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無私和獨立的檢控工作

香港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

 

 

自從上月在倫敦受傷後，我現時正逐漸康復。我在此感謝向我送上慰問的人，同時也向我的同事道謝，在病假期間，讓我可以一直透過電郵與他們緊密聯繫來處理公務。

剛過去的幾個月，大家都目睹在香港發生非常嚴重的暴力破壞行為，雖然現時局勢似是有所緩和，但上周日（8日）晚上，有人在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外縱火及破壞，而警方最近亦搜獲真槍和爆炸品等，情況仍然令人十分擔憂。如果持續這樣，不只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印象，更會衝擊我們的法治。

由六月起已經有數千人被捕，他們大多涉及暴動、非法集結、藏有攻擊性武器、襲警及刑事毀壞等罪名。部分案件的刑事司法程序已展開，包括調查、檢控、辯護、審裁和懲處，分別由警方、律政司和司法機構獨立處理。

警方負責對案件進行調查，如有合理懷疑，便有權作出拘捕。警方亦會在有需要時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而律政司會就案件證據和適用法律進行客觀和專業分析，並按《檢控守則》獨立地決定是否提出檢控，若有充分可被法庭接納的證據，令案件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律政司才會提出起訴。

當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法庭通常會先處理保釋或押後聆訊的申請，法庭會考慮控辯雙方的立場和論述以及呈堂的所有資料等作出相關決定。

當案件進入正式審訊時，法庭會審視相關法律、證據、聽取控辯雙方陳辭，只會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才會裁定被告罪成，之後再判刑。《基本法》保障了香港的司法獨立，法庭按法律和可接納的證據作出裁決，司法人員亦會陳述裁決理據，或許有人會對結果不滿，但絕不應該肆意抨擊司法人員或破壞法院。

刑事檢控科內一直有一隊專門負責涉及公眾活動案件的同事，所以當這些案件轉交予律政司時，都會先由這個團隊處理。如果案件數量非常多，我們會安排其他有相關經驗的同事幫忙。當然，除了公眾活動的案件外，我們還需要處理其他性質的案件，若然律政司內人手真的不足時，我們還可以按既定機制外聘一些私人執業的律師和大律師來協助，務求可以適時處理相關案件。

律政司的檢控人員作為「秉行公義者」，會繼續無私和獨立地工作，並以最高的專業標準處理刑事案件，過去一直如此，未來亦會繼續按這個準則行事，公正不阿、有效快捷地執行檢控工作，用行動來證明檢控人員一直以專業、無私、獨立的態度，積極跟進每一宗由警方轉介給律政司的案件。

現時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讓社會回復安寧，我作為政府團隊的一份子，會繼續緊守崗位，與律政司的同事把工作做好，一同捍衛法治。

扶貧努力停不了：貧窮數字有局限

香港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

 

上星期五（十二月十三日），香港特區政府發表《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整體貧窮數字輕微上升，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分別為102.4萬人及14.9%。相比政策介入前的140.6萬人及20.4%，成功令38萬人脫貧，貧窮率降低5.5個百分點。

政府扶貧力度有所加強，針對在職家庭、兒童及長者所作出的優化措施漸見成效。在2018年，政府恆常現金政策的扶貧成效是自編製貧窮數據以來的紀錄新高。各個恆常現金項目當中，以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及長者生活津貼的減貧成效最為顯著，分別令整體貧窮率下降2.3個百分點及2.1個百分點，兩個項目共令約31萬人脫貧。

圖一：2009-2018年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圖二：2017-2018年選定恆常現金項目的扶貧成效

圖三：比較2018 年政策介入前、後及2017年政策介入後在職及有兒童住戶的貧窮率

圖四：2017-2018年選定恆常現金項目對長者的扶貧成效

 

設有兒童津貼的在職家庭津貼(職津)計劃落實優化措施(包括全面調高津貼金額及增設一層3/4額津貼等)，對全職工作成員比例較高及育有兒童住戶的扶貧成效顯著。其中，在職住戶及有兒童住戶在政策介入後的貧窮率均見低位(分別為8%及15.1%，較2017年下降0.1個百分點及0.7個百分點)。

經優化後的長者生活津貼令約9萬5千名長者脫貧，較2017年令額外逾4 千名長者脫貧，降低長者貧窮率8.2個百分點。隨長者生活津貼的優化措施在近兩年陸續推出，社會保障制度對長者的覆蓋率亦較2016年提升約1個百分點至73%。

除恆常現金項目外，政府為基層市民提供各種非恆常現金(包括一次性紓困措施)及非現金福利(以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為主)。2018年的非恆常現金項目把政策介入後的貧窮人口減至91.3萬人，貧窮率降至13.3%。在計及非現金福利後，貧窮人口降至73萬人，貧窮率跌至10.6%，反映公屋在扶貧方面擔當重要角色。

貧窮數字的局限

政府近年持續增加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由2012/13年度的428億元上升至2019/20年度的預算經常開支843億元，大幅增加97%，足見政府扶貧工作的力度確是有增無減。有人會問為何政府加大扶貧力度，但貧窮數字卻呈上升趨勢。

事實上，貧窮數字的變動不單只受政策介入所影響，而是眾多影響因素互動下的綜合結果，包括經濟情況、整體就業收入的變化，以及人口結構轉變等。我想就此說明：

人口高齡化抵銷扶貧成效

2018年長者人口的增幅(4.3%)高於過去十年的平均增長(2009至2018年的平均增長為3.8%)，長者佔整體人口比例亦高達16.9%，遠高於2009年的12.5%。人口高齡化的結構性轉變，對整體貧窮數字構成上升壓力。

「貧窮線」單以住戶收入為指標，即是只計算收入，並不計算資產，故一些「低收入、但擁有一定資產」的人士，例如退休長者較容易被界定為貧窮。另外，2018年居於非綜援住戶的貧窮長者當中(佔整體貧窮長者89.2%)，逾八成沒有經濟需要，可見人口高齡化是導致近年貧窮數字上升的主因。

政府民生政策未能全面反映

「貧窮線」主體分析只涵蓋恆常現金政策，並未有包括不具經濟審查的非現金項目。部分一次性利民紓困措施，長者醫療券、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2乘車計劃)，以及學費豁免及資助等政策措施，都不包括在分析框架內，但這些項目確實為基層家庭提供實質支援。由此可見，貧窮數字未能全面反映政府整體扶貧工作的實際成效。

基於「貧窮線」的結構性局限，在詮釋貧窮情況分析時，亦應考慮「貧窮線」以外的民生措施，以更全面及客觀地理解貧窮情況及政策的扶貧力度。

扶貧工作是細水長流，停不了，政府有決心、有理念及有策略地紓緩貧窮問題，為應對不明朗的經濟及就業前景，政府除了在2019年下半年先後公布4輪紓解民困的措施外，行政長官在2019年《施政報告》中提出一系列改善民生措施，以進一步照顧不同背景兒童的需要、鼓勵就業及紓緩跨代貧窮，當中較主要的恆常現金措施，包括改善綜援計劃、全面大幅調高職津計劃的津貼金額(當中兒童津貼增幅高達40%)、將每年2,500元「學生學習津貼」恆常化及提高「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每月補貼金額及其上限等。政府會繼續檢視及探討各援助項目的進度和成效，達致防貧及扶貧。

 

2019年7月1日晚上，香港立法會大樓被蒙面示威者攻破。幾個小時之內，立法會大樓幾成廢墟，如同經歷了一場大轟炸，「滿目瘡痍」成為翌日香港各媒體高頻度使用的一個成語。

 

 

半年多來，暴力事件在香港此起彼伏遍地開花。警署、中資銀行分行、特定企業的餐廳店鋪輪番被「打砸燒」，港鐵車站設施反覆遭破壞，砸完了修，修完了再砸……

面對此等此類此行此徑，除了政府和警方例行公事發出徒勞的譴責，香港社會大多數人都只作壁上觀。

 

 

 

直到11月14日，太陽從西邊出來了，一直對街頭暴力保持沉默的香港大律師公會，首次對暴力事件說了個「不」字。

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13日晚上，一群在沙田聚集堵路的蒙面人，突然向沙田法院大樓投擲多枚汽油彈。

香港大律師公會莫名驚詫，於14日發出聲明，稱攻擊法院的行為是對法治作出的最嚴厲污蔑和挑戰。

聲明強調，攻擊法院的象徵性尤其嚴重，形容此等行為等同直接衝擊香港的獨立司法權，是對法治作出最嚴厲的侮辱及挑戰。聲明說，如果破壞法院的行為持續發生，香港的憲制框架將會處於革滅殆盡的境地，對所有香港市民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聲明也順便提及各區的暴力及縱火行為導致嚴重廣泛的破壞，甚至有市民生命因此而危在旦夕，還提及「破壞私人產業的行為固然完全不能接受」。

端的是慷慨激昂。

然後，大律師公會又沉默了。直到12月9日，太陽再次從西邊出來了。

12月8日傍晚，金鐘高等法院及中環終審法院門口，先後被投擲燃燒彈縱火，法院外的支柱和地面被噴上「法治已死」等塗鴉。

大律師公會次日發聲明對此予以最嚴厲譴責，稱做出破壞法院行為的人，並非真誠的示威者而是罪犯，必須繩之於法，「他們的行為沒有任何合理或可辯護的基礎」。

端的是慷慨激昂，AGAIN！

 

 

不過，這次沒有順便批評「各區的暴力及縱火行為」和「破壞私人產業的行為」。這個不AGAIN。

為什麼搞到法院頭上他們會這麼著急呢？

一般而言，人只有在自己的利益被觸動時候才會著急。

半年多時間裡，蒙面豪傑對香港的各種暴力破壞，都不曾觸及大律師們的利益。港鐵停了，和他們沒關係，他們是開私家車上班的，所以他們不著急。交通燈滅了，和他們有關係，但是只要小心駕駛就萬事大吉，所以他們也不著急。事實證明沒了交通燈道路任我行，猶如沒了張屠夫不吃帶毛豬。道路被堵他們的私家車也走不了？那就不走唄，在家上班好啦。

可是，法院是大律師們賴以生存的「家園」，法院完蛋了，大律師們到哪裡打官司掙錢？

但程老漢覺得自己如此揣測實屬以小人之心測量君子之腹部，而且，法院的大樓若真的被毀，香港的訴訟活動不會真的停下來，畢竟香港有很多座法院大樓，這座毀了可以用那座。就算香港的法院大樓全部被毀，被夷為平地，也可以臨時租用任何一間寫字樓、會堂，香港將馬照跑舞照跳官司照打。大律師們的生計根本不成問題。

所以，大律師們兩度為法院大樓拍案而起的原因，一定不會是為了生計。

可是，如果照此猜想，香港的某一兩座法院大樓遭到一點皮毛傷害，恰如立法會毛議員所說的，被破壞的都是些「死物」，根本就不影響香港的法院工作，怎麼又會如大律師公會在11月14日聲明中所說「香港的憲制框架將會處於革滅殆盡的境地」呢？這也沒道理啊。

大律師公會說，「攻擊法院的象徵性尤其嚴重」，攻擊立法會大樓的象徵性不嚴重嗎？攻擊（香港）中聯辦大樓的象徵性不嚴重嗎？損毀和踐踏國旗的象徵性不嚴重嗎？

最近看了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官謊真相》（Official Secrets，內地譯作《官方機密》），瞬間就恍然大悟。

 

 

2003年，美英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藉口，要求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但是，「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證據十分薄弱，美英兩國政府就動了歪腦筋。受僱於英國情報機構「英國政府通訊總部」的凱薩琳·岡，看到一份內部文件，顯示美英兩國企圖搜集安理會成員國代表的黑材料，以此要挾他們對美英的戰爭動議投下贊成票。反戰的凱瑟琳一怒之下就這文件洩露給媒體，讓全世界看到美英政府的陰謀。

此舉令美英兩國拋棄操控安理會投票的方案，乾脆繞開安理會直接開戰了。

而凱瑟琳所在的情報機構就嚴厲追查洩密人，一時人人自危。凱瑟琳看不下去，昂然自首，被送上法庭。

她的律師起初都勸她認罪以換取輕判，她卻堅持自己無罪，理由是：自己這麼做是出於公眾利益。結局如何，這裡就不劇透了。

出於「公眾利益」而洩密，雖違法卻無罪。這個理由很耳熟啊！有了，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跟凱瑟琳的理由如出一轍呢！

大律師公會的邏輯應該也是如此這般的吧？

2017年8月間，上訴庭法官加重了對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等三人的刑罰。判決書批評說，近年社會瀰漫一股歪風，有人以「追求心中理想」又或「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作為藉口，肆意違法，一些「有識之士」更鼓吹「違法達義」，鼓勵他人犯法。

程老漢對「違法達義」不予置評，衹是想問：能不能一視同仁呢？既然都為達義，法院大樓挨那麼點磕磕碰碰就算是為義而奉獻吧。

 

立法會內會陷僵局 走出胡同刻不容緩
香港政務司長  張建宗

 

2019-2020立法年度（本立法年度）是本屆立法會任期内的最後一個立法年度，由現在至任期完結（即2020年7月）時間有限（只有七個多月），尚待審議的項目繁多。而政府對於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一直未能選出正、副主席對立法會事務的嚴重影響，更是十分關注。

內務委員會是立法會重要的「齒輪」，負責執行其憲制職能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旨在為立法會會議作準備，並商議與立法會事務有關的事宜，包括負責監督處理法案的工作。

自今年十月起，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已舉行九次會議，經20多小時仍未能選出正副主席，令內務委員會完全「停擺」，不能正常運作，情況前所未見，絕不理想，令人深感遺憾。

立法會秘書處表示，內務委員會只會待完成正副主席選舉之後方能召開會議處理其職務。換句話說，內務委員會現階段 —

不能就2019年施政報告致謝動議的辯論安排作決定；
不可就政府提交的法案及附屬法例決定是否成立委員會審議；
不可聽取法案委員會的報告，以便為法案恢復二讀辯論作出準備；以及
不會聽取其轄下、研究附屬法例或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的報告。

雖然本立法年度自2019年10月16日開始至12月5日，立法會已通過三項政府法案1 ，但這些法案全是上年度已提交上立法會大會議程並原定於今年7月恢復二讀辯論的項目。

除了以上三項法案，政府已向立法會提交了18項法案，包括11項於上年度已首讀並正審議的法案，及七項於本年度首讀的法案。礙於目前內務委員會的困局，這七項法案在首讀後均停滯不前，未能決定是否成立法案委員會以便進行審議；而其餘於上年度已首讀並正審議的11 項法案當中，至少五項已完成法案委員會審議，卻因內務委員會未選出正副主席而未能提交上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辯論。此外，政府計劃再向立法會提交14項法案。這些法案當中，不乏和經濟和民生息息相關的項目，例如改善樓宇消防安全；打擊無牌酒店及賓館；延長法定產假由現時十周增加至十四周等。

政府預期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前（即2020年7月），立法會可完成審議並通過上述共32項法案；否則，這些法案全部都會失效。如要在下屆立法會再次引入法案，便要重新開始走足議會程序，這對於議會、政府，以至全社會的時間和資源，都是一種浪費。因此，如果內務委員會持續停擺，所有政府、立法會及各持分者在政策上下的功夫都會白費，嚴重影響經濟、社會及民生的發展。

我衷心希望立法會議員以務實的態度，不要讓政治凌駕公眾利益及市民福祉，突破困局，盡快選出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讓立法會事務重回正軌，履行立法會在基本法下的憲制職能，讓各項草案得以推展。

此外，財務委員會(財委會)亦有許多急需處理的撥款建議，更有數以十計已就緒的撥款建議有待納入財委會的議程。其中不少是利民惠民的項目。事實上，政府自2019年8月中先後宣布的一系列減輕市民財政負擔和支援香港企業的紓困措拖，不少要財委會審批才可及早落實，以協助市民和中小企業渡過時艱。

本年度是今屆立法會的最後一年任期，政府會全力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工作，同時衷心希望議員能聚焦民生所需，有效利用會議時間，完成審議大量積壓的法案和撥款建議，以市民大眾的福祉為依歸。

本星期適逢是國際人權日。法治、人權、自由、司法獨立、包容、開放及多元是香港特區的核心價值，繁榮穩定是成功的基石，受到基本法明確及充分的保障。

根據美國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加拿大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以及德國腓特烈•瑙曼自由基金會自由研究所（Liberales Institut ofthe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Freedom）聯合發布的《2018年全球人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在人類自由指數世界排名第三。另外，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的司法獨立亞洲排名第二、全球排名第八，這一切都顯示香港的傳統制度優勢多年來屹立不倒，我們要好好珍惜。

我熱切希望今日及往後的遊行及集會能夠和平有序理性地進行。

【瓜棚天下】程鶴麟：2019香港中產之亂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看到一段130秒的短片，2019年一個夏夜的香港中環，幾個正在執勤的防暴警察不知為什麼跟一對中環白領男女起了爭執。

防暴警察甲衝他們吼到：「回家啦，甴曱（蟑螂）、垃圾！」
白領男：「我工資高過你的（警務處）處長啊，垃圾？」
防暴警察甲：「我好驚啊！回家去死吧！死甴曱！」
防暴警察乙：「有人堵路，有人縱火，我現在要你走，聽到嗎？」
……
防暴警察甲：「任人破壞，垃圾！回家啊！」
已經走遠的白領男：「中環從來都不屬於你們這種人。」
防暴警察之一：「也不屬於你這班死甴曱的！回家啊！」
白領男用英語說：「I am working here! I get paid way more than your Chief!」（我在這裡工作的，我工資高過你們的處長。）

香港警務處長月薪26萬港幣以上，這位中環白領的收入可想而知。

 

 

不過這位中環白領好像沒什麼見識。工資高過香港警務處長就高人一等嗎？話說香港警務處長雖然工資不如中環白領，卻又比美國總統高呢！沒聽說哪一位警務處長對美國人說，我工資高過你們總統。

今年夏天以來，程老漢一直在說，2019香港之亂是中產階級之亂。證據之一是他們列出的所有訴求裡，沒有一條跟民生經濟有關，全是政治訴求，說明提出訴求的人經濟狀況很好，比如那位中環白領就是代表性人物。

BBC中文網8月2日《香港中產示威者的自白，「我有樓，但更要自由 」》，採訪了兩個參與街頭行動但自稱不訴諸暴力的中產人士。一個是30來歲的阿明，科技界的才俊，一邊做科技生意，一邊在大專院校任教，年薪逾百萬港元。有一雙子女的阿明住在父母為他們買下的物業。另一個是35歲的阿祥，自稱是一名「富二代」，父親早年在大陸設廠，賺了不少錢，從小到大，不愁物質。父母供他到英國讀高中和大學，畢業後返回香港，在一間銀行從事行政工作，月入幾萬港元。雖然他們都不如前述那位中環白領那麼有錢，但也相當可以了。

 

 

雖說2019香港之亂是中產階級之亂，但程老漢所見，真在第一線訴諸暴力的中產階級，真是少之又少。除了極少一些熱血衝上腦的中產階級之外，大多數中產階級只做這些事：在社交媒體為街頭暴力喝采、罵警察；在機場路上開車慢駛堵路；免費接送街頭示威者(編按：包括受影響路人)，他們稱為「義載」；躲在街角給勇武派遞磚頭、遞傘；捐款或供應物資給街頭勇武派。程老漢看過一條短片，有個中產階級老太太，在街角對著一群蒙面人演講，涕淚交流：你們幹得好！你們要堅持到底！我會把錢捐出來支持你們！另一段短片顯示，11月18日，黑衣人在中環進行快閃堵路，中環白領列隊為他們鼓掌喝彩。

香港的中產階級在2019之亂中，會千方百計為街頭暴力化妝。香港「東網電視」10月中旬發佈過一部短片專訪，主人公是一位30多歲男子、一間網上叫車平台的老闆，他和他這個平台所聯繫的司機不停地到街頭去免費運載勇武派蒙面人。他把街頭暴力說成是「可能是有一些大家很不想看到的畫面」，但他認為，「當你睇返歷史，每一個地方都要經歷這樣的陣痛期的爭取，才可以有一個長治久安的環境。」所以，他不管平台一直虧損，也要義載到底。

11月24日香港舉行區議會選舉，選舉結果意味深長。

 

 

香港區議會名曰議會，其實並不具有議會權力，只是香港地區層次的區域諮詢組織，打個比方，很像內地的街道辦事處，職責是就市民日常生活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上一屆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拉票手段是列舉自己為選民做過哪些「小恩小惠」的事，並且向選民許諾，當選後會繼續做哪些事。而今年的選舉，泛民候選人喊的都是政治口號，硬生生把區選變成政治投票，建制派候選人全都傻眼。

結果是，建制派候選人慘敗，泛民大勝。香港無線電視台在區選後的報道裡，引用了一個中產人士的話。他說，「我們用選票告訴他們，我們不是港豬。」言下之意，建制派區議員那些辛苦，小恩小惠，今天組織個團購旅遊，明天組織個老年人免費接種流感疫苗，後天爭取到一筆政府撥款在路邊建公廁，如此等等，都是把香港人當豬來喂，他們不需要，他們也瞧不上。

有錢就是任性。

(編按：德國納粹把送往集中營消滅的猶太人稱為「寄生蟲」，而二十多年前的非洲國家盧旺達發生滅族大屠殺，胡圖族便以「蟑螂」稱呼對方。香港前教育統籌局局長、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前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認為，把一個群組形容為「曱甴」，是製造「去人性化」的仇恨，是為施加暴力甚至殺人合理化以至正義化製造恐怖的藉口。）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一國兩制之下，深圳香港兩地警方處置案件的方式很不一樣。

比如，如何回應有人在媒體上指控警方，深港警方就大有不同。

11月20日，英國廣播公司播出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前職員鄭文傑受訪錄影。 錄影中，鄭文傑稱自己在深圳被拘留期間遭遇刑求云云。

11月21日，回應來了。包括央視新聞在內的多家中國官方媒體公佈了一段 由兩部分組成的視頻。前半段，是鄭文傑出現在一個看上去像是按摩休閒會所 的地方，由女性帶入房間。視頻的後半段是鄭文傑在審訊時的認罪畫面。他穿著乾淨的看守所囚服，表情自然，語調輕鬆。畫外音是另一個男性用廣東話問其為何不通知家人，他清晰自然不慌不忙地回答說，「因為覺得這件事很丟臉 ，就不太好意思告訴家裡人知道這件事。……」

視頻外的意思是，哪有刑求？

同樣是有人在媒體上指控警方，香港警方第一反應是：呼籲指控者報案，以便警方調查。

10月10日，在與校長段崇智的對話會上，中文大學女生吳傲雪聲淚俱下， 稱自己在新屋嶺拘留中心遭受警員性暴力。原先她還戴著口罩說話，後來索性摘掉口罩，以真面目示人，增加了指控的真實感。 會場內外，整個香港被震驚到凝固。

可是第二天一早，不到12小時，吳傲雪就在接受一家電臺訪問時，改口說她「遇害」地點不在新屋嶺而在葵涌警署，並且她的所謂「被性暴力」，實情是遭男警拍打胸部。

香港再次被震驚了。

香港警方鄭重其事，派性暴力政策組總督察張寶月女士出席11日下午的警方例行記者會，專門回應吳傲雪在媒體上的指控。她表示，警方非常重視吳傲雪這一指控，當天早晨就開始調查並通過各種管道聯絡受害人，但始終沒能聯繫上這名女生。警隊的投訴部門迄今也沒有收到任何有關新屋嶺扣留中心和葵 涌警署發生性暴力事件的報案，希望這名女生能儘快報案，好讓警方能查明真相。

 

 

一個多月過去，吳傲雪同學始終沒去報案，警方一直「沒有聯繫上她」。 事實上，11月6日，吳傲雪曾到葵涌警署「踢保」。她因為涉嫌8月31日在港鐵太子站3至4號月台非法集結而被警方逮捕，當時辦理了保釋候查。所謂「踢保」就是不再辦理保釋，讓警方要麼馬上落案起訴，要麼無條件釋放她。那天她在警署待了個把小時之後走出警署，對守候在門外的記者們說，她已成功「踢保」。 全港市民都知道，10月11日香港警方公開表示，苦於聯繫不上吳傲雪而無法調查吳傲雪遭受警察性暴力案件。既然吳傲雪親身前來葵涌警署「踢保」，那麼 葵涌警署不應該勸說她報案嗎？顯然，葵涌警署既沒有動員吳傲雪報案，也沒有向警方性暴力政策組總督察張寶月女士報告吳傲雪已經現身，卻任由她「踢保」之後揚長而去。

葵涌警署這是演的哪一出？

馮夢龍《古今笑史》講，有個叫李廷彥的官員獻詩給他的上級，詩曰：「 舍弟江南歿，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曰：「君家凶禍，一至於此！」廷彥曰：「實無此事，圖對偶親切耳。」 這位仁兄，為了對偶，不惜讓自己的兄弟去死（不過也許他並沒有兄弟 ）。那麼，香港中文大學那位吳傲雪同學，若確實在警署裡遭到性暴力對待， 爲什麽不肯正式報案呢？若她並沒有遭到警察性暴力，卻公開控訴說自己遭到了警察的性暴力，究竟圖個啥呢？

吳傲雪演的是哪一出？

今年香港流行一個詞: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按這種說法，則程老漢屬於「半路出家的香港人」。事實上，我等「半路出家的香港人」，確實跟人家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想法不一樣。 借郭德綱老師的話說，真是「百思不得其姐」。

【瓜棚天下】有本事來抓我啊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上周程老漢在這裡說到，10月25日，香港律政司及警務處向法庭申請臨時禁制令，禁制任何人未經准許之下，公開警務人員及其家人的姓名、職位、相片、學校地址、電郵地址、生日日期、電話號碼、身分證號碼、社交網站帳戶、車牌號碼及住址等，並禁止任何人恐嚇及騷擾警員及其家屬。可是，就像程老漢那篇文章裡說的那樣，雖然法庭批出了禁制令，11月11日上午，西灣河發生警員開槍事件之後，連登立即就起底了開槍警員的身份。

同樣也是在禁制令保護之下，港鐵仍然不斷遭到破壞。

這豈不是表示法庭禁制令形同廢紙嗎？

香港的遊戲是這麼玩的：違背法庭禁制令的，除了會被控相應違法罪行之外，還會被加控「藐視法庭罪」。

等於是罪上加罪，可為什麼那麼多人敢於無視法庭禁制令呢？

不要講有法庭禁制令，就算沒有禁制令，難道就可以砸港鐵？難道就可以砸交通信號燈？香港可是法治社會，往地上扔一個煙頭都要罰款千五大元呢！

這裡有個機關，就是你得抓住他。你沒抓到，他就是把他煙灰缸裡的幾十個煙頭都倒在銅鑼灣大街上，還不是逍遙法外？

蒙面人被抓之前都非常勇猛，被抓之後立即垂頭喪氣，道理就在這裡。

大家都看到了，一旦警察蜂擁而至，蒙面人見勢不妙就會拼命逃跑端的是狼奔豕突。

11月10日，香港的電視台直播畫面顯示，在九龍塘又一城商場，一名便衣警察抓住了一名蒙面人，這時候好幾個蒙面人上來跟那警察拉扯，企圖「搶犯」。一名白色上衣男子突然飛起一腳又揮出老拳向警察施襲，最後大家成功「搶走」那位蒙面人。

第二天，11月11日，西灣河一名交通警察抓住了一名穿白衣服的蒙面人，很快就上來兩個蒙面人來搶犯。後來就發生了本文開篇所講的交警開槍事件。而那個白衣蒙面人被「手足」救下之後本能地就跑了，完全不管來救他的兩個「手足」一個受重傷倒地一個被制服。

11月17日凌晨約3時，警方在彌敦道和佐敦道交界處抓到一名涉嫌參與非法集結的20歲女子，她因為頭部受傷要由救護車送院。兩名警員押解她上救護車時，幾十人衝上前來將女子「搶走」。

11月18日夜裡，油麻地發生集會者人踩人事故。有片段顯示，倒在地上的蒙面人大喊「救我啊！救我啊！」其他蒙面人並不理會，跨過他迅速逃跑。

……

他們賭的是，警察抓不到他們。

大導演史提芬史匹堡有一部電影講的也是這個道理：主人公是個騙子，敢假裝飛行員行騙、假裝醫生行騙（真的跑去一間醫院做了幾天醫生哦），偽造支票騙走的美元總額高達600萬。電影的片名是：《貓鼠遊戲》（Catch Me If You Can），港澳地區譯作《捉智雙雄》，片名同樣相當貼切，揭示了貓鼠遊戲的規則：你沒抓到他，他就繼續行騙吃香喝辣，你抓到他，他就淪為階下囚。

蒙面人梳羅（Zorro），沒被抓到是俠，被抓到就是賊。

中國經典小說《水滸傳》也告訴我們，英雄好漢和江洋大盜的分水嶺就在是否被官府抓到：沒被抓到就是英雄好漢，被抓到了就是江洋大盜，要麼送去大牢受罪，要麼送去法場受死。

這是一個成王敗寇的故事。

自由分無限度和有限度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自由分兩種，一種是無限度的自由，一種是有限度的自由。

程老漢的老師、美國小布殊總統時期的第一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說過，「自由是混亂的。自由的人有自由出錯、犯罪和做壞事。（打砸搶燒之類）是伊拉克人在享受重新獲得的自由。」

拉老師嘴裡的自由就是無限度自由。

這種自由香港也有。比如，香港上網自由就是無限度自由。任何人，想上哪個網就上哪個網，想看什麼看什麼，想說什麼說什麼，想發佈什麼就發佈什麼，沒有任何限制。

程老漢喜歡這種自由。誰不喜歡呢？

請注意了，你自由，別人也自由，人人都享有同樣的自由。所以，香港有LIHK，一個擁有無限度自由的互聯網討論區。今年5月起，香港所有的社會事件都在LIHK討論，從那時至今的每一起社會事件的文宣及組織行動，都在LIHK討論並形成倡議隨後付諸實施。在這些社會事件實施過程中，LIHK網友還現場評論，七嘴八舌提出各種場外指導意見。例如，11月11日上午，西灣河發生警員開槍事件之後，LIHK立即就起底了開槍警員的身份，說「開槍那個夥計是XX學校家教會的主席」，「現在馬上去 (XX學校) 找他的女兒」。

你說這自由超出了合理的範疇？Oh,no! 本文一開頭就說了，本文今天講的就是這種無限度自由，這種自由無邊無際。有「合理範疇」限制的自由不叫自由，叫「有限度的自由」。

那麼，遇到上述警員遭起底的事情，警方該怎麼辦呢？

香港警方選擇了向法庭申請禁制令。 10月25日，香港律政司司長作為公眾利益守護者及警務處處長作為警務人員的代表，向法庭申請單方面禁制令，以禁制任何人未經准許之下，公開警務人員及其家人的姓名、職位、相片、學校地址、電郵地址、生日日期、電話號碼、身分證號碼、社交網站帳戶、車牌號碼及住址等，並禁止任何人恐嚇及騷擾警員及其家屬。

 

 

香港警方稱，自今年6月起，警務人員的個人資料被人於網上非法披露並廣泛發佈，該等資料包括了警務人員子女就讀學校、班級等，被起底的警務人員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擾、恐嚇，包括電話滋擾、冒名借貸、網購、到警務人員家屬工作地點騷擾等。警方稱，這些行為構成嚴重的滋擾及威嚇，令警務人員及其家庭成員非常擔心其人身安全，甚至造成心理困擾。

法庭當天就頒發了臨時禁制令。

但是香港記者協會不幹了。該協會向法庭提出申請，要求豁免新聞工作者在進行「新聞活動」時披露有關資料。記協代表律師說，禁制令應該在保障警員私隱與不妨礙新聞自由之間取得平衡。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程老漢看到香港記協的申請理由感到困惑。新聞報道為什麼要披露警務人員子女就讀的學校及學校地址、電郵地址、生日日期、電話號碼、身分證號碼、社交網站帳戶、車牌號碼及住址等等純屬警務人員個人隱私的資料？警務人員家屬的生日日期有什麼新聞價值呢？

 

 

律政司一方反對記協的申請，律政司一方認為，在不透露警員私隱的情況下，傳媒仍然能夠正面採訪和報道，這次的禁制令就是要在傳媒的準確報道和保障警員私隱之間取得平衡。

不過法官接納了記協的申請。法官高浩文 ( Russell Coleman )說，傳媒對社會有重要監察作用，目前無任何證據顯示新聞從業員參與「起底」。

記協對此表示歡迎。

律政司和警務人員一方又如何？他們也只有接受法官的裁決。

這就是香港的遊戲規則，願賭就得服輸。

不過請注意，法官只豁免了傳媒，禁制令對其他人仍然有效。

遊戲規則是：不服來打。是打官司哦，不是打架。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今年夏天香港大亂，社會事件此起彼伏遍地開花，看得人是目不暇接頭昏眼花。這些社會事件的來龍去脈、主要訴求及其發展變化大家都知道了，不待贅言。

但是，8月17日那天的社會事件跟此前此後的其它所有社會事件都不一樣哦，您注意到了嗎？

若您不是參與者，此刻還不讓您上網查，程老漢敢說，您一定不知道程老漢說的是啥事。

話說2019年8月17日星期六那天，有人在九龍城區舉辦了一次遊行。按警方最後的「不反對通知書」規定，遊行從土瓜灣海心公園起步，以紅磡港鐵黃埔站A出口旁作終點。

這次遊行，主辦者的訴求跟其它社會事件不一樣。其它社會事件有所謂「五大訴求」，8.17只有一個訴求：「光復紅土，還我靜土」。

看到沒？人家要所謂「光復香港」，8.17只要「光復」一個「紅土」。

「紅土」指的是紅磡到土瓜灣一帶的香港九龍城區，包括紅磡、土瓜灣、九龍城、馬頭圍、鶴園等地區。

 

 

程老漢曾在「紅土」裡的黃埔花園住過5年。那時的「紅土」，是寧靜的、安靜的、清靜的。

2005年底程老漢搬走之後，那裡逐漸逐漸變了。去年程老漢曾去過故居地見朋友，發現那裡的街道跟銅鑼灣一樣熙熙攘攘熱鬧非凡了。

紅土居民自發組織了「守護黃埔安寧大聯盟」、「關注平價旅行團擾民大聯盟」、「陸客逼爆九龍城關注組」；他們舉辦「關注紅磡黃埔土瓜灣旅遊巴及旅客滋擾問題聯合居民大會」，希望旅遊業界作出調整，要求政府限制每天旅行團的數量，不要讓過量旅客滋擾民居和居民。

但情況完全沒有改善，遊客反而越來越多。

所以，他們在8月17日上街了。

 

 

這是一場不訴諸意識形態的遊行，遊行的訴求很具體，一言以蔽之就是：控制人山人海旅遊業的規模，還香港一個安寧。

可惜的是，8.17「光復紅土，還我靜土」遊行，被淹沒在這個夏天沒完沒了的社會事件中，被淹沒在當天同時舉行的不同政治派別、不同訴求的好幾場遊行集會中，被淹沒在參加他們這場遊行的其他人喊的其他口號中。

結果是，人們連這場遊行的主要訴求都沒聽清楚，它就沒頂不見了。

嘖嘖嘖，看來鬧社會事件，也得挑時間啊！

可是但是BUT，媒體忽視了、市民忽視了，港府卻不應當忽視啊！若港府對這場遊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將來怕是會有大麻煩。

可是但是BUT，最不妙的情況還是發生了，港府真的忽視了這場遊行。證據是，10月23日，港府推出了無厘頭的1億元資助計劃，鼓勵旅行社多多拉客。

8月17日發生了請求限制旅行團數目的遊行，兩個月後港府推出了鼓勵拉客計劃，港府這是有多麼不屈不撓我行我素啊！

看了具體計劃程老漢驚呆了。遊戲是這麼玩的：旅行社每接待一名出境旅客可獲100元獎勵，每接待一名入境旅客可獲120港元獎勵，上限500個名額，即每家旅行社最多可獲6萬元。這個計劃11月推出，到明年3月底結束。政府估計約涉及85萬名旅客。

120港元？做醋不酸，做鹽不鹹。是港府替遊客給旅行社派小費嗎？

看來「光復紅土，還我靜土」這種訴求的遊行，非要鬧大鬧凶才能引起港府重視嗎？

端的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與金融科技初創企業對話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劉怡翔

 

我在剛過去的周五到訪數碼港，與二十八家金融科技初創企業見面。我們除了討論香港的金融科技生態圈，還談及香港目前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以及面對的挑戰，希望可以集思廣益，探討政府如何協助不同背景的初創企業在香港實現理想。

參與者分別來自電子支付、區塊鏈應用、保險科技、監管科技、以至財富管理和網絡安全等不同範疇的金融科技公司，當中有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亦有不少是從歐美或者內地移居香港的。雖然他們對香港近日一連串的社會事件表示擔憂，但在言談中仍然流露對未來的憧憬，他們的踴躍發言讓我體會到香港初創企業社群朝氣勃勃，活力澎湃的一面。

事實上，近年香港金融科技發展蓬勃，現時香港已經有超過550家金融科技初創企業和公司。今次參與的金融科技公司代表不少都曾經在香港以外地方工作，最後都選擇落戶香港，很多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帶來龐大的機遇，是初創企業選擇扎根香港的一大原因，而他們亦希望政府可以支持他們在大灣區開拓金融科技業務。

具體的支援措施方面，我們的討論主要圍繞資金和人才兩大板塊。資金對初創企業至關重要，出席者亦有留意政府支援初創企業的各個計畫。例如，政府20億元的創科創投基金，就以配對形式與獲選的私人風險投資基金合作，共同投資香港的初創企業。

而數碼港培育計劃和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就為包括金融科技企業在內的初創企業提供開發投資基金，以支援他們的擴展。然而，參與者都表示，政府在簡化各個計劃的申請手續方面仍然有改善的空間，有企業創始人更表示他在等候撥款的期間為了確保現金周轉而賣了自己唯一的住宅單位和唯一的車位，而另一位參與者亦表示曾向10間銀行申請貸款都被拒，他認為因為銀行傾向批出物業按揭貸款，可見「及時雨」對初創企業是何其重要。

另外，不少人亦提到開銀行戶口時所遇到的困難，目前各大銀行都要求初創企業提交大量的資料和證明文件，大家都希望過程可以更方便、更快捷、甚至能夠實現無紙化。金管局一直監察銀行的開戶情況，並提醒本地銀行業界在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同時，也要注意不要為正當企業在獲得銀行服務方面造成障礙。政府會繼續與金管局商討有關初創企業開銀行戶口的事宜。

人才方面，有初創企業表示他們受惠於政府推出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但是亦有不少人認為金融科技人才在香港是供不應求。我一直覺得，對香港本地的年輕人來說，其中一個要突破的難關是傳統的思維模式。相信不少香港的家長和學生都覺得醫生、律師、會計師等是比較理想的職業。而在金融服務業，不少從業員都認為在銀行、券商或者保險公司工作比較穩定，甚至更受尊重。從大公司跳出來在初創企業工作，往往被視作有冒險的成分。

不過，近年似乎越來越多青年人願意加入初創企業，參與新經濟。例如，今次其中一位參與者就是從傳統保險公司轉到虛擬保險公司任職的。這位朋友的決定，無疑是看中了保險科技的巨大潛力。

至於海外企業，香港是非常吸引的，憑藉的除了有我們多元共融的文化，還有我們優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法律體制、積極的拚搏精神以及有利的營商環境。香港的初創社群十分國際化，當中有三分之一的創辦人來自香港境外，而這次的參與者當中，亦有大概四分之一是外籍人士。雖然海外企業可能需要在香港尋求資金、支援，又要從頭建立人脈和網絡，從政府推出的各項開發或配對基金，到數碼港及業界一系列的培育及加速器計劃，相信可以幫助這些金融科技初創企業在香港建立事業。

金融科技位於金融和科技的交叉點，我會繼續為金融科技初創企業創造有利條件，同時亦會分批與金融業其他界别的人士進行對話，大家一起為香港努力，希望社會可以盡快恢復平靜，讓政府和業界攜手合作鞏固我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這得來不易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