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紐約時報》中文網本周推出一篇文章，認為房價高、收入低、住房小是造成6月以來香港騷亂的「經濟根源」。

程老漢實難苟同。

文章說，「（香港）近五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貧困中。」這句話，數字對，但數字所代表的意義被文章扭曲了。

數字來自港府。2018年11月19日，港府公佈了本港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2017年全港貧窮人口有137.7萬，貧窮率為20.1%。

請注意，港府講的是相對貧窮而不是絕對貧窮。相對貧窮指的是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異，這種差異將會永遠存在。舉例說，香港有5戶人口，2016年其收入從少到多依次是10、20、30、40、5000，那麼，收入為10的那五分之一戶就是貧窮人口。到了2017年，大家的收入都提高了，這5戶香港人收入依次是20、30、40、50、5500，收入為20的那五分之一戶就是貧窮人口。這種貧窮人口永遠都存在，不可能消除。事實是，香港的經濟很好，失業率極低。

 

 

《紐約時報》的文章又以圖片的方式說，香港的人均居住空間160平方尺，遠低於外國城市，紐約市的停車位都153平方尺；巴黎公寓人均388平方尺；紐約公寓人均414平方尺。

香港人均居住面積的數字也是對的。港府統計處2017年11月公佈的本港人均居住面積為161平方尺。比巴黎、紐約差很多，若跟北京和東京比，差距就不大。北京209平方尺、東京201平方尺。從實際生活來說，人均居住161平方尺，並不悲慘。
悲慘的是住劏房。《紐約時報》文章在上述圖片中指出，住劏房的香港人，人均居住面積48平方尺。文章說，有21萬人住在劏房裡。

文章的標題是《高房價、低收入、「棺材房」：香港抗議的經濟根源》，這個標題，解釋不了何以今夏多次抗議行動來了比21萬多得多的人；也解釋不了何以今夏的每次抗議行動都沒有提出關於收入和住房的訴求；也解釋不了，何以在社交媒體上寫出「黑警死全家」的是體面的為人師表者，事業成功，工資很高。

文章的分析不是失之於簡單，而是誤導，會讓當局者以為給經濟好處就能解決問題。事實上，給經濟好處並不能解決問題。港人說了，我要的是玫瑰，你卻給我蘋果。就好比一個嬰兒不停啼哭，他的爸爸不停地泡奶粉喂他，卻無論如何都止不住孩子的啼哭。孩子的媽媽過來一看，孩子拉屎了。給孩子洗了屁股換了乾淨的尿布之後，孩子立馬不哭了。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失之於簡單。頭痛醫腳腳痛醫頭呢？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6月以來，香港人忙忙亂亂，忙亂到忘記一件事，直到政府主動說起大家才想起來：原來，按2017年公佈的《香港智慧城市藍圖》，政府已經如期於今年6月在藍圖所規劃的一些地方安裝了首批50個智慧燈柱，未來3年將陸續安裝400個。

香港許多人瞬間就把眼光從街頭路面轉向路旁的燈柱，眼裡滿滿都是警惕和憂慮。
政府官員強調，智慧燈柱主要是爲了配合5G發展，是作為5G基站而建設，其它的功能是順帶的。考慮到市民的憂慮，目前只會啟用：

1.收集交通快拍；2.氣象；3.空氣質素等 3 方面的資訊。

不過這些解釋並不能釋除港人的疑慮。他們認為，現在不設置人臉識別功能，不等於永遠都不設置。

雖然每個人的臉都是公開示人，但港人對人臉識別的憂慮歷來深切。出入境香港，要驗身份證和指紋，但就不驗臉。

跟香港緊挨著的深圳，就加上了驗臉。

內地人的隱私權觀念比較淡薄。出入境驗臉，行。滿街都是監控裝置，行。監控裝置加上人臉識別功能，行。總之怎麼都行，不在乎。

到2017年底，中國內地已有 1.7 億台監控器，預計幾年內還要新增 4 億台，而且許多監控器後端都裝有能夠識別人臉的人工智能。

魯迅老師講過：「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很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誰敢去吃它呢？」
AI時代，螃蟹遍地，美國舊金山市反魯迅之道而行之，成為全球第一個「不吃螃蟹」的城市。舊金山的立法部門5月中旬通過一條禁令，禁止該市所有單位使用人臉識別技術，包括警察局等政府部門。

香港還沒有舊金山人那麼害怕，政府說等到大家有共識了，才推進人臉識別監控，而市民除表示擔憂之外，似乎還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科技帶給人類的，不一定全是好東西，但人類仍會不顧一切地發展科技。遠古的人類從四條腿走路直立起來兩條腿走路，給人類帶來了很多好處，也帶來了很多壞處，比如胃下垂、腰骨痛、痔瘡等等毛病都是直立給人類帶來的，你要因此立法禁止人類直立嗎？你想回到四條腿走路？

監控系統雖然無處不在，但如果你沒什麽特殊表現，其實它是懶得關注你的。而智能時代，被全面監控是人類共同命運。程老漢對此欣然接受，過去、現在和將來，程老漢都不會在意被人看到或監控到。監控系統只監控公共場所又不監控私人的臥室茅房，怕啥？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屯門公園自娛區」，這7個字已經成為搜索引擎上的一個熱門詞條，你剛在對話框輸入「屯門」兩個字，「屯門公園自娛區」就跳了出來。這表示，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這個詞條被很多人檢索過。

屯門公園自娛區出名，源於7月6日的一場遊行，遊行的旗號是「光復屯門公園」行動。

「光復」云云，乃針對「淪陷」而來。屯門公園何時淪陷了？淪陷於誰？

看看遊行的標語口號，便知端倪。這場遊行，約300多人（大會表示有一萬人）參加，他們打出的標語有：「屯門大媽，阻住大家」、「光復屯門，刻不容緩」；喊出的口號有：「大媽成日演唱會、附近居民耳受罪」、「屯門大媽多、嚇親細路哥」口號。

他們說，屯門公園自娛區聲浪太高，女人很浪。聲高，是指有人在自娛區用擴音器播放音樂；人浪，是有人被指控在自娛區「跳豔舞」。

 

 

聲高擾居民，豔舞傷風化，這還了得！9日，屯門區議會召開大會，會議在沒有區議員反對下，通過要求康文署「取消公園內自娛區」的議案，並將意見交予康文署。不過，取消與否還要看康文署，區議會說了不算。

可是，康文署膽敢不取消？小心遊行者包圍康文署！所以，那邊廂屯門區議會會議剛結束，這邊廂康文署當即停止接受使用自娛區的新申請。

世界上所有的公園，歷來允許遊人自娛自樂，或唱歌或跳舞，無須申請。而香港屯門公園格外不同，來這裡唱歌跳舞要向康文署提出申請，並且要在限定的「自娛區」裡進行。由於申請人多，還要通過抽籤才能取得自娛區使用權。現在可好，不接受新申請了。

媒體報道說，屯門居民英姐不同意取消自娛區。她說，自娛區由康文署管理，器材由署方提供，音量受制，並非噪音源頭。而且她持有康文署發出的認可牌照，表演是「合法」的。

不過，康文署被遊行隊伍嚇壞，表示說對取消自娛區持開放態度。

言下之意，實在要取消那就取消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公務員做事就是這樣，古今一體，並無例外。

現在是遊行治港嗎？有理冇理，就看遊行人數多少？

萬一過些日子，公園裡的伯伯婆婆們也組織一次遊行，堅決要求維持屯門公園自娛區，如何是好？

【聲明】本文作者從來不曾、今後也不會到這地球上任何一處的公園裡聽歌唱歌觀舞跳舞打賞拿錢，與本地球上任何一處公園的自娛區都無利害關係。

「放榜在即 多元出路
順境不驕 逆境不餒」

 

香港律政司長  鄭若驊

 

配合特區政府施政新風，政府團隊會多聆聽，加強就不同政策或社會關心的議題，與跨階層和不同背景的市民溝通，以更好地掌握社會脈搏，並希望透過主動接觸青年，了解關心他們的需要，確保施政更到位。

上周我分別與不同政黨的立法會議員會晤，就如何盡快處理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議程及讓香港重新出發坦誠溝通。

本周三(7月10日)是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放榜日。考獲理想成績的同學固然高興，成績未如理想的同學，亦不用灰心，只要抱著「順境不驕，逆境不餒」的信念，靈活地換另一條跑道繼續努力奮鬥，同樣可達目的地，追尋個人夢想。

我寄語同學們，文憑試只是人生馬拉松的其中一段很短路程，並非終點。今時今日，「一試定終生」的說法已不合時宜。大學不是唯一的升學途徑，社會亦逐步改變過去「非讀大學不可」的傳統觀念。同學們應將目光放遠，按着自己的興趣和能力，訂定清晰的目標，努力上進，不斷學習，前路必然是一條康莊大道。

報考文憑試的總人數持續下跌至今年的56 305人，而本港有22所可頒授本地學位的專上院校提供約300個學士學位課程和400個副學位課程。本地各類課程所提供的學額接近七萬個，足以滿足所有符合相關入學要求的文憑試畢業生在本港升學，同時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升學選擇。

政府重視培育青年人，為他們提供優質教育。事實上，政府視教育開支為投資，因為人力資源是香港的重要資產。2019/20年度，教育方面的經常開支預算為906億元，佔政府總經常性開支的比例超過五分之一，高踞首位。

在公帑資助界別方面，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公帑資助大學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維持每年15 000個。受惠於公帑資助和自資專上教育兩個界別的發展，適齡人口組別中約有一半年青人能夠入讀學士學位程度的課程，若計及入讀副學位課程的學生，現時修讀專上課程的年青人超過七成。以2018/19學年為例，近兩萬名本地學生獲取錄入讀八所教資會資助大學開辦的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包括高年級入學)，另外有約一萬名新生入讀政府資助的副學位課程(由職業訓練局和教資會資助大學開辦)。自資界別方面，獲取錄入讀「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下37個課程的新生約1 800人。另外亦有約11 000人入讀其他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當中大部分獲政府每年提供免入息審查資助。而入讀自資副學位課程的新生則有近18 000人。

此外，政府積極提升副學位畢業生的升學銜接，在2018/19學年教資會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高年級收生學額增至每年5 000名，讓更多表現優秀的副學位畢業生升讀資助學士學位課程。

由2017/18學年起，文憑試考獲「3322」或以上成績的合資格同學獲提供每年約30,000元免入息審查的資助，升讀本港指定自資院校的首年學士學位課程。副學位畢業生升讀指定院校的相關銜接學位課程，亦可獲資助。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由2018/19學年開始恆常化，資助學額會由每屆約1 000名增加至約3 000名，資助學生修讀指定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涵蓋護理、建築及工程、創意工業、物流、檢測及認證、電腦科學、運動及康樂、金融科技、保險，以及旅遊及款待等十大範疇，讓年青人各展抱負。政府將由2019/20學年起透過該資助計劃資助每屆約2 000名學生修讀指定的自資副學位課程。已入讀有關課程的學生屆時亦可享有資助。

除了傳統的升學選擇，職業專才教育(職專教育)課程是另一個選擇。政府致力推動職專教育，培養年青人專業知識、實用技能和應有的態度，讓他們發揮所長。職專教育涵蓋不同程度的全日制及兼讀制課程，包括學士學位、副學位、毅進文憑等。

職專教育絕不遜於傳統學術教育，以專業及職業資歷為基礎，著重理論與實踐並重，讓年青人獲取專業的工作技能，學以致用。職專教育的畢業同學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同學們只要達到入學要求便可繼續修讀高級文憑或專業文憑，及後也可升讀以專業／職業為本的學士學位課程。

升學以外，投身職場一樣可以實踐夢想。年青人可突破傳統的職業觀念及地域限制，勇於嘗試多元及多階進出的升學或就業途徑，規劃自己的人生發展藍圖。

機會往往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不論同學繼續升學或投身職場，學習是一個終身的過程，投身職場後可持續進修，努力增值，裝備自己，確立個人發展的優勢。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漲聲又起，漲聲又起！不是掌聲，是漲聲，香港樓價漲聲又起，已經連漲6個月。

香港房屋市場，本周有一個歷史性數字引人注目——黃大仙鳳德邨有公屋3房戶以526萬元易手，成交價創全港未補地價公屋新高。

這是過去3個月來，未補地價的二手公屋售價第三度創出紀錄。上兩個紀錄是：黃大仙下邨一套低層、實用面積544方呎的公屋，以456萬元成交；鴨脷洲利東邨一套高層、實用面積490方呎的公屋，以450萬元易手。

 

 

饒是如此，還是壓不下公屋交易之熾熱。今年上半年未補價公屋居屋交易達1515宗，是3年來最旺。

公屋貴成這樣，私人樓宇就不消多說了。港府差餉物業估價署的5月份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396.8點，創歷史新高。

香港房屋爲什麽這樣貴？

答案就4個字：人多、地少。

香港人口變化的總趨勢就是連年增長。

雖然香港本地的生育率連年下降，但香港的人口每年每月每天都有「凈流入」，就是從內地來的、持單程證的、來了就在香港扎根的人口，每天150個配額。這本是爲了解決香港人內地配偶及子女來港團聚的政策，意想不到為香港創造了一個源源不斷的人口輸入來源。

有香港人呼籲不讓這些內地人來香港，因為香港已經很擠了。多年前，還是政務司長的林鄭月娥就說過，不能不讓這些內地人來香港定居，因為這些內地人都是我們香港人的親人。

以上講的是人多。

地少就不言自明了，但香港的地少不是天定而是人為。

內陸城市，老祖宗留下來多少土地現在還是多少土地，一寸都不會增加。這叫「天定」。

但是香港不同，香港是海島，四周都是海，加上科技發達，生產力先進，解決土地問題本來可以填海造地「無中生有」。全世界所有的濱海或海島地區，都會填海造地。新加坡就是靠填海，把國土面積從580平方公里變成714平方公里。

奈何香港填海造地遇上了極端環保主義者，他們要保護水中生物，不讓填海，他們說填海會破壞海洋生態，影響水中生物生活。

世界上總有這樣的人，自己有房住，就不管同一個城市沒房住的其他人。就像那些反對香港人內地配偶和子女來港團聚的人，自己全家都在香港，就不管別的香港人骨肉分離。

去年10月，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明日大嶼願景」，計劃在未來20年至30年的時間裡，填海建造約1700公頃的多個人工島，供70萬至110萬人居住。
經過這半年來的社會撕裂，程老漢對「明日大嶼願景」的前景感到極度悲觀。

7月4日，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會議達成共識，鑑於立法會遭到嚴重破壞，相信立法會大會和財委會10月前都不能開會。

那就慢慢耗著吧。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首先恭喜曾蔭權先生！

本周，香港終審法院5名法官一致裁定曾蔭權上訴得直，撤銷早前由高等法院做出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定罪及判刑。

曾蔭權的噩夢從2012年2月20日開始，那天，香港一份報章報道了他和夫人在剛剛過去的週末一同到澳門吃喝玩樂。

特首當然有權吃喝玩樂，但有關報道這樣說：「曾蔭權與妻子偕同富商，乘坐3艘價值4億元的超級遊艇，展開3日2夜澳門豪華遊。」

嘩嘩嘩，這就不一樣了。因為這是暗示曾蔭權接受了富商招待。

更嚇人的是這些字眼：「價值4億元的超級遊艇」、「豪華遊」。

「超級遊艇」的主人之一何柱國很不以為然，當時他說，一來遊艇不是特別為曾蔭權而開，他只是「搭順風車」。二來曾蔭權已經支付500元船費。何柱國說，船費不能以船的價值來衡量。何柱國反問：你拿數千元買一張機票，需要問那架飛機價值多少嗎？

但何柱國的聲音被淹沒在萬眾的喧嘩聲中。

幾天之內，媒體連續爆料，揭發更多問題。最後，所有的指控都集中到深圳東海花園的一套6700多呎的複式連天台房子上，曾蔭權以每月8萬元的租金租住，後來曾蔭權被指控的3項罪名都因這套房子而來。

群情激昂輿論滔滔。2月28日，廉政公署宣佈，接受政黨社民連的舉報，經行政長官本人同意進行立案調查。廉署稱，此案調查不會因為曾蔭權卸任特首而停止。

曾蔭權的命運就這樣交到別人手裡。

曾蔭權起初被控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一是說他在行政會議商討及批准雄濤廣播的牌照申請時，沒有申報他跟牌照申請者、主要股東黃楚標正在商討租住深圳東海花園物業；二是說他在推薦設計師何周禮授勳時，沒有披露何周禮替他租住的深圳東海花園物業做室內設計。

2016年10月律政司痛打落水狗，再加控曾蔭權一項收受利益罪，指曾蔭權接受深圳東海花園裝修工程，作為批出 DBC 數碼廣播牌照申請的報酬。

租房子住，難道不是租業主裝修好的房子而是租毛坯房嗎？

最後，曾蔭權以上述第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被判入獄12個月。何周禮那一項和2016年律政司加控的那一項都未被定罪。

港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前局長譚志源說，今日終審法院還曾蔭權清譽，可謂沉寃得雪。

曾蔭權無罪。但是他有沒有錯呢？

比如，當時他作為特首而跟富商同遊同樂，低價享受高檔消費，還現身賭場，這明顯不妥。曾蔭權自己也知道不妥，證據是，他見到記者拍照就慌了，他知道自己將百口莫辯。

獲悉上訴得值，曾蔭權發聲明感謝各界。他說，「七年的纏訟，終於完結，我內心滿溢感恩」，經歷公開審訊5次，服刑8個月，訴訟「幾耗盡我夫婦終身積蓄」。

為一套並沒有多麼奢華的租住屋而耗盡終身積蓄，拼了一個清白，值還是不值？

竇文殊

 

上文提到所謂「反送中」的港府官員表現，令人汗顏。

今次談談香港反對修訂逃犯修例的 6.9 及 6.16 遊行示威的規模及其相關的問題。

對於遊行示威人數，聽過部分人最大的誤解，莫過於「上街只是少數人，沈默的大多數支持政府」的「理論」，亦有人不時在網上指出，參與遊行人數最多只有20萬人之類云云，我和朋友為求證，決定進行基本統計及推算：遊行路線約長3.5公里，道路的寬度至少有30至40 米寬，連同兩旁都塞滿人的行人路，一排最少有40至50人。 現場由於人多，遊行出發時間被迫提前半個小時，以便疏導人流，即大約從下午兩點半出發，待隊尾出發離開維多利亞公園時，已經是晚上八點半。 會基本算術的北大人，只要站在路旁數人頭，基本能推算出一小時能多少人經過，六小時又有多少人能經過？這樣的話，你會選擇仍相信香港警察聲稱只有20萬人遊行嗎？

中國駐英國大使李曉明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聲稱香港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的人數只有20萬，而聲稱簽名支持政府修例的人數高達80萬。既然如此，有關方面何不號召所謂支持的80萬人出來，在烈日酷暑煎熬下遊行？更何況該網上簽署十分兒戲，只要填身份證前面的四個號碼和名字即可，當中有多少水分就更不用說了，老人、小孩的身份證都可以拿來用，其他人的身份證也可以被盜用。

如果政府和相信官方的人真的想證明，支持政府的比反對政府的人多，那很簡單，一個公開投票不就可解決問題了吧？不過林鄭月娥又豈敢這樣做？

談到遊行人數，我們也順帶探討一下息息相關的民意。香港立法會看似民主，但目前仍只有一半議席（35人）實際由市民直接選舉產生，當中，屬於建制派（支持北京政府）的僅佔少數，而民主派佔三分二以上。至於另外一半議席（35席）是由所謂的功能、界別組選舉產生，相當多的組別根本不用選，只消有一個候選人，有幾十張票就能當選，而這些選票中不少屬於公司投票、集體票，而正是這部分議席的選舉，大部分均被指由政府操縱，所以政府才有所謂立法會的多數話事權。

當然，我並非在討論選舉方法的對或錯，事實上，我也不認同民粹主義，商業、教育界、法律界等也需要有高素質的代表參與立法，但問題在於香港政府及公眾，怎樣才能看得清楚多數人的民意所在，什麼才是香港人的真正聲音。未能掌握民情、強姦民意，卻堂而皇之地宣揚民意在自己一方的話，恐怕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風波會重覆上演，這對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管治都不是件好事。

至於關於參與遊行的所謂報酬問題，不少人到處散播，參與遊行的人每人可獲發1500元港幣。根據我個人計算，6月9日有正規參與遊行的人數最少80萬人，如果按照有人散布的言論，聲稱參與者每人發1500港幣，那麼不算其他組織費用，單單是這筆人工費就高達12億現金，這可能嗎？現實嗎？真的那麼輕易就可以所謂煽動近百萬人不顧酷熱上街遊行嗎？目前仍靠捐款維生的香港民主派恐怕不可能有這種資源，至今也沒有看到有真憑實據，或有權威當局指有外國人出錢，促成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遊行及示威，這種財氣大概只有香港特區政府和大陸政府才做得到。

再多講一點個人經歷，本人專門在6 月9日的中午趕返香港參與遊行，事前在銅鑼灣一間叫「湖南軒」的餐館吃飯，該食肆由大陸人開辦，當店裡的人知道我吃過飯，要參加遊行時，竟向我查問該到那裡領取1500元的遊行報酬費，我問她聽誰說的，她說很多人都這樣講，我就直接告訴他，這種自發遊行不會有報酬，而我捐出去的錢，也比這1500塊要多。我又對她說，如果有報酬費是真有此事，不妨請她帶我去領1500元的報酬吧，我會付她1499元，她也就尷尬的笑了。沒想到這種謠言，居然能夠在北大人的群裡堂而皇之的流傳，而又竟然有這麼多人相信真有其事。

說了這麼多，也不過只是想讓願意知道真相的北大朋友，知悉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箇中的原因和真相。當然不少屬於我個人的經歷，是對是錯，歷史自有公論。至於對那些不願意知道香港、討厭談論香港的朋友，非常抱歉，請點擊看其他文章好了。如果我的做法引起眾人的不滿，在下也一併道歉了！

 

**文章純屬個人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

竇文殊

 

上文提到香港人反對所謂「送中條例」的根本，是對大陸司法制度投下不信任票。

而多名香港官員在修訂所謂「送中條例」的表現，更是讓香港人憤怒，令事件火上加油。例如：代表政府向立法會提出該法例修改的保安局長李家超，先是在立法會上完全迴避議員提出的問題，在最後一天諮詢時，公開說大陸的司法獨立在全世界中表現不俗。其實誰都知道，中央早已公開表明反對司法獨立，而且提出要向「司法獨立亮劍」，而李家超卻以司法獨立排名世界前列，作為為大陸司法辯護的主要論據，這不就是在幫倒忙嗎？有這樣的「公關」，焉能不引起眾怒？教人如何相信香港特區政府？

再看特首林鄭月娥。 在6月9日的「反送中」遊行，隊伍先從維多利亞公園出發，香港警方被批評刻意「壓縮」遊行路線，令數十萬等候出發的遊行人士，在攝氏三十二度高溫及在毒辣太陽下暴曬最少兩個多小時，（我在維多利亞公園現場見證）現場不斷有人中暑倒下；但與此同時，特首林鄭月娥卻在冷氣足足的「大殿」中，與北京派來的「欽差」們，出席一個向故宮贈送檀木的儀式。

遊行尚未完全結束，林鄭月娥已迫不及待地重申，不會改變把所謂「送中條例」直上大會二讀的做法，意思就是會繼續強行要立法會通過，這份政府聲明，根本是對參與遊行的數百萬人作公開挑釁，明顯進一步地激怒香港人，果然當晚凌晨，部分示威者隨即在立法會外爆發警民衝突！

當年50萬人參加反23條立法時，前特首董建華擔心出事，在辦公室坐了足足好幾個小時，以作好應變準備。相比下，林鄭的表現等於是在公開地告訴香港人，我根本不在乎你們想什麼、幹什麼，一副你能把我怎麼樣的態度。有如此只看北京眼色行事、不顧市民觀感的政府官員，你能指望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不憤怒嗎？

**文章純屬個人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

竇文殊

 

香港最近事情多，作為一個已在香港生活過好幾年的人，畢竟有義務說幾句。

上次提到香港享有的自由保障、司法獨立下的法治，是香港經濟發展及市民得以不斷提高生活質量的屏障，也是不少外國投資者願意將在遠東的總部設於香港的一個重要原因。

雖然香港資源少，市民住房非常緊張，但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和基本權利保障方面的水平仍算不錯。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有次吃魚時魚骨卡住喉嚨（本人屬貓，好吃魚），很難受，由於事發於星期六晚上，鄰近私家診所早就關門，唯有跑到離家不遠的公立醫院，等候三個小時後，醫生替我照過X光後安排入住病房，當晚從住院醫生到主管醫生，先後三人前來診斷，翌日被推進手術室，醫生最終以內窺鏡將魚骨從喉嚨深處夾出來。出院時到收費處一看賬單，120港幣（大約15美元），當然在賬單上註明：如非香港居民，應繳費用為6000港幣（大約750美元），足見香港窮人醫療是很便宜，即使沒有看私家醫生那麼快捷、舒適，但最少保障了基層接受基本醫治的權利。

談過香港其實有不少人和事情，都值得我們去尊重。話鋒一轉，談談今次處於漩渦中心的修改逃犯條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及香港政府主要官員在修例事件中的表現。

被香港市民稱為所謂「送中條例」，其實是指由香港特區政府提交、早前在立法會審議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也有人將其簡稱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港府聲稱今次修改相關法例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提供法律基礎，方便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今後根據中國大陸、澳門和台灣等司法管轄區提出的要求，向對方移交犯罪嫌疑人和進行法律協助。

個人認為，討論修改引渡條例本身問題不大，但我與眾多香港人一樣對於事件的處理手法抱有懷疑，主要擔心以下數方面： 香港的引渡條例的修訂，並沒有給予立法會及公眾足夠的討論時間及空間，就強行提上立法會三讀。而香港特區政府處理的過程中態度極為傲慢，令人不禁質疑有強硬推行的意圖。另外，政府今年二月才正式提出修例，隨後僅僅給予二十天時間供公眾參與討論，遠少於其他議案正常有最少三個月的諮詢期，政府無法就此作出合理的解釋。試問一條影響深遠及廣泛的條例修訂，僅僅只有二十天的公眾討論時間便要匆匆上馬，怎麼可能足夠？如何令人接受及服眾？

雖然西方多個民主國家都與中國有簽訂引渡條約，但香港與大陸間簽署的引渡法案，與法國與中國簽署的引渡法案性質不一樣，絕不能相提並論。法國與中國是國與國之間，兩者均屬於各自獨立的主權國，有各自的制度，故巴黎對北京擁有一定抗衡力。相反，香港只是中國國內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城市，屬於中國，兩者存在從屬關係，尤其是，當在引渡上手握決定權的香港特首，同樣是北京任命，情況更顯複雜。因此，香港當局是否擁有足夠的能力，向來自北京的壓力說不？這才是大家最大的擔憂。

當政府倉促推動修訂引渡條例的背後，也就不得不提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有關爭議於2002至2003年間發生，曾引發香港50萬人上街遊行示威抗議，最終令三位建制派議員倒戈，政府料有關立法欠足夠票數通過，被迫撤回，事件才得以落幕。香港人當時認為，所謂廿三條立法是為政治迫害敞開大門，衝擊著香港言論、結社等自由的底線，如今中央又通過各種途徑，要求香港重啓立法，大家普遍會認為強推引渡條約修改的背後，就是要讓廿三條立法重臨，影響甚至比廿三條更嚴重。

更重要的是，香港人反對所謂「送中條例」的根本，是對大陸司法制度投下不信任票。他們明白，大陸法官由黨的政法委管理，而政法委的書記只聽黨書記，一旦得罪了政府或官員，在大陸要把人定罪並不困難，因此估計不信任大陸司法制度者，並不限於身處香港的中國人。假如政府允許一個中立的研究機構在大陸人中間做一個公正的調查，恐怕人數也不在少數。不過話又說回來，大陸的司法又真的有想像中可怕嗎？

 

**文章純屬個人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

 

竇文殊

 

香港最近事情多，作為一個已在香港生活過好幾年的人，畢竟有義務說幾句。

先作利益申報，我本人的生活和工作圈子都不是以廣東話為主，提出的觀點不代表香港人，也要事先聲明，包括我不會回應對香港和和香港市民作出的謾罵式言論、會把事實與觀點分開表述，而且我不否認有自己的立場。

我們先從香港的基本事實說起，一名叫「羅新」的網民早前發過帖，裡面提到香港在一些重要方面的世界排名：治安指數全球第六；人均壽命全球第一；連續24年成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第三，僅次於倫敦和紐約；基礎建設競爭力全球第一；航空貨運量全球第一；三間大學躋身世界前50位……

「羅新」的文章中也提及一些香港人對大陸人血濃於水的歷史事實，每次國難當前，香港人都會義無反顧、挺身而出。例如二戰爆發後，香港兩個小商販發起義賣活動，將全天總收入撥捐予抗日隊伍，有關的義舉迅速席捲全港，從老人家、小學生、家庭婦女，到工廠、商店、酒店、運輸，全民加入行動，僅這些義賣活動，當年就募捐了幾百萬元，現在看起來就是一筆不菲的善款。後來，這種募款的方式也陸續傳播到其他海外華人聚居的國家，故香港為了中國抗戰作出過巨大貢獻，香港功不可抹。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不少廣東一帶的災民為生存，不惜冒險偷渡至香港，最高峰時一天數千人也是等閒事，當年香港從市民到社會團體，都敞開懷抱，向同胞伸出援手，為他們提供各種生活用品，不惜一切掩護他們進入香港。當時，香港《明報》創辦人金庸曾發表社評，寫道：「最寶貴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鼓勵要協助內地同胞。

記得1998年，中國各地爆發特大洪災，損失慘重，香港政府也第一時間撥款賑災，演藝明星、香港市民紛紛響應加入行動。那一次，香港總共籌得6.8億元，善款額全球第一。2008年發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香港當年捐出100億港元，而往後的十年，香港又援建了近200個重建項目。

多年來，香港人為內地做的公益事業多不勝數。娛樂大亨邵逸夫，畢生捐往內地的各項款項總額超過100億港元。全國各地不少高校均設有「逸夫樓」，彰顯他對教育及科學研究的貢獻；影視藝人古天樂，用掙來的錢在內地捐了100間希望小學，由於其善行，古天樂被人稱「古校長」；香港市民黃福榮同樣熱心公益，長年做義工。2010年青海玉樹地震中，黃福榮兩次進入廢墟搶救孩子和老師，不幸獻出寶貴生命等。以本人為例子，在認識的人當中，年逾70歲、仍堅持在大陸興建希望小學的香港人絕對不止一人。「羅新」所指的有關經濟、衛生、教育、治安、人均壽命等的排名，大致與我的認知相符，至於有關香港人對大陸人的同情和支持，也曾被報章和書籍刊載過，最少至今，我未看到不符合事實的描述。

關於香港與內地的比較方面，不錯，香港是一個缺乏資源的城市，人才也遠不及內地的多。假如同文同種人群的智商是正常分布的話，大陸的人才數量遠比香港多，考慮到科學研究和經濟發展的集群效應和規模效應，與大陸相比，香港的條件更是無法相提並論。與此同時，由於歷史和政策原因，香港也的確存在不少問題：包括貧富懸殊比中國大陸要大；經濟對房地產的依賴過高；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人要實現住房十分困難；香港許多專業人士缺乏創造性，傾向墨守成規等。 上述諸多原因，與大陸經濟過去四十年的快速相比，香港的相對分量下降是可以預期、也是可以理解。

但無可否認，這個華洋集處的彈丸之地，儘管帶著種種問題，我們不容否定香港過去一百多年，包括近四十年的發展，尤其是它對中國發展的貢獻，和對亞洲金融業的貢獻，遠高於其應該有的份額。不少人認為，依賴中國發展，才造就了香港發展，這點只說對了一部分；但少數強調這點的人，卻刻意迴避為何一個小小、寄生的「依託體」能夠做出高出其應有份額的貢獻，而強大的「被依託體」卻長期得不到發展，只能要靠人家（香港和外國人）的「依託」來發展，不僅如此，還要以居高臨下的態度來嘲笑香港，這種思維方式和辯論方式，不禁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個人認為，香港享有的自由保障、司法獨立下的法治，是香港經濟發展及市民得以不斷提高生活質量的屏障，也是不少外國投資者願意將在遠東的總部放在香港的一個重要原因。香港的自由，不光是政治言論和出版自由，還有貨幣自由兌換、對外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建立企業的自由等，基本上政府極少會不合理干涉企業經營的空間，這樣的制度雖然也會給投機者提供鑽空子的機會，但更重要的是它為真正的創業者和正當經營者，一定程度上減省制度性成本，促進香港經濟的活力。香港的法治，例如堅持無罪推定原則，有完全獨立於行政權力的法院和法官，還有專業、不受政府支配的專業律師隊伍，令外國投資者放心將總部設在香港，而他們在與中國有關企業簽訂合同時，普遍堅持將法律適用地和仲裁地點選擇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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