叫車平台的老闆，他和他這個平台所聯繫的司機不停地到街頭去免費運載勇武派蒙面人。他把街頭暴力說成是「可能是有一些大家很不想看到的畫面」，但他認為，「當你睇返歷史，每一個地方都要經歷這樣的陣痛期的爭取，才可以有一個長治久安的環境。」所以，他不管平台一直虧損，也要義載到底。

11月24日香港舉行區議會選舉，選舉結果意味深長。

 

 

香港區議會名曰議會，其實並不具有議會權力，只是香港地區層次的區域諮詢組織，打個比方，很像內地的街道辦事處，職責是就市民日常生活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上一屆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拉票手段是列舉自己為選民做過哪些「小恩小惠」的事，並且向選民許諾，當選後會繼續做哪些事。而今年的選舉，泛民候選人喊的都是政治口號，硬生生把區選變成政治投票，建制派候選人全都傻眼。

結果是，建制派候選人慘敗，泛民大勝。香港無線電視台在區選後的報道裡，引用了一個中產人士的話。他說，「我們用選票告訴他們，我們不是港豬。」言下之意，建制派區議員那些辛苦，小恩小惠，今天組織個團購旅遊，明天組織個老年人免費接種流感疫苗，後天爭取到一筆政府撥款在路邊建公廁，如此等等，都是把香港人當豬來喂，他們不需要，他們也瞧不上。

有錢就是任性。

(編按：德國納粹把送往集中營消滅的猶太人稱為「寄生蟲」，而二十多年前的非洲國家盧旺達發生滅族大屠殺，胡圖族便以「蟑螂」稱呼對方。香港前教育統籌局局長、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前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認為，把一個群組形容為「曱甴」，是製造「去人性化」的仇恨，是為施加暴力甚至殺人合理化以至正義化製造恐怖的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