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新聞觀點

緊貼全球發展方向：「一帶一路」和香港金融業的機遇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劉怡翔

 

香港特區政府在過去的周三及周四舉辦一年一度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我們這次歡迎了來自六十九個地區超過五千名參與者，聚集了香港、內地和海外的政府和企業，共謀商機。

政府一直非常重視「一帶一路」倡議為香港金融業帶來的機遇。我過去多次強調，香港作為全球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可以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國際投融資中心、離岸人民幣中心、資產管理中心、風險管理中心、跨國企業財資中心以及綠色金融中心。至於具體的做法，則要看全球的發展方向，我對此有以下幾點思考。

首先，綜觀全球經濟，創新科技和綠色金融都是大勢所趨。新經濟的大環境下，全球的金融中心都必須與時並進。我們有決心把香港發展成更深更廣的融資平台，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企業在香港上市，我最近就樂見源自捷克、透過手機APP為客戶提供貸款的消費金融公司遞交在香港上市的申請。事實上，聯交所在去年4月拓寬了上市制度，利便新興及創新產業公司來港上市。2018年，共有32家新經濟公司在聯交所集資1,425億港元，佔香港IPO集資額49%。而截至2019年8月底，有24家新經濟公司在聯交所集資304億港元，佔香港IPO集資額36%。

至於綠色金融，世界各地積極發展綠色經濟，並透過推動綠色金融為一些與低碳、可持續發展或應對氣候變化有關的項目引入資金。2018年在香港安排和發行的綠色債券總額達110億美元，相比2017年增長逾兩倍。發行人既有來自香港本地（17%）和中國內地（64%）的知名機構，也有多邊國際機構（15%）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及歐洲投資銀行。不少銀行在香港已經設立了專門發展綠色金融業務的團隊，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企業分享有關經驗。

另外，多邊國際機構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會發揮更大的作用，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以至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有助推動各國在基礎建設領域的合作。香港作為唯一以中英文實行普通法框架的地區，是多邊國際機構與國內外金融機構簽訂合同和尋求合作的理想中心。一家中資銀行的在港機構就於兩年前與世界銀行旗下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簽署一億美元的專案擔保協定，在緬甸鋪設4,500公里的光纖網絡，連接當地中南部66 個城市及鄉鎮。的確，多邊國際機構的專業諮詢和風險管理經驗可以協助香港金融界更好地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最後，中資企業正積極拓展海外業務，中資銀行和券商在全球經濟越來越活躍，香港可以擔當他們拓展海外業務的總部，包括做他們「一帶一路」業務的跳板。中資企業「走出去」，香港往往是他們的第一站，香港匯聚外資、中資金融機構，前者具有豐富的國際經驗和聯繫全球投資者，後者就了解內地企業和內地投資者的需要。至於香港本地的銀行和券商，則可以扮演連結內地和國際市場的橋樑角色。

總的來說，「一帶一路」貫通亞洲、歐洲和非洲不同區域的經濟合作走廊，「五通」的實現，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會促進沿線國家的共同發展。我相信香港的金融業定能緊貼全球金融、科技、經濟等發展方向，抓住「一帶一路」所帶來的龐大機遇。

扶貧工作細水長流 致力處理社會矛盾

香港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

 

房屋問題與貧富懸殊是香港「老、大、難」的民生問題，亦反映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現屆特區政府一直強調要處理好民生問題，改善基層家庭的生活基本需要，透過適切的政策措施，讓市民大眾可以分享香港繁榮經濟發展的成果。

政府致力改善貧窮問題，扶貧委員會作為重要政策平台，為政府出謀獻策，協助政府檢視及探討不同的援助項目以扶助弱勢社群，以達致防貧及扶貧的目的，促進社會向上流動，並為有特別需要的群組提供支援。

居住在「劏房」的低收入家庭正是我們重點關注的目標群組之一。而在過去兩個月，政府就如何更好支援弱勢的基層家庭推出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扶貧委員會通過了推行「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環境援助計劃」（計劃）1。透過提供一筆過非現金資助的津貼，為他們進行簡單家居改善／維修、購買傢俬及家用物品和滅蟲滅蝨服務，並透過協助推行項目的非政府機構向他們介紹社區服務和資源，使他們獲得適切的支援，不會讓弱勢社群成為被社會所遺忘的一群。

我們聽取扶貧委員會委員的意見，決定在計劃中增設受惠家庭人數的級別和上調資助上限。原先方案只設有兩個資助級別，即每戶合資格劏房住戶的非現金資助津貼額上限為8,500元（一人住戶）及10,000元（二人或以上的住戶）。採納委員建議後，現新增多兩個級別，分別是三人住戶的非現金資助津貼額上限為11,500元，四人或以上的住戶的上限為13,000元。

社會福利署委託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負責統籌項目，夥拍非政府機構作為執行單位協助推行項目，現正開展計劃的各項籌備工作。計劃預計最早於明年(2020年)第二季推行，為期兩年，惠及約24 000個低收入劏房住戶，總預算開支為2億8,704萬元。

此外，為應對本港近來面對極具挑戰的內外經濟環境，政府於三周前(8月15日)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解民困」措施，旨在支援中小企、保障就業及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涉及金額約191億元。

上述措施包括針對有經濟需要人士及其他弱勢社群。政府會向領取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的人士，額外發放一個月的津貼，措施適用於在職家庭津貼，以及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這項措施將涉及約40億元的開支，預計約133萬人受惠。此外，57 000個領取在職家庭津貼的合資格住戶，以及31 600名領取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的合資格受助人均會受惠。同時，我們會為房委會和香港房屋協會公共租住單位的較低收入租戶代繳一個月租金，開支約為14億元，惠及約78.5萬個租戶。

針對「N無人士」(即非公屋住戶和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家庭)，包括劏房住戶，我們會邀請扶貧委員會下的「關愛基金」發揮補漏拾遺的角色，為他們提供一次過生活津貼。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會參考2016年向「N無人士」發放生活津貼的經驗，盡快制訂是次項目的具體建議，然後提交予扶貧委員會考慮，並會在項目獲批准後盡快公布受惠資格、津貼金額、申請安排等具體詳情。參考2016年推行有關項目的經驗，按不同的住戶人數，合資格住戶可獲發放4,000元至14,000元的津貼，超過16萬人(約66 000住戶)受惠。

其餘紓解民困的措施包括向在2019/20學年的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全日制學生每人提供2,500元津貼，以減輕家長的教育支出，涉及開支約23億元，惠及超過90萬名學生。此外，我們又會向超過270萬個合資格的電力住宅用戶發放一次過的2,000元電費補貼。連同其他「撐企業、保就業」的措施，我們期望可以為本港的經濟注入動力，並協助企業和市民應對經濟環境困難所帶來的挑戰。政府將全力跟進落實一系列措施，有部分支援措施需要額外資源，政府會待立法會復會後，盡快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批准，盼能得到立法會議員支持，讓市民能早日受惠。

扶貧是細水長流的工作，需要我們有決心、有理念、有策略地持續進行。在2019至2020年度，政府在社會福利、教育、醫療衞生等民生範疇的經常開支預算超過2,500億元，佔整體經常開支約六成。

在社會現時複雜多變的形勢下，政府會勇於承擔，繼續加緊推行可以即時奏效的改善民生政策措施，同時也會制定長遠策略，關心市民的生活需要，堅守扶貧助弱的信念，排除政治紛擾。

政府現正籌備對話平台，行政長官和司局長即將走入社區與市民對話，讓社會各個階層、不同政治立場和背景的人士，透過這個雙向平台，就長期積壓的經濟、社會、民生和政治問題，例如房屋和土地供應、貧富懸殊、社會公義、青年人的機遇、社會向上流動，以至公眾參與政府決策等，一起探討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法。政府會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就社會深層次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和檢討，並向政府提出建議。

我盼望透過與市民直接交流，在和平、理性和互相尊重的環境下，讓我們吸納民意，集思廣益，制訂更到位的政策措施。

 

 

1 計劃的受惠住戶必須符合以下三項條件:

居住於劏房單位；
符合入息資格；及
最少一名成員為香港居民。

入息資格方面，由於下列任何一種援助計劃的受助住戶已經通過特定的經濟審查，因此可視為符合本計劃的入息資格: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及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或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計劃同時涵蓋沒有領取上述六項現行政府援助計劃的低收入劏房住戶，入息上限為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75%，並不設資產審查。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2014年4月15日，一個兩歲內地男童在他父母的協助下，於旺角西洋菜街當街小便。兩個香港男子對此不滿，與男童的父母爭論和撕扯。

這件事引發香港人與內地人在網上互懟達半年之久。

事件具有隱喻意義：內地人打破了香港平靜、精緻的日常生活，引發香港人的憤怒，其中最憤怒的是香港的中產階級。

按照港府統計處的資料，2018年5月至6月香港教育界及不包括政府的公共行政從業員每月工資中位數達28400港元——這大約就是香港中產階級的收入水平了。

中產階級擁有體面的職業：醫生、會計師、建築師、飛行員、教師、中高級公務員、中高級傳媒人、大企業白領……

中產階級過著有尊嚴的生活，有房有車，講文化，談品味……

中產階級不生事不鬧事，是社會的定海神針。

但是，2019年的夏天，香港的中產階級大鬧香港。

8月2日，BBC（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網刊發報道《香港中產示威者的自白，「我有樓，但更要自由 」》，介紹了兩位參加示威的中產階級。一位是30歲科技界才俊阿明，一邊做自己的科技生意，一邊在某高校任教，「年薪逾百萬港元」；一位是35歲的「富二代」阿祥，在某銀行做行政工作，「月入幾萬港元」。他們都有自己的物業。

事實上，除了這兩位匿名的中產人士，還有更多真名實姓的中產人士在香港的街頭或網絡上衝鋒陷陣。比如，航空公司的飛機師、空中服務員、中學校長副校長、公務員、醫生護士……

 

 

BBC引述阿明的話說：「現在有太多外來文化來對香港的語言、生活模式、價值觀、專業主義等等，都有所衝擊，香港人就是因為對這些改變感到反感而出聲。」
阿明嘴裡的「外來文化」顯然指的是內地文化，而不是外國文化，因為外國文化入侵香港一百多年，香港人歷來欣然接受。

若冷靜思考，你就必須看到，同文同種同根生的香港人與內地人，文化已經大不一樣。本文開篇所講的「4.15幼童香港小便事件」，就是這兩種文化的一次衝突。

然而必須指出，內地文化對香港文化的衝擊不是香港回歸祖國帶來的，而是全球化帶來的。台灣不是還沒統一嗎？大陸文化對台灣文化的衝擊還小嗎？全球化給原先不發達地區帶來了發展機遇，給原先的發達地區帶來的卻是各種衝擊。發達地區原先是全球化的鼓吹者和推動者，化著化著，嘔買尬，他們發現，事情不大對勁了。

特朗普的就職演說表達了發達地區的深切焦慮：「幾十年來，我們以美國工業為代價養肥了外國工業。」「工廠一家接一家地關閉並遷到海外，對留在身後的數百萬美國工人毫不關心。我們中產階級家庭的財富被剝奪，重新分配給全世界的人。」「我們使別的國家富裕起來而自己國家的財富、力量和信心卻已消失。」

這是美國的困境，也是香港的困境。

拿著美國國旗燃起暴亂之火

誰可坐享漁人之利?

竇文殊

 

 

香港有人上周日(9日)發起在中環遮打花園遊行集會，以對美國國會有意通過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表示支持。只見一批手持美國國旗的蒙臉漢奸暴徒，洋洋灑灑沿花園道步行至下亞厘畢道巴士站公眾活動區，惹來沿途路人側目，結果一如預期，集會再演變成違法堵路、到處縱火、破壞港鐵站，中環站多個出入口玻璃被砸碎，多處公物被毀，變相要把香港推向無政府狀態。這批人痴心妄想的以為搞亂香港，就可以換來美帝的「祝福」，公然不惜一切手段勾結外國勢力，其心可誅，結果美國政府也沒有就示威表態回應，可謂熱臉貼上了冷屁股。

暴徒一直深信外國勢力就是自己違法破壞的「護身符」，不惜出賣國家、不惜押上全港700萬人的命運前途「攬炒」，試圖開啟大門，讓外部黑手插手干預香港事務。

首先說明一下，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地位，使它一直成為各國的利益盤地，外部勢力固然在所難免。

然而在台灣，一味鼓吹台獨的蔡英文政績不彰，在大選前夕樂見香港變亂，趁機大肆炒作，有利她轉移目標、拉抬選情，可是早前一批漢奸在香港破壞夠了，被警察嚇至屁滾尿流的跑到台灣尋求難民庇護，這時蔡英文就露出「真面目」，正式拒絕修訂《難民法》接收違法示威者，當天甚麼「非常支持香港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言論統統拋諸腦後，一於「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同樣，在中美貿易戰雲密佈下，香港局勢無疑對美國是張有利用價值的「好牌」，難怪美國官員要與毒媒創始人黎智英密談，企圖進一步操控香港民情。至於表明無意連任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大概也想在從政生涯的最後階段向中國擺出強硬姿態，好讓自己有多一點政績在史書上留名吧？

 

 

當種種外國勢力網絡圖謀被撕破，不難預見香港越亂，其實對它們就越有利。事實上，香港過去三個月，暴亂持續不休，不少港人從未好好睡一覺，時刻要為自身安全擔驚受怕。此時此刻，作為年輕人更必須保持理智解決問題，並相信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政府能妥善解決問題，但大前提是先要與暴力割蓆。

那些拒絕相信「沒有中國，香港就完蛋」的人，難道還天真的相信「沒有外國勢力，香港就會完蛋」嗎？

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需探索創新驅動的新模式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國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蔣餘浩

 

中央發佈《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要求深圳發揮改革開放先行者的優勢和示範引領作用，「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是繼1980年建立經濟特區以來，中央賦予深圳的另一項重大歷史使命。

從世界經濟史來看，人類社會嘗試過的許多體制，都曾創造過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但極少能夠解決不平等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因此，深圳要「率先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路徑」，展現社會主義體制優越性，一方面當然需要極大解放生產力、推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必須保障廣大勞動群眾的公平共用，實現包容性發展。這個理念需要在深圳推動創新驅動戰略的全過程中得到嚴格貫徹。

矽谷的創新驅動模式有加劇貧富分化的負面效應

我們知道，當前世界流行的創新驅動戰略，是以美國——尤其是三藩市灣區南面的高科技事業雲集高地矽谷——為主要範本。我國近些年許多地方建立高新科技園區，都是打出學習矽谷的口號。但是，在學習美國尤其是矽谷的科技創新經驗的同時，還必須高度注意：這種流行的創新驅動模式具有阻礙可持續性創新、增大收入差距、加劇貧富懸殊等負面效應。

第一，從整體來看，美國著名經濟評論家Michael Mandel在2009年6月的《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不再能實現創新」的文章，分析指出，美國大型科技企業早已不再依靠其科技創新能力生存，而是直接從股票市場中贏利。另一位著名社會學家、管理學家William Lazonick近年發表多篇資料更扎實的學術研究，指出在納斯達克上市的科技公司通過「回購」公司股票而大幅獲利。2000年至2008年全美回購股票金額最多的十大公司中，高新科技公司占了四席，包括微軟、IBM、英特爾、惠普，這幾家公司用於股票回購的資金遠遠超過其研發投入。此外，收取巨額專利費用，而不是將這些發明專利投入應用，也是這些大型科技公司近年的主要利潤來源。

第二，在美國模式之下，職業經理人的薪酬動輒數十萬、上百萬美元，與普通雇員數萬的收入形成巨大差異。這種收入差距還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加大。按照美國經濟研究所2016年公佈的資料，1965年，美國大公司主管的平均薪酬為83萬美元，而企業雇員平均為3.9萬美元，前者是後者的20倍；及至2000年，前者為2040萬美元，後者為4.7萬美元，二者差距達到376倍之多。

第三，以矽谷為典型代表的通信技術革命，創造出了一種先進的生產方式，但由於存在大量的技術門檻和制度壁壘，使這種先進生產模式目前僅局限於一些前沿生產領域，能直接從中受益的人口非常有限。同時，由於全球勞動分工的影響，研發和生產製造通常能夠分離，生產製造更趨向於在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資料價格成本低廉的國家或地區聚集。由此造成的就是一國以內收入差距的急劇拉大，無力進入高新技術研發領域的家庭，在本地連從事中低端生產製造的機會都很少，從而不可能分享到高新技術迅猛發展帶來的紅利。

以美國矽谷模式為範本的創新驅動戰略，的確擁有催生通信技術革命的巨大生產力，但同時也造成了美國國內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這是深圳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推進創新驅動戰略，所要堅決克服的弊端。

深入認識和創造性轉化矽谷創新原動力

當然，以上分析並不意味著矽谷在科技創新領域的經驗就不值得學習。但目前許多介紹矽谷科創事業發展經驗的文獻，僅提出一些表面化的見解，如加大政府扶持、建立科技園區、出臺產學研一體化規範方案，等等。實際上，從創新主體的微觀制度基礎來分析，矽谷制度環境最突出的特點有三個，分別有利於社會創新文化的營造、創新導向型制度的建立，以及自負責任投資系統的創設。

其一，以「同好」（peer）為基礎的企業組織結構。矽谷中小企業的創立通常都是建立在少數技術人員的共同理念上，這種高新技術人員以「同好」為基礎的共同創業理念，促使矽谷的高技術小公司既能保持企業內部的小規模，又有條件追求全球競爭力。而當公司規模變大時，意見不合或利益糾葛不可避免地導致無法合作，矽谷又能以極強的「寬容」文化容納各個企業創始人或管理者選擇裂變的形式，帶著新的技術或理念創立新的競爭性公司。

其二，對許多約束性法律的變通適用。在矽谷，奇特地存在著許多對於法律的變通適用的慣例，為企業和技術人員的自主發展創造巨大空間。例如，在矽谷，人們對新技術的利用似乎完全忘了還有「職務專利」這個法律規定。思科公司甚至允許員工在本公司內部開設屬於其個人的小公司從事研發。在研發取得成果之後，思科還得通過收購該小公司的方式取得成果的所有權。另外，矽谷各個企業從不將與員工簽訂的「同業競止協議」當真，很少提起這方面的訴訟。

其三，以風險投資作為科創的融資工具。伴隨高技術產業的興起，也產生了一種新型的資本形式，這種資本不依賴傳統金融行業，而是從風險資本家（venture capitalists）手中獲得資金。據統計，現代風險資本的80%是用於高新技術產業。矽谷是全美風險性創業投資的主要活動中心，美國幾乎50%的風險投資基金都設在矽谷。

可見，矽谷最核心的創新原動力在於：（1）基於「同好」的社會創新氛圍，（2）非壟斷式的創新導向制度，（3）自負責任的風投資金。以這三個特點為基礎，再加上美國政府持續為矽谷設置的扶持政策、專案訂單和專門性法律制度，以及斯坦福大學教育資源、科研資源、人力資源與矽谷的融入，共同創造了這個世界科創聖地。

但是，矽谷的創新文化和制度依然局限於局部地區和少數人群，未能幫助更廣泛的勞動群眾從中受益。美國經濟學家近年來一直在批判「1%人口掌握了99%的社會財富」，矽谷科技巨頭和新貴屬於這1%之列。

我們借鑒矽谷的模式，要學習它有利於創新的制度，但也要避免它造成貧富分化的問題。深圳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要全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必須在社會主義原則指導下對矽谷創新原動力進行創造性轉化，以降低制度門檻和技術門檻的方式，説明更多、更廣泛的人群參與高新技術研發及應用，拓寬全民公平共用高新技術發展紅利的路徑。

深圳在科創領域進行制度創新的政策選項

深圳實施的科創領域制度創新，必須著眼於降低制度門檻、資金門檻和技術門檻，幫助更廣泛的人群進入高新技術領域從事研發和應用。我們提出幾點對策性建議，以供參考。

第一，降低科創領域創業門檻，大力培養創新主體。科創企業是創新驅動戰略的主體，需要政府有意識地分類加以培養。例如，對於中小型科創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應當設置啟動資金、補貼、技術指導、政策指導等機制，充分培養，大力扶助，使其成為應用性創新的主力軍。對於大型國有企業，它們長期存在創新意願不強、創新激勵不足的問題，應當借助國企改革的機會，解決其創新動力不足的難題，例如以政府合作專案的形式推動其參與投入基礎性科研。

第二，鼓勵建立科創行業仲介機構，擴大社會服務。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發成果往往難以與市場對接，有必要鼓勵在科創行業中建立仲介機構，幫助科研人員找市場，幫助市場找科研成果。與此相配套，必須深化科研體制改革，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落地，制定突破性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應用的政策措施，如放鬆職務作品的認定標準，或建立研發者享有自主處理權、科研單位收回必要成本的科研成果轉化制度。

第三，以鼓勵為原則，規範私人資金從事風險投資。風險投資企業可以為創新型企業提供支持，可以營造活躍的科技創新社會氛圍。對以私人資金為主的風投市場，即使在各類風投活動中出現「泡沫」，只要是基於市場的行為，都無需過激干預，以免扭曲市場自身的調控能力。

第四，探索智慧財產權保護新路徑，防止權利保護成為技術壟斷的工具。當前國際適用的智慧財產權制度系統，有其不合理的內容，成為了發達國家或者跨國大公司實行貿易保護的工具。許多國際一流的經濟學家、科學家、法學家都在不斷呼籲改革這些不合理的內容。我國必須在不斷提升智慧財產權保護水準的基礎上，漸進地推動國際合作，共同探尋國際智慧財產權制度的變革途徑，結合國際科學界、經濟學界、法學界對於發達國家智慧財產權保護過於僵化從而阻礙創新的批評意見，促成國際智慧財產權規範體系變革。

第五，培育開放共用的創新文化，推動大眾從科創事業中獲益。例如，支持開源技術的研發，推動開源文化的建立和發展。「開源」就是基於共同愛好之合作的一種理念和行動。任何人投入開源產品的創新，既能夠無成本地利用此前創新的成果，又必須無條件地向後繼者開放其新成果。只有開放共用的理念深入人心，深圳乃至中國才能在真正意義上成為創新性城市、創新型國家。總之，政府應當考慮長遠的創新文化建設，推動形成開放共用的嶄新文化理念。

原文連結：21世紀經濟報道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2014年4月15日，旺角西洋菜街發生轟動世界媒體的歷史事件：一個兩歲內地男童在他父（A）母（B）的協助下當街小便。一個男子（C）過來拍照，A上前搶奪其相機，兩人撕扯。另一個路過男子（D）加入，幫著C與A、B爭論和撕扯。

史稱「4.15幼童香港小便事件」。

此事，固然洋溢著濃濃的香港人與內地人互懟的臭氣，但是，這麼一件事情可以被上綱上線大做文章，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一來反映了一部分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怨氣。二是這些香港人以此彰顯他們一絲不苟的守法精神，以此來佔領道德高地，滿足自我的內心需求。

 

 

5年之後，香港變成這樣：掘出大街上的地板磚來做武器、阻撓港鐵列車運行、破壞香港機場運作、砸毀港鐵的各種設施、毀壞街頭的智慧燈柱、當街縱火、圍攻禁錮毆打他人……

 

 

一件件一樁樁，都比兩歲男童當街小便嚴重一萬倍。

5年前為那個兩歲男童當街小便而義憤填膺而口誅筆伐的香港，變成這樣：政府官員強烈譴責，反政府人群就叫好，其餘大多數人選擇沉默。程老漢也選擇沉默，因為公開反對是找打。美劇《約翰.亞當斯》裡的約翰.亞當斯有一句台詞說，大多數人懦弱。程老漢就是那大多數人中的一個。其實就算是那些公開做官式發言的政府官員，表面上一個個義正詞嚴，其實衹是職業倫理使然，所謂「食君之祿擔君之憂」而已。君不見，8月2日晚上，號稱4萬多公務員在遮打花園集會，喊出的口號就是「脫下制服一樣都是香港人」。

就連一向被香港人尊重的法庭，其威嚴的地位已經發生動搖。得到法庭禁制令保護的機場和港鐵已經多次遭到破壞，法庭禁制令幾成廢紙，那麼多的人，不在乎干犯「藐視法庭」之罪。

「4.15幼童香港小便事件」引起香港人和內地人互相口誅筆伐達半年之久，目前發生的這麼多嚴重違法事件，在媒體上都只有一天半日的命，因為一天半日之後便有更加刺激的事件來吸引大家的眼球。

 

 

近月來，香港的媒體有一類標題是這樣的：「香港90% 導遊停工，餐飲業營業額大降近30%。」、「香港逾7成受訪中小企業指暴力事件令生意下跌。兩月來20食肆結業 」、「旺區示威不絕酒樓爆倒閉潮」、「香港餐飲業營業額大降近三成 、倒閉酒樓擴展到全港，15家酒樓結束營業。」、「【藥房倒閉潮】沙田多間藥房執笠」、「職員：生意跌九成。」、「港航稱受示威影響，要員工放無薪假減工作時間」、「百貨零售生意挫七成、逾千人放無薪假或遭裁員。」、「十一黃金周酒店房價按年跌五成　業界憂持續蝕做。」……

當有強颱風襲擊香港，理論上全香港人都會一樣遭殃，這就是共業。台灣法鼓山聖嚴法師說，「共業」是指大家共同造了累世的因，而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時間受到了累世的果，是一種共同的果報。

香港變成現在這樣，是香港人的共業，是香港人共同的果報。

《新華社》9月4日發表文章《沉重的底色與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分析香港逃犯條例修例風波引發的民怨爆發，背後潛藏的一些香港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問題。

《新華社》文章全文：

 

2019年夏天，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波席捲香港。一個初衷是向台灣移交殺人犯的「修例」法案為何能引發如此巨大的動盪？

吹開喧囂的政治泡沫，修例風波的背後有着一些香港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問題。這些經濟民生方面的矛盾成因複雜、長期未能解決，積累成巨大的社會問題。

很多青年眼中，未來缺乏亮色

都說青年人代表未來，但在很多香港青年眼中，未來缺乏亮色。

已滿35歲的司機小鄺酷愛摩托車，每到周末都會駕駛着大功率摩托車在郊野狂奔，這時候的他豪氣勃發。但一談起未來，情緒就低落下來。「未來，我們有未來嗎？」沒有房子，與家人擠住在一起，談了多年的女友無法結婚，生兒育女的念頭早已沒有了。租房？30平方米房子月租金動輒八九千港元，小鄺每月進項不過1.5萬港元左右，如何能租？至於攢首付買房，更是想也不要想。你攢錢的速度絕對比不過房價上漲的速度。

對比一下香港房價上漲幅度和收入上漲幅度，可以看得很清楚：目前，香港不同區域、房型價格不等，但絕大多數都在每平方米20萬港元以上。而月收入呢？一位市民向記者表示：「20年前，大學畢業生就拿一萬港元了，20年過去，漲到一萬二、一萬三，這20年，物價漲了多少？算上通脹，大學畢業生實際是貶值的。」

按國際勞工組織2018年的資料，從2008年到2017年，內地的實質薪資成長率達8.2%、澳門1.6%、韓國1.2%，台灣的實質薪資成長僅0.2%，香港甚至落後於台灣，只有0.1%。而從2004年至2018年，香港房價漲了4.4倍。

正是房價高漲、薪金收入停滯，導致香港自有住房比例下降，從2003年至今，香港的住房自有率從53%下降到48.9%。這個數據的背後，是財富更加集中，是多少青年自有住房夢破滅。

像小鄺一樣，假如只活在當下，不考慮房子，吃喝、逛街、郊遊倒也不愁，只是「千萬不要去想未來」。

中產的「墜落」焦慮

中產階層一向被認為是中堅力量，是社會的穩定器。但在香港，這個穩定器正在失靈，擔憂向下墜落的「中產焦慮」在香港尤為突出。

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對此有個概括叫「中產階層的基層化」，何意？「就是說，這個階層的教育水準、文化認同是中產，但實際生活已經達不到中產階層的水準，與基層趨同」。

在香港，2018年月薪中位數為1.75萬港元，公務員和教師中位數2.84萬港元，論整體收入已經相當高。但張炳良透露，他做局長時做過公務員住房的小調查，驚訝地發現，不少人買不了房子，有的甚至住在劏房（指一個住房單位被切割成多個很小的居住空間）中。

就香港而言，房產，是富人的財富，是中產昂貴的門票。沒有退路的香港中產，為了獲得這張門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包括極高的負債、透支性的消費以及束縛性的職業生涯。所謂香港中產，就像在房子這個通道裏的沙子，隨着房價波動，在有產和無產兩端之間來回顛倒。

持續增長的高房價，將香港社會撕裂成有房者與無房者兩大對立面。沒「上車」（擁有住房）的想「上車」，「上車」的立刻變成高房價的維護者。正是各種不同利益主體的複雜糾葛，讓香港特區政府左右為難，動輒得咎。近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為應對土地供應不足而推出的東大嶼山填海計劃，作為一計解決房屋問題的長遠方略，卻遭到了很多人的無端質疑。

上升通道狹窄，「啞鈴型」社會成型

作為一個高度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社會，香港仍有數量不少的窮人。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大、階層固化的背後，是產業的高度單一和空心化。

根據統計，2016年，香港顯示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為0.539，已大大超過危險警戒線的0.4，與部分拉美國家持平。儘管特區政府為解決貧富差距做出了不少努力，但社會福利水平與香港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很不相稱。

在健康的社會裏，青年和基層人士通常可以通過就業、教育等途徑實現向上流動。但香港的社會階層卻基本固化，例如，位居富豪榜前列的人士多年未曾變化，基本都是地產商及其家族。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複雜，而產業空心化是青年上升通道日漸狹窄的主因之一。

在20世紀70年代香港有將近一半的勞動者是產業工人，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香港金融、航運、商貿物流、服務業興起，管理、行政、技術、金融及專業人才吸納眾多勞動力，跨入中產階層。但在隨後的產業升級中，在原有商貿、航運之外，只發展了金融、旅遊等服務業。

「科創產業沒能發展起來是香港的一大痛點，」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榮休教授雷鼎鳴說，「香港金融業佔到了GDP的約19%，但只提供約6%的就業。」金融業創造財富的能力驚人，但只能吸收少數本土精英青年人，大部分本地青年沒有能力從事高端服務業，何況許多香港金融從業者更是來自海外的人才。

對於當前的局面，特區政府曾嘗試採取多種手段予以改變，但科技創新產業幾次努力，幾次夭折。這其中，反對派曾出於政治目的進行過種種無端阻撓，比如特區政府為推動創新科技發展而成立的創科局，反對派為反而反，不顧社會一再呼籲停止政治虛耗的呼聲，在立法會百般阻撓，生生拖了三年。

這直接導致香港製造業產值時至今日僅佔香港GDP的1%左右，吸納勞動力寥寥無幾。

政治爭拗持續，難題更難消解

高房價、貧富差距、青年難以向上流動。這些社會問題早已暴露，回歸22年來，歷屆特區政府也都做出過不同程度的努力。但迄今為止，收效甚微，民怨難以消解。這是修例風波一經煽動就爆發的重要原因。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教授田飛龍說：「回歸以來，由於多種原因，特區政府確實沒能更多地通過政策保障、民生保障合理地去解決香港的社會民生問題，導致香港有很強的內生動力將經濟民生議題政治化。」

不可否認，有些民怨確實是特區政府政策上缺乏遠見所導致的。但香港深層次矛盾之所以難以化解，既有政治架構上的互相牽制，造成施政困難；也有政府舉措失當，還有長期以來自由市場理念下，教條式執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帶來不作為的問題，而最主要的是，反對派不斷製造和挑起政治爭拗，罔顧經濟民生大局，人為製造了各種困難。

這些因素盤根錯節，再加上各種利益集團各求所好，別有用心者趁機攪局，結果問題不斷在討論，措施遲遲不能出台，時間流逝，矛盾積重難返。

典型莫過於提高房屋供應量。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了每年增加8.5萬套住房的計劃，但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下房價大跌，計劃只能取消。

考慮加大土地供應量，隨之而來的是無休止的爭議。很多人以為香港「人多地少」，但香港超過1100平方公里土地中，實際的土地開發程度為24.3%，住宅用地僅佔6.9%。在未開發的75.7%的土地中，劃做郊野公園的就佔42%，就算為環保考慮不開發，還有300多平方公里可用。但爭議多年，開發仍遙遙無期。

特別是這些年來，反對派為爭奪管治權，人為製造政治爭拗，大大增加施政成本。比如在2010年，一位香港老太受反對派所攛掇哄騙，提出港珠澳大橋影響環保的司法覆核，儘管政府官司打贏，但僅此一項，工程延宕一年多，造價增加65億港元。其他類似經濟、民生動議，不管是政策還是撥款，反對派都要使盡解數，製造各種阻撓，把立法會當政治秀場，絕不會考慮多數市民和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

香港多位政界人士對這種什麼事都幹不成的所謂「民主」深惡痛絕，在與記者的談話中，反復提及「千萬不要搞這種民主」。

誰將答對第二次考題

修例風波中，反對派借着香港近年來出現的封閉、排外思潮，拼命把內地形容成洪水猛獸。

黃晞華，一個29歲的香港青年，對社會上某些人把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不滿延伸到中央、延伸到內地十分痛心。

他忘不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帶給港人的驕傲，也忘不了汶川地震時血濃於水的兩地深情。對於香港社會現存的某些情緒和碰撞，他從更廣闊的視野看待：「這些衝突和矛盾，我個人認為是在融合期必然發生的，是兩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價值觀融合的時候必然面對的。」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對反中亂港分子挑動排斥內地嗤之以鼻：「香港產業空心化、市場規模有限，有自我『造血』的能力嗎？很多香港人眼睛只知道往西方看，但是回頭看看，看看祖國的發展，會發現更有發展機遇。」

香港經濟學會顧問劉佩瓊說：「封閉並不能帶來發展機會，現在的年輕人不理解，如果香港真的和內地隔開，會更糟糕，面對目前的經濟困境，香港需要和內地的連接更加密切、更有效，現在出現的相反的思潮實際上在把香港推向深淵。」

對祖國的發展有沒有信心？歷史老人曾經在1997年出過一次同樣的考題。在回歸前夕，一批心存疑慮的香港人，慌慌張張遠走他鄉。但最後的事實證明，他們做了人生中最為錯誤的選擇，錯過了和祖國一起發展的良機。

歷史將再一次證明，熱愛自己的祖國不僅僅是正義和正確之舉，更是遠見和明智之舉。希望20年以後，今天的香港青年會驕傲地回答：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2003年3月20日，美英聯軍打響了伊拉克戰爭，4月15日他們就拿下了伊拉克全境。隨即，伊拉克全境的打砸搶燒此起彼伏。對此，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笑著說出他這輩子的那句名言：「這就是自由。自由是混亂的。自由的人有自由出錯、犯罪和做壞事。（打砸搶燒之類）是伊拉克人在享受重新獲得的自由。」

當時程老漢定居香港還不到3年，看著自由而彬彬有禮的香港，覺得拉姆斯菲爾德好荒唐，曾撰文怒批。住香港久了以後，看到香港每隔幾年就發作一次的民主自由大混亂，發現拉姆斯菲爾德那些話道出了自由的真相，就真想叫他一聲「拉老師」。

目前的香港，像極了2003年4月的伊拉克：妨礙機場運作、妨礙地鐵運作、堵路堵隧道、禁錮、搜身、捆綁手腳、群毆暴打他人……一片混亂。民主，在最近的兩個多月裡，一再用它殘暴的表像揭示它殘暴的本質。政府稍微有點Hold不住，民主便會窮兇極惡；民主若是擴張，政府便會龜縮。

120多年前，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的名著《烏合之眾》「正合孤意」，程老漢在這裡引用一兩句吧：「群體會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有多少群體為了自己根本不理解的思想觀念和隻言片語英勇赴死！」「個人一旦成為群體的一員，他所作所為就不會再承擔責任，這時每個人都會暴露出自己不受約束的一面。」

比如，香港人都有這個常識，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名義干擾機場的正常運作。但是就在8月12日、13日，連續兩天都有大量人群湧到機場，以民主的名義干擾機場的正常運作，直接導致機場要停飛大量航班。若不是香港機管局向法院申請到臨時禁制令，機場的混亂且不知道何時能夠結束。最新的消息是，香港最高法院延長禁制令至另行通知。但是，各位乘客不要高興得太早，本月24日自由民主要做的不是去機場禁區鬧，而是用慢駛來堵塞通往機場的道路。

所以，不要做夢，既要民可以做主，又要大家彬彬有禮、社會有條不紊。這是不可能的任務。人人都說了算，當然是誰都說了不算。

程老漢一向對民主不以為然，但也不會跟他們公開作對，因為公開作對等於找打。程老漢的辦法是迴避他們，惹不起就躲唄。並且，在民主發作的日子裡，程老漢會自主提高生活的成本預算。

8月13日，在香港機場的一位女外國旅客(白種人)對香港的記者說，她理解並支持佔領機場的示威者，但最好不要用這種方式。拜託啦，你都理解並支持了，幹嘛又唧唧歪歪呢？又想立民主牌坊，又要做民主婊子，哪有那麼好的事啊！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最近總是看到各種喪氣文章，說香港要完蛋了，香港要成臭港了。

都是杞人憂天。

不會的，香港不會完蛋，不會變成臭港。

理由有二：

首先，民主社會天生就是這樣的，沒什麽可大驚小怪的。

2011年8月間，大英格蘭地區發生系列騷亂，釀成5人死，1人重傷，186名警察受傷，整幢的商業大廈被燒毀，被認為是二戰期間納粹德國轟炸倫敦以來，倫敦發生的最嚴重事件。那又怎麼樣？倫敦完蛋沒？大英格蘭完蛋沒？

巴黎的黃背心運動從2018年11月17日開始，到現在還沒停下來，每逢周末就要發作一下。那又怎麼樣？巴黎完蛋沒？

民主社會就這樣。喜歡民主或不喜歡民主，你都只能去適應。不能又要民主，又接受不了它先天性、隔幾年就要發作一次的混亂無序。

其次，香港的底子很厚，經得起折騰。

香港很富裕，政府財政盈餘「水漫金山」。錢多就燒得慌，2018年3月，港府推出了一個「關愛共享計劃」，拿出110億港元來給合資格人士每人派錢4000大元，並且爲了派出這一大筆巨款，又另外花費3億港元行政費。花這麼多錢，港府眉頭都沒皺過。

這次香港騷亂，能耗掉113億港元嗎？

本周有一組數據在媒體上盛傳：據統計，如果香港機場癱瘓一日，會導致香港機場客運量損失20.6萬人次、貨運量損失13,863噸、空運貨值損失101.6億元，而機管局盈利減少2,285萬元。阿彌陀佛，到目前為止，尚未出現癱瘓一日的現象，而且，機場貨運一切正常。

內地許多人都在替香港操心，怎麼不清場啊？怎麼不戒嚴啊？怎麼不去駐港部隊搬兵啊？

著什麽急啊！

看一個實例吧：示威者一連兩天在機場示威集會，導致機場連續兩天都在下半天局部癱瘓。14日一早，機管局公布，已取得高等法院頒發的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在機場內非法阻礙或干擾機場運作，包括禁止示威者進入離境大堂及禁區等位置，但仍容許市民在和平合法方式下，在示威區內進行示威或集會。消息一出，香港機場頓時就恢復了秩序。哪裡需要清場？何須動用戒嚴？怎麼用得著搬駐港部隊的兵？無論如何，香港人對法院裁決還是尊重的。

所以，安啦安啦，不要鬼叫鬼喊。程老漢看到有文章說「香港在下降，在沉淪」，沒關係，香港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繼續下降。

再大的暴風雨都會有停下來的時候。

程老漢相信香港。

從付國豪事件看香港青年教育

竇文殊

 

 

 

「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們可以打我了。」雙手被膠索帶綁住、猶如戰敗被俘的內地「環球網」記者付國豪，一臉正氣凜然的被禁錮在香港機場行李手推車上喊著，這一幕瞬間震驚了全國13億人，短片傳遍內地社交網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國人看後無不咬牙切齒、磨刀霍霍，認為違法的示威者，無疑是侮辱國民，絕不和平，也絕不文明，與示威者聲稱的「和理非」背道而馳，有人甚至質疑，難道說普通話的國民身份就是原罪嗎？事件令國民情緒推向高峰。

本來充滿愛的香港國際機場，見證過無數親友千里重逢，讓幹勁十足的上班族遠赴海外工作，讓滿腔熱誠的年輕人千里負笈，讓為國爭光的運動員凱旋歸來……是甚麼讓全球貨流量高居首位的香港國際機場，從此蒙上不能磨滅的污點，成了折磨旅客的「批鬥場」？

 

 

香港特區政府為了解決陳同佳涉嫌謀殺案，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引發回歸以來最嚴重的爭議及紛爭，特區政府後來承認，在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不足，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她個人需要負上很大責任，聲稱「暫緩」修法，有關法案明年立法會年度會自動失效，但由於社會上有人不滿香港特區政府及警方對示威的處理手法，示威者拒絕「收貨」，並堅持所謂的「五大訴求」，各種遊行、集會、堵路、圍警局等沒完沒了，風波至今仍未徹底解決。結果，香港國際機場一批大致身穿黑衣的非法集會人士，星期二（13日）晚的「暴行」，統統赤裸裸呈現在全球傳媒的鎂光燈下。「香港恐怖主義苗頭」在前，「喪心病狂」的暴徒繼續在香港各區大搖大擺，令香港人人自危。所謂「港之將亡，必有妖孽。」這場充滿「顏色革命」色彩的困局，該如何突破？

從違法衝擊示威現場的照片和新聞片中，不難發現大部分均充斥年輕人的身影，部分參與違法集會等被拘捕的人士中，不乏教師、護士、機師等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眾所周知，教育是思想和身份認知的基石。香港實施的九年免費教育，加上大專院校越辦越多，香港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日多。根據香港政府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過去十年，曾就讀中學及以上程度課程的1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由2006年的74.6% 上升至2016年的80.0%。 曾就讀專上教育課程的人口比例同樣有明顯增長，由2006年的23.0%上升至2016年的32.7%。港青普遍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教育素質追不上，融合教育推行不力，培養出的學生欠缺應有的國民質素、品格敗壞、價值觀被扭曲、守法意識薄如紙，難怪被部分社會人士評為「港孩」或「小學雞」。

香港特區自回歸祖國以來，鑑於中英聯合聲明中有關「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被寫進香港《基本法》，當局一直沒對香港進行徹底「去殖化」教育，加上主要教學語言仍維持粵語和英語（1858年，英國為了減少華人與英人溝通時不必要的誤會，以便英國人管理華人，才推出普及英語教學），令語言和思維滲不進去。

 

 

翻開香港的教科書，香港的教育系統只去掉英女皇頭像，其他內容大致沿用過去教會學校和港英教育系統的那套，1997年後，青年仍未掌握好普通話，以更好地接受中國文化，而他們的自我身份認同，甚至不如台灣省、新加坡、和馬來華人。

 

 

更甚者，香港自2012年起新加入的通識科教育，聲稱「透過可探究各類議題，擴闊學生的知識基礎，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觸覺」，但事實上通識科定位不正確、內容有錯誤，功能上無法灌輸國家價值，令回歸後的許多港生，從小就出現自我認知錯亂，久而久之，間接導致今天的亂局。

 

 

除了香港教育制度有必要從根本去改革以外，教科書內容良莠不齊的關鍵源於相關的出版業。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良好工具欠奉，又如何能教好孩子，確立正確的價值觀？香港的教科書出版雖然屬於全開放市場，但教科書內容的主導者，實際上來自香港教育局的課程綱要。翻開香港中學中國歷史和通識科的教科書綱要，居然不包括中國共產黨的由來，也沒有愛國主義教育的元素，只粗略談及國共內戰、建國史的基本背景、中國改革開放等。

香港特區向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未能深切認識「國」，又何來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