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新聞觀點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原先，他們針對的是內地遊客，現在，他們開始針對香港人在內地的骨肉親人：配偶、子女。

他們，指的是香港的反對派。香港的反對派現在連香港人在內地的骨肉親人都要反對了，他們要求改變單程證制度的聲浪一天高過一天。

所謂單程證，指的是由內地公安部門發給在香港有直系親屬（配偶或父母）的內地居民前來香港定居的通行證。

早先，香港雖被英國佔領，但中國人還是可以自由進出香港。何冀平編劇的電影《明月幾時有》，講日據香港之後，中共派人到香港將茅盾、鄒韜奮、夏衍等文化名人轉移回內地，歷經各種危險，但就沒有證件的事。

一代古琴大師蔡德允女史1928年至1950年期間曾在上海和香港之間自由進出多次，其子沈鑒治回憶錄《君子以經綸》說，後來，「母親去上海探望外祖母。適逢國內正在進行三反五反運動。母親想要回香港……經大舅父奔走總算（從派出所）獲得出境許可，回到香港。」

這表示，對內地人前來香港實行出境控制是內地政府所為，而不是港英當局所為。
直到1980年，港英還一直實施「抵壘政策」：內地人不論通過什麽渠道來到香港，只要能夠抵達市區並與親人團聚，就可以成為香港居民。

就算是英國人，也還是尊重骨肉團聚這個人倫的。

香港反對派提出，要收回單程證的審批權。

問題是，單程證的審批權從來就不在港府這裡，不是內地不給港府，而是港府不要。

由於港人與內地人的跨境婚姻越來越多，需要赴港團聚的港人內地配偶和子女越來越多，港英當局越來越吃不消，就在1982年與內地政府達成協議，規定從內地來港定居者須持內地政府簽發的單程證，配額為每天75個，1993年增至105個，1995年增至150個。

這是讓內地政府做壞人，來控制赴港人數。

香港反對派要求削減單程證配額一半至每天75個。

事實上，每天150個配額並不能滿足港人內地親人來港團聚的迫切需要。香港保安局長李家超說，多年來，內地配偶最少要等上4年，才能來港團聚。

儘管如此，香港回歸後，這個配額並沒有被調高，一直維持到今天。

反對派又問：「點解一定要來香港團聚？而唔去大灣區？」

遇到問題就推給內地是某些香港人的慣性思維。在香港，幾乎人人都反對在自己家附近堆填垃圾，問他們如果全香港都不能堆填垃圾，那麼垃圾該怎麼處理呢？香港有些機靈鬼就說了，送去內地堆填啊。

現在，香港的反對派已經發展到把其他港人的內地親人視為垃圾了。

涼薄到令人髮指。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又要馬兒快快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反過來說，如果馬兒跑不快，可能是因為馬兒沒草吃。

如果套用這句諺語，把享有高薪高福利的香港公務員看成「馬兒」，那麼他們就是有草吃、吃好草的「馬兒」。按說他們應該要跑得很快了，但實情是其中一些「馬兒」跑得很慢很慢。

港媒報道，香港康文署轄下450個公眾遊樂場地，因沒有在土地註冊處存放圖則，導致糾正及處罰在這些場地違例吸煙等一系列相關執法行動需要暫停。

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中文版的規定，公眾遊樂場地是指「（《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附表四當時所指明的地方，而其界限並已於當其時按照第106（5）條條文存放的有關圖則上繪明」。中文版香港法律條文的中文實在很差，佶屈聱牙的。程老漢試著解釋一下這個規定的意思吧：公眾遊樂場地需要以平面圖的方式明確標注出其界限，而且這些平面圖必須存放在土地註冊處備案才具有法律效力。「則」是法則，「圖則」就是以平面圖方式呈現的法則。

所以，若康文署沒在土地註冊處存放這些圖則，就表示這些場地的「公眾遊樂場地」的法定地位存疑，進而表示政府在這些地方的執法權存疑。

《明報》記者查到，鰂魚涌公園1994年啟用以來就不曾存放過圖則；1983年啟用的尖沙嘴「市政局百周年紀念花園」，直至今年1月8日才首次存放圖則。
就是說，康文署之懶政，已是經年累月。

衙門自古多懶怠，但求無過是常態。有網友在「雅虎香港新闻」發了一則「正苦工格言」：「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唔做唔錯。」

「正苦工」是廣東話「政府工」的諧音，指公務員。

這個「格言」說出了公務員怠惰的根本原因。就以康文署這次被揭發的這個大烏龍來講，現在大家都知道康文署錯了，康文署也認錯，可是這不是誰做錯了什麽，而是沒人做過什麽。沒人做的事，你能找誰來承擔責任？

窺一斑而知全豹，香港越跑越慢的原因你知道了吧？

智慧城市數碼基礎建設

黃偉綸  香港發展局局長

 

一個有效率和宜居的城市，必須擁有良好和完善的基礎設施，如道路、橋樑、通訊設備等；同樣地，香港要發展為智慧城市，優良的數碼基礎設施也十分重要。財政司司長在2019-20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預留3億元，加快發展「空間數據共享平台」，促進地理空間數據的整合、互通、共享和創新應用，並分階段推出高質素的全港三維數碼地圖。今次，我邀請了香港地政總署署長陳松青，介紹署方就上述兩方面的工作及未來路向。

每天都在使用「空間數據」？

大家對「空間數據」這名稱或許會感到陌生，但其實它早已在不知不覺間融入我們的生活。「空間數據」是指具有地址或地理位置資訊的數據，手機上大部分的應用程式，都牽涉使用「空間數據」，例如利用手機上的地圖尋找路線，或以應用程式尋找餐廳、停車場、巴士站位置等。政府致力發展「空間數據共享平台」，目的是提供一個可以整合、互通和共享地理空間資訊的平台，支援不同應用程式的開發和創新應用。

建立「空間數據」超級市場

陳松青署長形容，「空間數據共享平台」就如一間超級市場，不同的供應商提供不同的貨品（空間數據），貨架上會有適當目錄標籤，並標示如何使用，方便市民和程式開發者尋找適合的產品及應用。地政總署去年底推出新網站「香港地理數據站」（HK GeoData Store），可說是「空間數據共享平台」入門網站的初版。

陳松青署長說，現時數據站就像一間雜貨店，未達大型超市的規模。未來，其中一項主要工作是要把數據站持續擴充，將更多與土地有關的數據數碼化，並透過與不同部門和公私營機構合作，採集更多與城市建設和設施以至公共服務有關的數據，逐步開放出來，豐富數據站涵蓋的範圍和內容。他期望在2022年底前完成有關工作。

三維數碼地圖更準更豐富

發展數碼基礎設施，除建立「空間數據共享平台」，還包括將平面地圖提升至三維數碼地圖。陳松青署長介紹，相比二維地圖，三維地圖提供更真實、準確及豐富的數碼地形圖數據，就像在數碼環境中創建的一個真實城市環境。而各項透過傳感器搜集得來的數據，如溫度、風向、噪音等，都能有效地融合於三維地圖上，支援多方面應用及分析。三維地圖用途更廣泛，包括城市規劃、土地管理、工程研究、環境評估、交通運輸研究、景觀設計、航空規劃、物流、開發相關應用程式等。

三項三維數碼地圖產品

香港地政總署正陸續開發3項三維數碼地圖產品，包括（1）三維城市地圖（2）三維行人及行車道路網及（3）三維室內地圖。

陳松青署長說，三維城市地圖將於今年下半年開始製作，覆蓋範圍包括香港島、九龍及早期發展的新市鎮（例如沙田、荃灣、葵青、屯門、大埔等），並會上載到「香港地理數據站」，開放予公眾使用。覆蓋範圍隨後會推展至其他地方包括大嶼山等，目標是於2023年底前完成整個香港三維城市地圖。

 

另外，香港地政總署將於今年底開始，逐步把香港市區及新市鎮的三維行人及行車道路網絡模型數據放上網，提高三維地圖的可用性，該計劃預期在2020年初完成，屆時除了為車輛導航，亦可為行人導航，提供前往目的地的最佳路線。就三維室內地圖而言，署方正展開先導計劃，利用約150座大廈的建築圖則，製作三維數碼模型，將室內環境三維數碼化，期望可於今年內完成，並推展至市區不同的建築物。

我期望隨着「空間數據共享平台」和全港三維數碼地圖的工作按計劃逐步展開，能促進開放和分享更多空間數據，讓市民及公私營機構更方便搜尋和使用，並為香港的創科及智慧城市發展，提供重要的數碼基礎設施。

全面打擊人口販運 致力保障外傭權益

張建宗  香港財政司司長

2019年3月10日

香港一直以多管齊下的方式，全方位打擊販運人口活動，及加強保障在港工作的三十九萬外籍家庭傭工（外傭）。

剛發表的2019-20年財政預算案，撥款超過6,200萬元在香港警務處、入境事務處（入境處）、海關、勞工處及律政司開設98個新職位，以全面及積極推行《香港打擊販運人口及加強保障外籍家庭傭工行動計劃》（《行動計劃》）。

政府在2018年3月成立了跨局／部門「打擊販運人口及加強保障外籍家庭傭工督導委員會」，目標是制定整體策略和監督《行動計劃》的執行。督導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保安局局長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為副主席，相關部門首長為成員。

《行動計劃》以行動為本，列出14項新措施和20項恆常措施，其中10項新措施已經落實，其餘亦將於今年稍後推出。

受害人識別

執法部門自2015年起陸續推出販運人口受害人識別機制。繼入境處後，警務處和海關亦於去年全面執行有關機制。

去年，有7 500多名容易受剝削人士（例如非法入境者、性工作者、非法勞工、外傭和輸入勞工等）接受初步識別審核，為2016年的三倍。而接受全面查問的人，亦比2017年大幅上升差不多四倍至110人。

儘管我們大力加強受害人識別的工作，被識別為受害人的比例仍然維持在低於0.3%的水平，只有18人，進一步印證販運人口在香港並不普遍。

我們的工作既重量又重質。去年，執法部門參考了「香港公民社會反人口販運專責小組」所發布的受害人識別工具，改良了政府的受害人識別問題清單，令受害人識別更準確。

調查及執法

另一重點措施是推出了跨部門聯合調查機制，讓相關部門在有需要時一起會見受害人，避免受害人在不同的會面中，不斷複述其痛苦和創傷經歷。這實為督導委員會一項重要成就。

另外，所有相關部門已委任專責隊伍或人員處理販運人口案件，大大加強了執法上的整體及跨部門協調工作。

加強保障外傭

督導委員會亦非常重視三十九萬在港外傭的權益和福祉。

 

自去年4月，勞工處已積極加強對不良職業介紹所的執法，以配合將職業介紹所濫收求職者佣金的最高刑罰大幅提升六倍的法例修訂。勞工處亦把巡查職業介紹所的目標次數提高至每年2 000次，相比2014年增加了54%。自去年10月，勞工處於其職業介紹所專題網站(www.eaa.labour.gov.hk)發布職業介紹所被定罪或接獲書面警告的紀錄，讓廣大僱主及求職者(包括外傭)可作出知情的決定。

勞工處於去年12月設立了24小時電話專線(2157 9537)，提供七種語言的傳譯服務，為外傭提供一站式支援，方便他們就僱傭權益作出查詢或尋求意見。外傭亦可透過勞工處的外傭專題網站(www.fdh.labour.gov.hk)及職業介紹所專題網站的網上表格作出查詢或投訴。這些例子均顯示政府保障外傭的決心和努力。

為進一步保障外傭權益及加强政府之間的合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於今年一月訪問印尼雅加達。兩地政府重申了雙方共同維護在港外傭權益的決心，並同意加強合作及保持緊密聯繫。

培訓及夥伴合作

我們亦加強培訓工作，2 300多名來自不同政府部門或機構的人員在去年接受本地或海外有關販運人口的培訓，較2017年多約三成。其中，醫院管理局及東華三院「芷若園」更是首度參與有關培訓。

另外，為加強與民間社會的夥伴關係，政府過去一年亦積極參與由各本地及國際組織舉辦與販運人口有關的活動。當我們的合作越緊密，販運人口罪行就越難在香港立足。

未來一年

以上的工作成果為2018年寫下打擊販運人口重要的一年。當然，我們絕不會因而自滿，會繼續提高警覺。

政府的額外撥款會讓我們加大力度打擊販運人口。當中，勞工處會於其分佈全港的10個勞資關係科分區辦事處推行受害人初步識別機制，以便及早識別潛在受剝削或虐待的外傭。勞工處亦會探討如何鼓勵更多外傭在刑事案件出任控方證人，並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外傭認識其僱傭權益。

另外，入境處會成立一個新的專責組別在處理外傭簽證申請前進行初步檢查，以及早識別潛在的販運人口或剝削外傭個案，並在有需要時盡早展開調查。警務處、海關和律政司亦獲撥備新的資源，加強《行動計劃》的實施。

上月，我與非政府組織就販運人口議題作出交流，並指出特區政府在打擊販運人口上的努力和進步理應得到認同。

香港現時有一籃子不同法例，全面、有效及針對性打擊販運人口及保護外傭，這多元化的法例模式制度行之有效。但有部份人士卻因香港並無單一法例的模式為由，指控政府沒有決心打擊人口販運。這說法並不公允，更無事實根據。數據及事實勝於雄辯，所有客觀指標均顯示我們在打擊販運人口和保障外傭方面正朝著正確方向推進。

我會繼續帶領督導委員會全力落實《行動計劃》。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不怕辦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香港有人提出，要在鄰近香港的珠海、中山及惠州等城市覓地建「香港村」，興建大量房屋，只限港人居住，並在當地引入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配備由香港管理的商場、街市和醫院等。

程老漢聞訊驚呆了。

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香港樓價高、租金貴、生活空間狹小擠迫、營商成本高企。但香港真的沒地了，郊野公園不能犧牲，填海又會遭遇環保爭拗，阻力巨大……猛一回頭，把眼睛望向祖國內地，廣袤的土地啊那麼那麼多，讓我們一頭紮進你寬闊的懷抱吧！

提出這個大膽創意的人承認，「香港村」的建議已在去年提出，他們也曾接觸過廣東的省市官員，但「對方回應指當地土地供應也很緊張，甚至已開發的地比香港還多。」

這個回應跟直接回絕有什麽區別？

但創意人不甘心，表示會「繼續透過不同途徑爭取」。意思就是，他們要把這個提議弄去北京，讓中央來壓廣東。

真會撒嬌。

這些年來，有一些香港人，有問題就推給內地，遇困難又想著佔內地便宜。

水貨客滋擾香港，有些香港人就說是內地水貨客造成的，逼著內地政府將深圳居民原先每天都可自由進出香港的「一簽多行」，改成一周衹能來香港一次的「一周一行」。

最諷刺的是，給內地人香港自由行，讓深圳居民每天自由進出，恰恰是港府早些年向中央要的。

2003年是個羊年，經歷了九八年金融風暴和非典型肺炎襲擊的香港非常蕭條，為刺激香港經濟，港府請求中央開放內地遊客到訪香港。當時國務院一位領導說：「你們好好考慮清楚了，這門一旦打開是關不上的。」港府回答說，香港有信心，中央請放心。
大約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吧，香港人學會了「等靠要」：等著天上掉餡餅、背靠大樹好乘涼、伸手要福利。香港一些人對這三個字的意思可能不大瞭解，但是做起來已經有模有樣甚至堪稱嫺熟。

結果呢？2015年，又一個羊年到來了，上一個羊年打開的門，開了一輪之後，硬生生被關上了，深圳居民「一簽多行」被改成「一週一行」。

「始亂終棄」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吧？

內地改革開放的意義之一是市場化。40年來，內地人逐漸適應了靠市場而非靠市長。殊不料，40年後有些香港人來了個逆行，從原先的靠市場改成靠「市長」了，市長不樂意他們還找省長，省長不樂意他們還找中央。

同樣也是海島城市的新加坡衹能靠填海來解決土地短缺問題，他們沒處找「市長」撒嬌去，衹能靠自己。

（轉自微信公號「甜甜餘味」7日文章）

3月5日，美國國務院官網發佈國務卿蓬佩奧近日接受採訪的實錄。

蓬佩奧表示目前美中經貿談判進展不錯，但他強調，美中兩國達成的任何經貿協議必須保護美國人民尤其是美國農民的利益，否則美方也可能放棄與中方達成協議。

早前，中美第七輪磋商階段，美國農業部長珀杜在Twitter上透露，中國承諾再購買1000萬噸美國大豆，特朗普當即轉發，由大豆領銜的中美農產品貿易由此倍受關注。

農產品在中美經貿領域真的這麼重要？

既然美方那麼在意，那麼中方加大從美國的農產品進口是不是就是妥協和讓步？

中國不是農業大國嗎，我們自己加把勁，把產量搞上去行不行？

逐條來看。

1.自己種化算，還是買更化算？

說到從美國進口農產品，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咦，我們自己不就是農業大國嗎？怎麼反而要從工業大國進口農產品？

沒錯，我們的農業總產量是高，但是一到人均，就遠遠算不上多了，這一點很好理解。

從美國進口農產品有什麼道理呢？

首先，從自然條件來看，美國的緯度跟中國差不多，總耕地面積389,690,414英畝（約23.66億畝）（來源：美國國家農業統計局2012年統計資料）；中國的總耕地面積截至2016年度是20.24億畝，與2015年底相比淨減少115.3萬畝（來源：自然資源部《2016年度全國土地變更調查主要資料結果》）。再考慮到兩國的人口和機械化程度，美國的農業可以說先天佔優。

其次，從生產效率來看，根據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中心資料（下圖），有分析指出：受土壤、種子、技術等各方面影響，美國玉米、大豆平均單產分別是我國的1.42倍、1.49倍，而我國的小麥畝產是美國的2.59倍。此外，我國糧食種植總成本明顯高於美國，主要體現在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

很明顯，我們自己種大豆種玉米，成本多，單產低，不是我們的強項，而美國卻恰好相反。這也正是國際貿易之所以能夠實現的基礎：國與國間的比較優勢。從美國買大豆買玉米，看起來花了錢，實際上比自己種更省錢。

2.自身需求不斷增長

根據農業農村部及海關總署的公開資料：2017年中國大豆進口9553萬噸，其中，從美國進口3258萬噸，從巴西進口5093萬噸；2018年中國大豆進口8803.1萬噸，同比減少7.9%，自2012年以來首次出現減少。其中，從美國進口1664萬噸，下降49.4%，佔18.9%；從巴西進口6608.2萬噸，增長29.8%，佔75.1%。

這些資料說明什麼？一是大豆的需求在逐年增長，只有2018年是個例外；二是大豆進口量非常龐大，有外媒評價中國正在成為全球大豆進口市場史無前例的「億噸之國」；三是說明大豆消費是剛需，不從美國也要從其他國家進口。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大豆？中國的植物油消費早就不再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按人頭供應，再加上猛增的肉蛋奶類消費，養殖業對加工飼料的需求突飛猛進，進口大豆提供的油和榨油剩下的豆粕自然越來越不可或缺。

3.保證主糧自給自足的戰略需要

基辛格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論點：「誰控制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誰掌握貨幣發行權，誰就掌握了世界。」糧食，對一個國家來說，始終都具有戰略儲備的地位。

 

以2018年中國糧食產量情況來看，豆類單位面積產量1882公斤/公頃，作為主糧的稻穀和小麥則是7027公斤/公頃和5416公斤/公頃，分別是豆類的3.73倍和2.88倍。也就是說，如果中國選擇自主大規模種植大豆這種畝產較低的作物，比如種1億噸大豆，就相當於要擠佔3.7億噸稻穀或2.8噸小麥的耕地面積，而2018年我們全國的糧食總產量不過6.58億噸，其中穀物產量6.10億噸，大豆這一佔，糧食肯定不夠吃了。

為了我們的糧食安全底線，為了保證主糧的「自給自足」，除了主糧，通過進口管道滿足包括大豆、玉米之類的農產品需求顯然是最理性的選擇。

4.發達的美國農業

得益於優渥的自然地理條件，大型農場經營和機械化，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發達國家。雖然農業人口僅佔2%，但是其糧食總產量約佔世界總產量的1/5，玉米、大豆、小麥產量分別位居世界第一、第一和第三位，僅次於中國和印度（據駐美國使館經商參處公開信息），其中玉米和大豆產量全球佔比超1/3。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2018年美國農產品出口總額超過1440億美元。

農業，對美國來說，不僅意味著不容小視的經濟價值，更具有全球糧食市場話語權的特殊作用。正如蓬佩奧在採訪中強調的：「不斷發展的農業經濟有利於維護美國國家安全。」

5.中國市場

2017財政年度，美國對華農產品出口收入達到220億美元，中國成為美國農產品頭號出口市場,出口量最多的依次是大豆、粗糧穀物（比如玉米）、皮革、豬肉及豬肉製品、棉花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大豆出口總量約6成都出口到中國，這也是為什麼中方在中美交鋒階段，能用大豆作為反制工具的重要原因。

反制效果顯而易見。

根據美國農業部報告，截至2018年12月1日，美國大豆庫存達到37.36億蒲式耳，創下紀錄新高，出口量遠遠低於一年前同期。「美國大豆運輸逆差主要是因為中國」（The deficit in U.S. soybean shipments is primarily related to China），報告指出。與此同時，正如路透社此前所說：在過去一年間，來自巴西、阿根廷、衣索比亞、俄羅斯等多個大豆出口國的農民都感受到了中國市場的價值所在，「中國買家的選擇是多樣」。

除票倉價值，現在對十個大豆生意受影響的農業州來說，更迫在眉睫的是：種植季已經來臨，農民們該種植什麼？

荷蘭合作銀行高級農產品分析師Michael Magdovitz就指出：「美國農民持有創紀錄的大豆庫存，他們必須儘快決定要種什麼農作物。除非看到與中國的貿易談判有更多進展，否則他們可能會更積極出售這些庫存。」

只有通過與中方達成一致，恢復中國市場，美國農民才能得到清晰的答案，毫無疑問這也是美國政府的訴求。（國務卿蓬佩奧剛剛到訪的愛荷華州就是美國大豆產量第二高的州，他在這接受媒體採訪並發表講話。）

6.毫不違和的農產品貿易

實事求是地說，只要保護好國內的主糧生產，擴大美國農產品進口理性且有利：可以更好滿足中國老百姓食品消費結構升級的需求，可以為農業提質增效提供更多時間空間。簡單地將美國有好處就等同於我們吃虧，其實也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

在農產品生意上實現互利共贏，不僅能給美方發佈「談判取得成功」的社交網Twitter加點料，也是最符合兩國人民實際需求的點，是中美做生意「最大公約數」的體現。何樂而不為？

（原題為《中美做生意，農產品有多重要？》）

原文連結：觀察者網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香港國際機場兩條跑道每小時能處理的航機升降量的上限是68架次，2016年5月起就已經達到這個上限。到今年，升降量飽和問題更加突出。近日，香港TVB報道說，進入2019年，香港國際機場曾有過單日飛機升降量達1200多架次，創出新高。

這時回頭一看，就會慶倖香港機場第三跑道工程已於2016年8月展開，預計8年建成，2024年啟用。

跟香港所有的大型基建一樣，第三跑道的建設也經歷了環保爭拗、司法覆核。
反對建設第三跑道，還不止於環保爭拗，更有一種觀點說建第三跑道沒有用，最著名的反對意見是拿一間食肆男廁的第三個尿兜來比喻第三跑道。

反對者說，有間食肆男廁裡原有兩個並排的尿兜，因客人太多，尿兜不夠用，老闆就請人在兩個尿兜之外增建第三個尿兜。建好之後發現不解決問題，「兩個尿兜的使用者佔用同一空間，互不相容，建有兩個尿兜也沒有用，現實裡只有一個客人可以在此小便。」

拿尿兜比機場跑道，虧他想得出來。

問題是跑道並非尿兜，用途不同，用法更不一樣。比如，飛機在機場跑道上有升有降，而男人衹會往尿兜撒尿而不會從尿兜裡回收尿。香港機管局說，第三跑道衹有一個降落用途，飛機不會從第三跑道起飛。假如硬要套尿兜論，這就好比第三個尿兜那裡站著的男人並不撒尿，衹在尿兜前側身立正，等第二尿兜那個男人撒尿完畢騰出空間，他這才開始撒尿，而下一個男人已經站在第二個尿兜那裡側身立正等候……假如，食肆裡有一個具專業水準的調度員負責調度客人使用尿兜，這第三個尿兜的作用就能夠發揮得更加好。

一直沒看見有機場專家出面駁斥尿兜論，程老漢為此感到迷惑，以為專家被尿兜震趴下。

後來，聽了郭德綱的相聲，恍然大悟。

北京相聲名家郭德綱這樣說：「我和火箭科學家說，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認為得燒柴，最好是煤，煤還得選精煤，水洗煤不好。如果那科學家要是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輸了！」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陳茂波被某些香港人標籤為「史上最廢財政司司長」，但程老漢非常支持他，認為他是「史上最忠誠財政司司長」。忠誠於誰？忠誠於香港的納稅人。

2017/18年度，港府收穫千億財政盈餘、積累萬億財政儲備，香港的敗家仔政客們聞風而動，又來鼓搗，非要把這些錢拿出來「派糖」。他們見記者、寫文章，狂轟陳茂波。

陳茂波去年曾預估，本財政年度頭9個月綜合盈餘可能是400億元，但最近統計出來是590億元，比陳茂波的預估數多了很多。有議員借題發揮，說陳茂波是「唱衰經濟」、「靠嚇」，「出口術（忽悠）」，是以詭計欺騙市民，做法可恥。

香港歷任財政司長都會以保守審慎的態度預估香港的財政盈餘，這是穩健理財之道，怎麼是唱衰呢？再說了，預估衹是大致推算，推算得再不準確也扯不上欺騙啊，又何恥之有？

有立法會議員形容陳茂波如此作為是為政府不派糖做鋪墊，意圖「撳住荷包」拒「派糖」。

「撳」是「按」的意思，「撳住荷包」就是「護住荷包」的意思。這正是程老漢支持陳茂波的原因，為納稅人「撳住荷包」，陳茂波好樣的！

某些敗家仔政客之所以要如此不依不饒謀奪財政盈餘，就兩個目的：首先是慷納稅人之慨邀買選票；二是順便為自己撈取幾千塊錢好處，他們要的是政府全面派糖，全體香港人不論貧富人人「雨露均沾」。

香港立法會議員月薪9萬多元，另外還有各種雜費津貼，幹滿一屆（4年），可拿到1690萬元。程老漢實在不明白，如此高薪厚職的他們，真的缺那幾千塊錢嗎？

政府財政盈餘多了，最應該做的是扶貧扶弱扶老扶幼，給真正有需要的人群更多的關懷和補貼。

還多？那就向納稅人提供稅務優惠啊！香港的財富是納稅人創造的，應該向納稅人致敬。

再多財政盈餘都不應該一哄而上人人分而食之。把錢派給經濟不貧身體不弱的人幹什麼？派給他們好讓他們開派對嗎？

法國黃背心運動已經鬧了三個月，把個大好國家鬧得七葷八素了還不肯罷休，說要鬧到馬克龍總統拿出「惠民措施」為止。程老漢把這話翻譯一下好了：他們要鬧到讓納稅人大出血為止。

可恨啊那些幕後的黑手，納稅人的公敵！

馬基雅維利的《君王論》裡有一個著名論斷：在慷慨和吝嗇方面，「明智之士寧願承受吝嗇之名，因為它雖然帶來醜名但是不引起憎恨，而追求慷慨之譽，則必然招致貪婪之名，而貪婪之名則使醜名與憎恨兩者俱來。」

陳茂波撐企業，香港的打工仔應該撐陳茂波，向敗家子政客大聲說不。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香港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嚴格依照法律條文辦事，絕無苟且。

不過香港這個優點，好像隨時可能變成缺點。

比如，2018年7月，28名網約車優步（Uber）司機被裁定非法載客取酬罪成，各罰款數千元。判詞指出，根據現行法例，沒有運營許可證而收酬載客就是違法行為。這事讓香港很丟臉，簡直就像釣魚執法——優步是由香港政府投資推廣署引進，巧舌如簧把人家哄來投資，到頭來又說人家犯罪，害司機們受罰，優步香港公司也被突擊搜查，職員被捕。就連審案的法官也一邊判那些司機罪成，一邊又替他們打抱不平。他說，香港的法律制訂落後於科技，呼籲政府儘快想出解決方法。

最近，輪到港府來領教香港這個缺點的厲害了。

為了「關愛」一部分因為有收入而未能享受綜援津貼的、因為收入不高而未能享受到稅務減免優惠的人群，港府推出「關愛共享計劃」，向合資格人士每人派發4000元。

1月21日，政府開始派發申請表。沒想到，首批印製的100萬份申請表，半天之內派光，晚一步的市民竟然拿不到申請表了。

這就引發各種不滿和批評。許多人責問，為什麼不在互聯網上建立系統讓大家上網遞交申請呢？

政務司長張建宗表示，網上申請系統連招標帶設計，可能需時18個月，時間來不及。

招標，是特區政府幾乎一切公共事務必經的一道程式。政府工程、政府採購、經營權、許可證……都要招標。

或問，有些急事，比如這次的「關愛共享計劃」，能不能特事特辦，跳過招標這道坎，直接就找可靠的專業人員來做呢？答案是不能，因為這可能會導致利益輸送，可能導致政府官員貪污受賄。

就在港府因派發「關愛共享計劃」申請表而被罵得滿頭包的同時，香港有媒體爆料說，水務署3年前有3項工程判予律政司長鄭若驊丈夫潘樂陶的安樂工程公司，全未經公開招標。

反對派議員聞風而動，要來個窮追猛打。

水務署回應說，上述工程全部均屬安樂原本投得的合約，全部工程的批出符合規定。

涉事人潘樂陶始終不做回應，「你再問多100次，我都不會答你這個問題」。端的是老神在在。

你看，只要你做足功課，該招標的招標，該投標的投標，任他怎樣起底揭蓋，你都安如泰山。

這可能就是為什麼港府寧願事倍功半、耗資3億行政費去印製派發「關愛共享計劃申請表」，也絕不繞過招標程式直接建立網上申請系統的根本原因。

相當墨守成規，可也相當安全對吧？優點乎？缺點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