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首先恭喜曾蔭權先生!

本周,香港終審法院5名法官一致裁定曾蔭權上訴得直,撤銷早前由高等法院做出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定罪及判刑。

曾蔭權的噩夢從2012年2月20日開始,那天,香港一份報章報道了他和夫人在剛剛過去的週末一同到澳門吃喝玩樂。

特首當然有權吃喝玩樂,但有關報道這樣說:「曾蔭權與妻子偕同富商,乘坐3艘價值4億元的超級遊艇,展開3日2夜澳門豪華遊。」

嘩嘩嘩,這就不一樣了。因為這是暗示曾蔭權接受了富商招待。

更嚇人的是這些字眼:「價值4億元的超級遊艇」、「豪華遊」。

「超級遊艇」的主人之一何柱國很不以為然,當時他說,一來遊艇不是特別為曾蔭權而開,他只是「搭順風車」。二來曾蔭權已經支付500元船費。何柱國說,船費不能以船的價值來衡量。何柱國反問:你拿數千元買一張機票,需要問那架飛機價值多少嗎?

但何柱國的聲音被淹沒在萬眾的喧嘩聲中。

幾天之內,媒體連續爆料,揭發更多問題。最後,所有的指控都集中到深圳東海花園的一套6700多呎的複式連天台房子上,曾蔭權以每月8萬元的租金租住,後來曾蔭權被指控的3項罪名都因這套房子而來。

群情激昂輿論滔滔。2月28日,廉政公署宣佈,接受政黨社民連的舉報,經行政長官本人同意進行立案調查。廉署稱,此案調查不會因為曾蔭權卸任特首而停止。

曾蔭權的命運就這樣交到別人手裡。

曾蔭權起初被控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一是說他在行政會議商討及批准雄濤廣播的牌照申請時,沒有申報他跟牌照申請者、主要股東黃楚標正在商討租住深圳東海花園物業;二是說他在推薦設計師何周禮授勳時,沒有披露何周禮替他租住的深圳東海花園物業做室內設計。

2016年10月律政司痛打落水狗,再加控曾蔭權一項收受利益罪,指曾蔭權接受深圳東海花園裝修工程,作為批出 DBC 數碼廣播牌照申請的報酬。

租房子住,難道不是租業主裝修好的房子而是租毛坯房嗎?

最後,曾蔭權以上述第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被判入獄12個月。何周禮那一項和2016年律政司加控的那一項都未被定罪。

港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前局長譚志源說,今日終審法院還曾蔭權清譽,可謂沉寃得雪。

曾蔭權無罪。但是他有沒有錯呢?

比如,當時他作為特首而跟富商同遊同樂,低價享受高檔消費,還現身賭場,這明顯不妥。曾蔭權自己也知道不妥,證據是,他見到記者拍照就慌了,他知道自己將百口莫辯。

獲悉上訴得值,曾蔭權發聲明感謝各界。他說,「七年的纏訟,終於完結,我內心滿溢感恩」,經歷公開審訊5次,服刑8個月,訴訟「幾耗盡我夫婦終身積蓄」。

為一套並沒有多麼奢華的租住屋而耗盡終身積蓄,拼了一個清白,值還是不值?


竇文殊

 

上文提到所謂「反送中」的港府官員表現,令人汗顏。

今次談談香港反對修訂逃犯修例的 6.9 及 6.16 遊行示威的規模及其相關的問題。

對於遊行示威人數,聽過部分人最大的誤解,莫過於「上街只是少數人,沈默的大多數支持政府」的「理論」,亦有人不時在網上指出,參與遊行人數最多只有20萬人之類云云,我和朋友為求證,決定進行基本統計及推算:遊行路線約長3.5公里,道路的寬度至少有30至40 米寬,連同兩旁都塞滿人的行人路,一排最少有40至50人。 現場由於人多,遊行出發時間被迫提前半個小時,以便疏導人流,即大約從下午兩點半出發,待隊尾出發離開維多利亞公園時,已經是晚上八點半。 會基本算術的北大人,只要站在路旁數人頭,基本能推算出一小時能多少人經過,六小時又有多少人能經過?這樣的話,你會選擇仍相信香港警察聲稱只有20萬人遊行嗎?

中國駐英國大使李曉明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聲稱香港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的人數只有20萬,而聲稱簽名支持政府修例的人數高達80萬。既然如此,有關方面何不號召所謂支持的80萬人出來,在烈日酷暑煎熬下遊行?更何況該網上簽署十分兒戲,只要填身份證前面的四個號碼和名字即可,當中有多少水分就更不用說了,老人、小孩的身份證都可以拿來用,其他人的身份證也可以被盜用。

如果政府和相信官方的人真的想證明,支持政府的比反對政府的人多,那很簡單,一個公開投票不就可解決問題了吧?不過林鄭月娥又豈敢這樣做?

談到遊行人數,我們也順帶探討一下息息相關的民意。香港立法會看似民主,但目前仍只有一半議席(35人)實際由市民直接選舉產生,當中,屬於建制派(支持北京政府)的僅佔少數,而民主派佔三分二以上。至於另外一半議席(35席)是由所謂的功能、界別組選舉產生,相當多的組別根本不用選,只消有一個候選人,有幾十張票就能當選,而這些選票中不少屬於公司投票、集體票,而正是這部分議席的選舉,大部分均被指由政府操縱,所以政府才有所謂立法會的多數話事權。

當然,我並非在討論選舉方法的對或錯,事實上,我也不認同民粹主義,商業、教育界、法律界等也需要有高素質的代表參與立法,但問題在於香港政府及公眾,怎樣才能看得清楚多數人的民意所在,什麼才是香港人的真正聲音。未能掌握民情、強姦民意,卻堂而皇之地宣揚民意在自己一方的話,恐怕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風波會重覆上演,這對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管治都不是件好事。

至於關於參與遊行的所謂報酬問題,不少人到處散播,參與遊行的人每人可獲發1500元港幣。根據我個人計算,6月9日有正規參與遊行的人數最少80萬人,如果按照有人散布的言論,聲稱參與者每人發1500港幣,那麼不算其他組織費用,單單是這筆人工費就高達12億現金,這可能嗎?現實嗎?真的那麼輕易就可以所謂煽動近百萬人不顧酷熱上街遊行嗎?目前仍靠捐款維生的香港民主派恐怕不可能有這種資源,至今也沒有看到有真憑實據,或有權威當局指有外國人出錢,促成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遊行及示威,這種財氣大概只有香港特區政府和大陸政府才做得到。

再多講一點個人經歷,本人專門在6 月9日的中午趕返香港參與遊行,事前在銅鑼灣一間叫「湖南軒」的餐館吃飯,該食肆由大陸人開辦,當店裡的人知道我吃過飯,要參加遊行時,竟向我查問該到那裡領取1500元的遊行報酬費,我問她聽誰說的,她說很多人都這樣講,我就直接告訴他,這種自發遊行不會有報酬,而我捐出去的錢,也比這1500塊要多。我又對她說,如果有報酬費是真有此事,不妨請她帶我去領1500元的報酬吧,我會付她1499元,她也就尷尬的笑了。沒想到這種謠言,居然能夠在北大人的群裡堂而皇之的流傳,而又竟然有這麼多人相信真有其事。

說了這麼多,也不過只是想讓願意知道真相的北大朋友,知悉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箇中的原因和真相。當然不少屬於我個人的經歷,是對是錯,歷史自有公論。至於對那些不願意知道香港、討厭談論香港的朋友,非常抱歉,請點擊看其他文章好了。如果我的做法引起眾人的不滿,在下也一併道歉了!

 

**文章純屬個人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


竇文殊

 

上文提到香港人反對所謂「送中條例」的根本,是對大陸司法制度投下不信任票。

而多名香港官員在修訂所謂「送中條例」的表現,更是讓香港人憤怒,令事件火上加油。例如:代表政府向立法會提出該法例修改的保安局長李家超,先是在立法會上完全迴避議員提出的問題,在最後一天諮詢時,公開說大陸的司法獨立在全世界中表現不俗。其實誰都知道,中央早已公開表明反對司法獨立,而且提出要向「司法獨立亮劍」,而李家超卻以司法獨立排名世界前列,作為為大陸司法辯護的主要論據,這不就是在幫倒忙嗎?有這樣的「公關」,焉能不引起眾怒?教人如何相信香港特區政府?

再看特首林鄭月娥。 在6月9日的「反送中」遊行,隊伍先從維多利亞公園出發,香港警方被批評刻意「壓縮」遊行路線,令數十萬等候出發的遊行人士,在攝氏三十二度高溫及在毒辣太陽下暴曬最少兩個多小時,(我在維多利亞公園現場見證)現場不斷有人中暑倒下;但與此同時,特首林鄭月娥卻在冷氣足足的「大殿」中,與北京派來的「欽差」們,出席一個向故宮贈送檀木的儀式。

遊行尚未完全結束,林鄭月娥已迫不及待地重申,不會改變把所謂「送中條例」直上大會二讀的做法,意思就是會繼續強行要立法會通過,這份政府聲明,根本是對參與遊行的數百萬人作公開挑釁,明顯進一步地激怒香港人,果然當晚凌晨,部分示威者隨即在立法會外爆發警民衝突!

當年50萬人參加反23條立法時,前特首董建華擔心出事,在辦公室坐了足足好幾個小時,以作好應變準備。相比下,林鄭的表現等於是在公開地告訴香港人,我根本不在乎你們想什麼、幹什麼,一副你能把我怎麼樣的態度。有如此只看北京眼色行事、不顧市民觀感的政府官員,你能指望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不憤怒嗎?

**文章純屬個人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


竇文殊

 

香港最近事情多,作為一個已在香港生活過好幾年的人,畢竟有義務說幾句。

上次提到香港享有的自由保障、司法獨立下的法治,是香港經濟發展及市民得以不斷提高生活質量的屏障,也是不少外國投資者願意將在遠東的總部設於香港的一個重要原因。

雖然香港資源少,市民住房非常緊張,但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和基本權利保障方面的水平仍算不錯。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有次吃魚時魚骨卡住喉嚨(本人屬貓,好吃魚),很難受,由於事發於星期六晚上,鄰近私家診所早就關門,唯有跑到離家不遠的公立醫院,等候三個小時後,醫生替我照過X光後安排入住病房,當晚從住院醫生到主管醫生,先後三人前來診斷,翌日被推進手術室,醫生最終以內窺鏡將魚骨從喉嚨深處夾出來。出院時到收費處一看賬單,120港幣(大約15美元),當然在賬單上註明:如非香港居民,應繳費用為6000港幣(大約750美元),足見香港窮人醫療是很便宜,即使沒有看私家醫生那麼快捷、舒適,但最少保障了基層接受基本醫治的權利。

談過香港其實有不少人和事情,都值得我們去尊重。話鋒一轉,談談今次處於漩渦中心的修改逃犯條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及香港政府主要官員在修例事件中的表現。

被香港市民稱為所謂「送中條例」,其實是指由香港特區政府提交、早前在立法會審議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也有人將其簡稱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港府聲稱今次修改相關法例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提供法律基礎,方便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今後根據中國大陸、澳門和台灣等司法管轄區提出的要求,向對方移交犯罪嫌疑人和進行法律協助。

個人認為,討論修改引渡條例本身問題不大,但我與眾多香港人一樣對於事件的處理手法抱有懷疑,主要擔心以下數方面: 香港的引渡條例的修訂,並沒有給予立法會及公眾足夠的討論時間及空間,就強行提上立法會三讀。而香港特區政府處理的過程中態度極為傲慢,令人不禁質疑有強硬推行的意圖。另外,政府今年二月才正式提出修例,隨後僅僅給予二十天時間供公眾參與討論,遠少於其他議案正常有最少三個月的諮詢期,政府無法就此作出合理的解釋。試問一條影響深遠及廣泛的條例修訂,僅僅只有二十天的公眾討論時間便要匆匆上馬,怎麼可能足夠?如何令人接受及服眾?

雖然西方多個民主國家都與中國有簽訂引渡條約,但香港與大陸間簽署的引渡法案,與法國與中國簽署的引渡法案性質不一樣,絕不能相提並論。法國與中國是國與國之間,兩者均屬於各自獨立的主權國,有各自的制度,故巴黎對北京擁有一定抗衡力。相反,香港只是中國國內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城市,屬於中國,兩者存在從屬關係,尤其是,當在引渡上手握決定權的香港特首,同樣是北京任命,情況更顯複雜。因此,香港當局是否擁有足夠的能力,向來自北京的壓力說不?這才是大家最大的擔憂。

當政府倉促推動修訂引渡條例的背後,也就不得不提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有關爭議於2002至2003年間發生,曾引發香港50萬人上街遊行示威抗議,最終令三位建制派議員倒戈,政府料有關立法欠足夠票數通過,被迫撤回,事件才得以落幕。香港人當時認為,所謂廿三條立法是為政治迫害敞開大門,衝擊著香港言論、結社等自由的底線,如今中央又通過各種途徑,要求香港重啓立法,大家普遍會認為強推引渡條約修改的背後,就是要讓廿三條立法重臨,影響甚至比廿三條更嚴重。

更重要的是,香港人反對所謂「送中條例」的根本,是對大陸司法制度投下不信任票。他們明白,大陸法官由黨的政法委管理,而政法委的書記只聽黨書記,一旦得罪了政府或官員,在大陸要把人定罪並不困難,因此估計不信任大陸司法制度者,並不限於身處香港的中國人。假如政府允許一個中立的研究機構在大陸人中間做一個公正的調查,恐怕人數也不在少數。不過話又說回來,大陸的司法又真的有想像中可怕嗎?

 

**文章純屬個人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

 


竇文殊

 

香港最近事情多,作為一個已在香港生活過好幾年的人,畢竟有義務說幾句。

先作利益申報,我本人的生活和工作圈子都不是以廣東話為主,提出的觀點不代表香港人,也要事先聲明,包括我不會回應對香港和和香港市民作出的謾罵式言論、會把事實與觀點分開表述,而且我不否認有自己的立場。

我們先從香港的基本事實說起,一名叫「羅新」的網民早前發過帖,裡面提到香港在一些重要方面的世界排名:治安指數全球第六;人均壽命全球第一;連續24年成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第三,僅次於倫敦和紐約;基礎建設競爭力全球第一;航空貨運量全球第一;三間大學躋身世界前50位……

「羅新」的文章中也提及一些香港人對大陸人血濃於水的歷史事實,每次國難當前,香港人都會義無反顧、挺身而出。例如二戰爆發後,香港兩個小商販發起義賣活動,將全天總收入撥捐予抗日隊伍,有關的義舉迅速席捲全港,從老人家、小學生、家庭婦女,到工廠、商店、酒店、運輸,全民加入行動,僅這些義賣活動,當年就募捐了幾百萬元,現在看起來就是一筆不菲的善款。後來,這種募款的方式也陸續傳播到其他海外華人聚居的國家,故香港為了中國抗戰作出過巨大貢獻,香港功不可抹。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不少廣東一帶的災民為生存,不惜冒險偷渡至香港,最高峰時一天數千人也是等閒事,當年香港從市民到社會團體,都敞開懷抱,向同胞伸出援手,為他們提供各種生活用品,不惜一切掩護他們進入香港。當時,香港《明報》創辦人金庸曾發表社評,寫道:「最寶貴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鼓勵要協助內地同胞。

記得1998年,中國各地爆發特大洪災,損失慘重,香港政府也第一時間撥款賑災,演藝明星、香港市民紛紛響應加入行動。那一次,香港總共籌得6.8億元,善款額全球第一。2008年發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香港當年捐出100億港元,而往後的十年,香港又援建了近200個重建項目。

多年來,香港人為內地做的公益事業多不勝數。娛樂大亨邵逸夫,畢生捐往內地的各項款項總額超過100億港元。全國各地不少高校均設有「逸夫樓」,彰顯他對教育及科學研究的貢獻;影視藝人古天樂,用掙來的錢在內地捐了100間希望小學,由於其善行,古天樂被人稱「古校長」;香港市民黃福榮同樣熱心公益,長年做義工。2010年青海玉樹地震中,黃福榮兩次進入廢墟搶救孩子和老師,不幸獻出寶貴生命等。以本人為例子,在認識的人當中,年逾70歲、仍堅持在大陸興建希望小學的香港人絕對不止一人。「羅新」所指的有關經濟、衛生、教育、治安、人均壽命等的排名,大致與我的認知相符,至於有關香港人對大陸人的同情和支持,也曾被報章和書籍刊載過,最少至今,我未看到不符合事實的描述。

關於香港與內地的比較方面,不錯,香港是一個缺乏資源的城市,人才也遠不及內地的多。假如同文同種人群的智商是正常分布的話,大陸的人才數量遠比香港多,考慮到科學研究和經濟發展的集群效應和規模效應,與大陸相比,香港的條件更是無法相提並論。與此同時,由於歷史和政策原因,香港也的確存在不少問題:包括貧富懸殊比中國大陸要大;經濟對房地產的依賴過高;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人要實現住房十分困難;香港許多專業人士缺乏創造性,傾向墨守成規等。 上述諸多原因,與大陸經濟過去四十年的快速相比,香港的相對分量下降是可以預期、也是可以理解。

但無可否認,這個華洋集處的彈丸之地,儘管帶著種種問題,我們不容否定香港過去一百多年,包括近四十年的發展,尤其是它對中國發展的貢獻,和對亞洲金融業的貢獻,遠高於其應該有的份額。不少人認為,依賴中國發展,才造就了香港發展,這點只說對了一部分;但少數強調這點的人,卻刻意迴避為何一個小小、寄生的「依託體」能夠做出高出其應有份額的貢獻,而強大的「被依託體」卻長期得不到發展,只能要靠人家(香港和外國人)的「依託」來發展,不僅如此,還要以居高臨下的態度來嘲笑香港,這種思維方式和辯論方式,不禁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個人認為,香港享有的自由保障、司法獨立下的法治,是香港經濟發展及市民得以不斷提高生活質量的屏障,也是不少外國投資者願意將在遠東的總部放在香港的一個重要原因。香港的自由,不光是政治言論和出版自由,還有貨幣自由兌換、對外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建立企業的自由等,基本上政府極少會不合理干涉企業經營的空間,這樣的制度雖然也會給投機者提供鑽空子的機會,但更重要的是它為真正的創業者和正當經營者,一定程度上減省制度性成本,促進香港經濟的活力。香港的法治,例如堅持無罪推定原則,有完全獨立於行政權力的法院和法官,還有專業、不受政府支配的專業律師隊伍,令外國投資者放心將總部設在香港,而他們在與中國有關企業簽訂合同時,普遍堅持將法律適用地和仲裁地點選擇在香港。

 

**文章純屬個人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這幾天,「冼玉翎」這個名字突然成為香港網絡熱詞。

6月14日,香港各家媒體都出現了同樣一則來自紅十字會的消息,說64歲的冼玉翎女士尋找失散63年的骨肉親人。

5天之後,19日那天,冼玉翎就跟她的同胞兄姐團聚了。

 

 

63年前,冼玉翎的生身父母因為無力撫養,將8個月大的她送給了沒能生養的冼家夫婦。

冼玉翎7、8歲時,在家裡意外發現了一個女孩的防疫注射記錄卡,那女孩跟她同年同月同日生,姓名卻是「陳美莊」,父母是「陳喜成」及「姚碧若」。聰明的她猜到自己可能就是「陳喜成」及「姚碧若」的親生女兒「陳美莊」,冼家父母可能是養父母。香港媒體報道說,她覺得生娘不及養娘大,所以不敢追問冼家父母,怕她們傷心,也怕他們一生氣就拋棄她。

小小年紀,她竟知道「生娘不及養娘大」這個道理?程老漢猜測,也許她的養父母一直都「不經意」地向她灌輸這種思想,也許這只是她長大成人之後的想法,被媒體移花接木寫到她7、8歲去了。

中國的養父母,領養了孩子之後,通常都會想方設法切斷孩子與其生身父母的聯繫,辦法之一就是遠離那孩子生身父母及其兄弟姐妹。冼家夫婦就是這麼做的,他們搬家,雖然仍然在香港,但沒有給陳家留下任何聯繫線索。

就這樣,同城異地,骨肉分離63年。

大約20年前,冼玉翎40多歲,養母突然問她,知道不知道你是我的養女啊?她不再隱瞞,承認早已知道。但她一直拖到今年1月,才去找紅十字會幫助尋親。這才有了冼玉翎尋親以及骨肉團聚的故事。

冼玉翎說:「感謝生父母生下我,帶我來這個世界,讓我有了不同的豐富人生。亦感謝養父母的養育之恩,相信他們在天國知道,也會安息、開心。」

她的生父母和養父母都已作古。

冼玉翎的尋親線索裡,最重要的是有她生父母的姓名,她的五哥就是因為看到新聞裡自己父母的姓名而知道這是失散63年親妹妹發出的信息。冼玉翎說,她到現在都不明白爲什麽自己那麼幼小就離開了父母怎麼就能記住他們的名字呢?

因為血濃於水。

骨肉團聚之際,冼玉翎的兄姐都說,失散60多年的妹妹長得很像已經去世的母親。古話說「相隨心轉」,人的長相與生長的環境密切相關,這就是老夫老妻常常有夫妻相的原因。而冼玉翎離開生身父母63年,居然不受養父母的影響,頑固地像著自己的生母。這又是爲什麽呢?

還是只能解釋為,血濃於水。

端的是:養育之恩大過天,骨肉親情割不斷。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鳳凰衛視年輕的高級記者黃芷淵常針對香港社會問題寫調研文章,今年1月初,她寫了香港的醫療制度,開篇一句話給程老漢留下很深印象:「近日,筆者一個朋友因年邁的外公發高燒在家差點暈倒而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未料在急症室等了整整九個小時,見完醫生等安排住院又輪候了三個多小時。」

從入院到入住病房,足足12小時。

慘吧?還有更慘的呢!

一個朋友的外公(也是外公!),90多歲,老資格的心臟病人,某天晚飯後心跳快且不規律而到公立醫院急診室求診,等了3小時做了抽血和拍片,診斷為肺炎,需要住院,但醫院說沒病房,老人就在「急診室留觀病床」過了一夜。那地方,醫生、護士、其他「留觀」病人及其護工在病床周圍來來去去,混亂嘈雜,老人一夜沒睡好。第2天,病人的兒孫們一時「協調」不到床位,又在「留觀病床」躺了一夜,上半夜睡不著,下半夜實在太累了勉強睡著。直到第3天中午12點才入住病房。

從入院到入住病房,整整40小時。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內地的一個三線城市。

香港的那位外公等了12小時才入住病房,是因為香港的病房真的很緊張。2019年元旦日,公立醫院內科病床佔用率達109%,而伊利沙伯醫院高達120%——每間醫院都要加病床。

但是,內地那位外公等了40小時入住的那個病房是一間6人病房,卻只住了這位外公和另外一個病人,其它4個病床空著。外公的兒孫們後來繼續「協調」,第4天又換到一間兩人病房,只有外公一個人住著。

是不是令人匪夷所思?

內地那位外公,勝在兒孫滿堂。若換了香港那位外公身處內地那座三線城市,卻沒有那麼多兒孫去「協調」病房,不知道要在「急診室留觀病床」住多少天呢,最後走不走得出這醫院都是個問題。內地外公的兒孫們說,「急診室留觀病床」對90多歲老人來說簡直是地獄,小病都要折騰成大病。

跟內地比起來,香港簡直是天堂。

內地的醫療保險用於公立醫院,而香港的醫療保險用於私立醫院,香港公立醫院不用醫療保險。

有一位英文名Gracy的女士在網上寫文章,講她6、7歲的兒子因輕度肺炎發高燒而入住香港的公立醫院,「結帳時發現只要150元港幣,還以為弄錯,後來才知道,公立醫院兒童住院費用是每日50元,成人是每日100元,我們住了3晚4天,150元費用已經包括了醫生費、治療費、藥費和餐費等所有費用,真的是非常便宜,這樣的醫療制度真的是香港人最大的福祉吧。」

香港真的是天堂。


六大機構結盟 全力培育人才

促進向上流動 推動香港向前

 

香港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

 

近年,愈來愈多香港企業摒棄各自為政,放下門戶之見,攜手協作,秉持社會企業責任的精神,以香港整體發展為依歸的大方針,通過與教育及培訓機構合作,為特定行業或專業開發課程,積極促進職專教育,為香港培育人才,應付未來的人力要求,推動香港向前邁進。

這是重大但低調的「靜默革命」和企業文化改變,令我這個二十多年來長期在勞工和人力政策、教育培訓、青年發展,促進社會向上流動,以及扶貧助弱範疇工作的官員深受感動。

上月(5月21日),我出席由六間企業學院(中電學院、香港建造學院、港鐵學院、生產力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和中華煤氣工程學院)聯合組成「企業技術學院網絡」(Corporate Tech Academy Network,下稱CTAN)舉辦的「職業專才-光明前程之路」活動,為青年人提供職專教育和STEM教育的資訊。

CTAN凝聚了業界多方的力量,利用網絡平台產生協同效應,同時肯定職專教育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CTAN在去年(2018年)學院畢業人數(非短期課程)已超過五千人。

我感謝CTAN企業成員組成「大聯盟」,具策略及前瞻性為本港建立職業人才庫,讓這輛「人才戰車」長驅直進。政府會繼續積極與社會各界共同推廣職專教育。我冀望未來有更多企業加入CTAN,履行社會責任,以壯大「人才戰車」的戰鬥力。

CTAN開辦的課程多元,配合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以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開辦的「航空營運文憑」為例,為有志投身航空業的青年提供理論與實踐並重的課程和就業配對,讓學員「賺住學 學住做」,獲取認可學歷和專業技術,成就「航空夢」。

航空業對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香港是國際航空樞紐,我們的機場更是長期名列世界三甲之內。機場三跑道系統預計於2024年底落成,在三跑道系統全面啓用後,可提供約12萬個直接職位和近16萬個間接或連帶職位(當中包括與航空業相關及非相關的職位),較現時在機場工作的73 000名員工大幅增加。

在上星期(5月31日),香港機場管理局與勞工處第八度合作舉辦「香港國際機場2019職業博覽會」,有超過40家機場同業公司提供逾4 000個職位空缺。

此外,港鐵在本港、內地和澳門營運鐵路系統外,在海外積極參與營運及管理,包括澳洲墨爾本都市鐵路、瑞典斯德哥爾摩地鐵等。同時,港鐵獲得英國倫敦Crossrail(伊利莎伯線)的列車服務專營權及營運英國西南部鐵路。

為培養鐵路與運輸人才,港鐵學院開辦的「鐵路工程高等文憑」、「運輸營運及管理高等文憑」、「運輸學文憑」三個課程,為本地學生提供有系統和獲認證的課程。港鐵學院自2016年成立至今,已培育超過2 300名學員。

此外,香港建造業持續興旺。政府預計未來十年在基建的總投資將超過一萬億元。本港在建造業的人力需求殷切,正在積極加強建造業人才培訓。

與建造工程息息相關的四間企業學院(中電學院、香港建造學院、生產力學院和中華煤氣工程學院)持續開辦涵蓋不同程度的多元課程,配合香港未來發展。

一直以來,政府致力為中學畢業生提供一個靈活、多元及多階進出的升學途徑,發揮潛能,盡展所長。我想指出,大學不是唯一的升學途徑,更不是成功的唯一指標。政府透過職專教育為抱有不同理想和能力的青年人提供多元升學階梯。職專教育涵蓋不同程度的課程,包括學士學位、副學位、文憑等。

值得留意的是,大部分學生和家長以大學學位課程為首選,而往往忽略職專教育提供有前景就業機會的重要性。這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職專教育不大了解,或坊間對職專教育的錯誤觀感。我相信大家在了解更多有關職專教育課程和資歷架構的關係,就會明白「工字實有出頭天」。

事實上,職專教育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舉例說,同學在完成基本培訓課程後考獲技工資格,只要達到入學要求便可繼續修讀高級文憑或專業文憑,及後也可升讀以專業/職業為本的學士學位課程(例如工學士課程),獲取相關專業資格(例如工程師)。

職專教育著重理論與實踐並重,「邊學邊做」讓同學累積相關工作經驗,晉升前景和薪酬待遇甚至比大學畢業生更優厚。

我藉著這篇網誌讓學生、家長明白,無論放榜成績如何,青年人的出路是多元,前程是美好的。同學面對決擇時,難免花多眼亂,我建議大家利用放榜前這段時間,重新檢視自己的升學或就業計劃,早作準備,依從個人興趣和能力選擇出路。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香港終審法院裁定,同性戀配偶可獲得公務員異性配偶同等福利,以及合併報稅權利。

在新西蘭與同性伴侶註冊結婚的香港入境處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2015年12月提出司法覆核,爭取其同性戀配偶享有香港公務員配偶所享有的醫療、牙科保健等福利,以及兩人與香港其他婚姻配偶一樣的合併報稅、評稅和享受相關稅務優惠的權利。

 

 

官司打了3年半,終審法院於6月6日裁定梁鎮罡勝訴。

真是機緣巧合,這一天是2019年端午節的前一天。

時光倒回20年,1999年的端午節是當年的6月18日。那年整個6月份,香港的同性戀組織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其中一項是,發起請願要求港府把端午節定為「同志日」。

香港本地電視的老大無綫電視也來湊熱鬧,翡翠台在黃金時段節目中,邀請同性戀組織人員亮相討論:「你是否贊成端午節定為同志日」。當時現場及家庭觀眾多表反對,反對與贊成的比例約為8比2,但台上嘉賓及許多觀眾又都一致贊成香港需要有同性戀節日。

一年365日,哪一天不行,非要拿端午節來玩呢?

 

 

原因有三:

一是他們認為屈大爺屈原就是個「同志」,他跟楚懷王「搞基」。

二是6月份剛好是起源於石牆事件的同性戀「驕傲月」。1969年6月27日,紐約石牆旅館外格林威治村的一個酒吧遭到員警臨檢,同性戀者第一次奮起反抗,拒絕警方的逮捕,由此引發了大規模的群體行為。石牆事件因此被認為是美國乃至全世界現代同性戀權利運動的起點,後來同性戀運動將每年6月定為同性戀「驕傲月」。

三是端午節當時已經是香港公眾假期,香港的同性戀組織想把這個現成的公眾假期塗抹上同性戀的色彩。

 

 

雖然特區政府最終並未接納他們的這個請求,但從那以後至今的20年裡,每年一到端午節,人們就會想到同性戀,就會提起1999年香港同性戀運動的那些事。
這也算是另一種方式的成功對吧?


程鶴麟  資深電視人

 

香港有個法國攝影師Jacquet-Lagrèze據報「鍾愛繁體字」,「並拍攝成系列作品『城市詩意』」,將於近期在香港舉辦展覽。

一個外國人,強調「鍾愛」漢字中的「繁體字」,他漢字的造詣看來很深了。

有關報道附有視頻,觀後才知他的漢字只是「粗通」而已,處在小學低幼年級的「識字」階段。

視頻中,Jacquet-Lagrèze 說:「繁體字(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是其中一種仍然被採用的歷史語言。我們很幸運能夠在這個超現代的城市中,被這種古老的字體所包圍。」

這就很外行了。「仍然被採用的歷史語言」並不是「繁體字(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而是「漢字(Chinese characters)」。

漢字總量大約9萬字,被簡化的僅2274字,這2274字全都保存了漢字的原貌,並無本質上的變異。漢字簡化大致遵循如下三原則:一是簡化偏旁。例如,「請」、「語」、「計」等字,將偏旁[訁]簡化成[讠]。被簡化的偏旁共14個,每個偏旁之下通常拖掛著幾十甚至幾百個同偏旁的字,14個簡化偏旁就意味著一千多個簡化字是這麼來的。二是合併。例如稻穀的「穀」和山谷的「谷」被合併成「谷」,後面的「後」和王后的「后」被合併成「后」,且不論這合併是否合理,從字形來講,完整保存了其中一個漢字的原貌。三是將民間流傳的簡寫、草書書法裡的簡寫定型之後合法化。前述「簡化偏旁」的依據就來自民間和草書書法。程老漢手上有《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影印本,該書就已出現大量簡化字,「鳯姐」被簡化為「凤姐」等等。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其中一頁。

 

上述視頻裡有個鏡頭,Jacquet-Lagrèze在街頭拍攝「秀和欄」3個字,「欄」是繁體字,但是「秀和」是繁體字耶?簡化字耶?

 

Jacquet-Lagrèze在街頭拍攝馬賽克「秀和欄」字樣,作品靈感來自油麻地果欄。

 

英文裡,繁體字被譯作「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而簡化字是被譯作「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traditional」的意思是「傳統的」。對於Jacquet-Lagrèze這樣的初學漢字的外國人來說,既然繁體字是傳統的,那麼想當然簡化字就是非傳統的了。

若把簡化字譯作「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那麼繁體字就應該譯作「complex Chinese character(s)」。「complex」 是 「simplified」(簡化的)的反義詞,用「complex」形容某種漢字,比較單純地表示這種漢字筆劃很多,沒有歧義。

最後程老漢想說,Jacquet-Lagrèze鍾愛漢字,這是個很好很健康的愛好。

 

(編按:漢字歷史悠久,盛載深厚中華文化,有學者認為六書中象形、指事、會意和形聲四類才算真正的漢字基本結構法則,然而簡體字卻硬生生拆開字體,甚至加上拉丁拼音,失去部分象形、指事、會意的意義而受批評。)

 

(編按:簡化字總表於上世紀60年代左右正式公布,當年主要由於中國文盲眾多,為解決學習困難問題而設,但被認為嚴重破壞漢字本身結構。時移勢易,有輿論認為簡化字早該走入歷史,內地早前一項調查顯示,近六成人較喜歡繁體字。)